科学问题后面往往是贸易和国家利益之争。正当生物技术和动植物遗传改良工程方兴未艾的时候，几项试验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有关基因改良体的大辩论。而对于基因改良体，我们的对策是不是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呢？正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的两院院士石元春发出紧急呼吁：

“这个问题太紧迫、太重要了！下午李岚清副总理来参加政协座谈会，我真得好好地说一说。”3月8日上午10点半，记者如约在友谊宾馆刚跟石元春委员照面，就听他又一次强调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它的背后，说穿了牵扯到的就是国家利益，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向国家领导人反映真实的情况。”

这位曾经担任过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的政协委员所关注的“这个问题”，是基因改良体（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即GMO）和生物工程产业的国际最新动向，以及我国相应的战略战术调整问题。

科学问题后面是贸易和国家利益之争

石元春告诉记者，正当生物技术和动植物遗传改良工程如日东升、方兴未艾的时候，1998年秋，英国的A．Pusztai教授发表了用转基因土豆喂大鼠发现生长异常的报告。随后，绿色和平组织在唐宁街10号门外抛堆转基因土豆，紧接着又发生了3块转基因作物试验地被毁事件。次年5月，英皇家学会组织了权威专家对该试验进行审查时，发现设计上有6处严重缺陷，否定了该试验结果。可正在这个时候，美国又报道了斑蝶因吃了转Bt基因玉米花粉而44%致死的试验结果———该试验后来也被权威机构所否定。尽管如此，仍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年之久的GMO大辩论。

“毫无疑问，基因改良（GM）技术对解决世界粮食短缺、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力，这是一致公认的。”石元春介绍说，反对者认为，GM食物可能对人体有毒、引起过敏反应、损害免疫系统、基因飘移可能造成环节污染以及未知的伤害因素；支持方则认为，转入的基因不可能被人体接受，毒性和过敏是可以被监测的，上市前的严格检验和审批制度，以及食品安全法规法律等均能防御其对人体的伤害。“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主要的并不是这些科学问题，而是贸易和企业利益问题。”

事实上，从1999年开始的GM寒冬，在2001年已开始转暖，现在正可谓是乍暖还寒季节，相信一个新的GM浪潮将要来临。因为GM的科学本质没有变，GM技术对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巨大意义没有变，现代技术与经贸的紧密关联没有变，新兴科技发展势不可失的规律没有变。

不能给自己戴上“紧箍咒”

“GM风波之初，我国一些专家就曾多次向有关业务部门提出：GM之争，主要的还不在于科学，而是贸易和国家利益之争，还涉及到公众的接受能力和心理问题。我国应当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把生物工程研究和产业突上去一大步。可惜啊———”石元春叹了一口气，说道：我们采取的却是“保守疗法”对策，丧失了一次发展的好时机。

石元春认为，我们还有一种忌谈或慎谈GM的心理，殊不知反而身受投鼠忌器之害，因小而失大。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的饲料蛋白，主要靠进口美国等的转基因大豆生产。我国在GM低潮氛围和心态下出台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也势必需要根据新的形势作必要的调整，否则有的条款将成为自己给自己戴上的“紧箍咒”。为此，石元春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改消极躲闪政策为积极出击政策。以863计划的“生物与现代农业技术领域”主题为依托，作好顶层设计和部署，以更大的强度推进GM的产业化，以产业化带动技术化。

第二，一定要作战略性的集中。宜主要集中于两个战略重点，即生物工程药物，特别是蛋白质药物和动物乳腺生物反应器技术，以及农业的养殖生物工程。

第三，建一个高效和强大的生物工程产业孵化器，这是人才和技术走向产品和市场的桥和船。

最后，石元春建议：加强对GMO安全性的审批监管；加强对公众作GM的科学普及，消除畏惧心理；加强对负责领导和管理这方面工作的官员的专门培训；另外，还应当有长远些和开阔些的安排，特别是对我国基因资源的保护、挖掘和开发，应当予以特别的重视。

摘自[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