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投资30亿美元开展了一项生命科学的“阿波罗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科学家试图绘制出人类23条染色体上的30亿个碱基顺序的图谱，进而在此基础上了解人类全部基因的功能。如今，新闻媒体上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令人振奋的基因研究进展的报道。这种对于分子生物学进展的连篇累牍的报道，不得不让人们相信，DNA奥秘的破译将解决以后所有的问题，使人类成为基因的主人。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人的命运在出生时早已被决定，我们只是由基因制造的一台机器？对于关注这些问题的人，美国人格兰特·斯蒂恩著的《DNA和命运———人类行为的天性和教养》（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提供了一个思考的窗口。在该书中，科学作家斯蒂恩汇集最新的分子生物学和行为遗传学的研究成果，重新审视了遗传和环境对我们的决定作用，尤其是对我们行为的影响，对这些关系到全人类的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探讨。

无可否认，基因在人的生老病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人们发现了许多遗传疾病，像心脏病、肿瘤、糖尿病和动脉粥样硬化等都具有很大的遗传成分。斯蒂恩在书中也指出，甚至于我们某些精神特质，例如智力、人格、脾气、性取向、酗酒和成瘾行为也受到了基因的部分控制。但是，基因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一系列的研究表明，环境对人类命运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就拿脊柱裂这种疾病来说，一名正常妇女如果长期营养不良，缺乏叶酸，则很可能生出患脊柱裂的孩子。相反，即使脊柱裂在其家族中流行，孕妇如果在妊娠期补充维生素，生出健康孩子的可能性要更大。很显然，形成脊椎骨的细胞蕴含着两种发育可能，最后的命运依赖于在发育决定期是否能获得足够的叶酸。

基因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人们在认识这种复杂现象的过程中走过不少弯路。

1990年，一群研究者曾经宣称找到了一条多巴胺受体A1等位基因与酗酒密切相关。这引起了科学家的极大兴趣，因为这意味着控制这个基因将大大减少酒精对人类的危害。然而，几名科学家现在已经收回最初的声明，绝大多数科学家都相信最初的报告是错误的。

另一种引起更多争议、但没有经得住考验的观点是暴力同Y染色体的关系。人们曾经普遍认为，具额外Y染色体的“超雄”个体有暴力倾向。许多男性特征由Y染色体上的基因编码决定，将超额的男性特征同暴力联系起来并不难理解。新闻媒体甚至称Y染色体为“犯罪染色体”。然而，新近有证据揭示，“超雄”个体的智力低于常人，其伴随的暴力行为更像是智力低下的表现，而并非是假说的男性性征过度表达。即使是最受关注、研究也最为深刻的智商与遗传的关系，结论仍然是不确定的。一项曾具有广泛统计意义的数据显示：黑人和白人的智商相差15个点。难道这就是遗传决定智商的有力证据吗？斯蒂恩的分析指出，单单是两者间社会环境的不同就足以产生这些差异。如果给黑人与白人相同的教育，排除歧视，那么，智商的差异很可能不复存在。

围绕着基因和人类命运的主题有许多困惑，这些困惑非科学家们能避免，更非门外人士所能承担。研究数据不能改变，而对数据的解释却可以发生巨大的变化。应该如何面对这些问题，我赞同斯蒂恩的一种观点，即作为科学家必须极端谨慎地从已有的数据中进行推导或总结，当理论面向大众时应该尤为谨慎，因为大众不知道数据与事实之间的区别。科学家应该向同时代的人解释科学已经进入了什么阶段，获得了哪些新的东西。对于基因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人类命运的认识，将改变我们对自身的认识，改变我们的养育、教育、治疗和人类许多事业的方方面面。所有的疾病都被说成是基因病，那么，疾病与环境无关了吗？为了获得资助或者为了引人注目而夸下海口，使人们相信所有的问题在明天都可以解决，并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人类基因组计划成功地植根于公众，使人们普遍感觉到DNA判决了命运，人类的未来不可磨灭地刻写在基因之中。发展了近一个世纪的心理学则遭遇了新的挑战，因为大家认为人类的行为是人固有的一部分，人类行为的调节毫无希望。然而，行为遗传学家的数据没有显示基因是只会命令的“暴君”，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轻推慢搡是它的主要工作风范。它在多数情况下力量微弱，即使有时强烈，也只是在一些负面的行为中，例如酗酒、人格障碍。我们对它的认识将帮助我们对它进行改造。

诺贝尔奖得主杜伯克说：“人类的DNA序列是人类的真谛。”过去20年的研究迫使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承认，基因不仅影响人类的身体特性，诸如毛发的颜色、癌症的倾向等，而且影响我们的人格、癖习和弱点。在或好或坏的消息中，我们知道了基因对人类有广泛影响，基因大致有着“多管闲事”的禀性，但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它的力量并非像我们想像的那样强，还没有发现哪一种行为由基因独裁。

重温哲人雅克·莫诺的警示是有必要的：“在宇宙冷冰冰的无限空间中，任何地方都没有规定出人类的命运和义务。王国在上，地狱在下，人类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应韶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