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科技的生态学转向

　　

 科学知识被认为是最客观的知识。现代文明是受科学指导的，是运用科技谋求发展的。但现代文明正呈现出一种严重的悖谬：人们遵循着“最客观的知识”行动，却犯下了空前违背客观规律的错误，即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环境污染、森林锐减、土地沙漠化、臭氧层出现漏洞、全球气温上升、物种灭绝，等等。在面对生态危机的同时，我们还面对着核战争的潜在危险，一旦爆发核战争又会立即加剧生态破坏。为什么？原因是多方面的，现代科技本身的方法论错误和方向性错误就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最深刻原因之一。现代科技是有片面性和缺陷的，它没有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现代文明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科技发展的困境。为走出现代文明的困境，科技必须有一次生态学转向。

    现代科技具有如下特征：

    1、设定机械论世界观

    现代科技的思维方式是主客二分的，它把非人的一切都看作机械性的对象（objects），看不到自然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有机联系，看不到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

    2、还原论的方法论

    现代科学认为只要认识了构成事物的基本单元，就彻底认识了事物，例如认识了原子、电子、质子、中子、场等，就从根本上认识了世界；认识了基因就认识了生命，等等。

    3、重分析，轻综合

    现代科学过分重视对特定对象的分析、“解剖”，但不重视事物与其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与还原论的方法论原则有关。

    现代科技的基本发展方向是无限追求控制力和征服力，力图达到对自然环境的随心所欲的控制。即征服性、扩张性。例如，20世纪的杀虫剂、现代医疗技术、现代水利技术（如建大坝的技术），核武器、生化武器等，都表现出强烈的征服性。

    以捕鲸技术为例，捕鲸业曾是利润丰厚的行业，在这一行业的发展过程中，鲸越捕越少，但市场需求仍在那儿，利润的诱惑仍在那儿。于是科技大显身手。提高了捕鲸技术后，产量“上去了”，利润也上去了，但鲸更少了，于是产量又会下降。科技再显身手，于是又提高了产量。这便是商业和科技对鲸的征服！商业和科技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鲸濒临绝种了，人类征服了这海中的庞然大物！20世纪50、60年代迅速发展的杀虫剂也是典型的征服性技术。使用杀虫剂就是人类对昆虫的化学战争。吃植物的昆虫能很好地适应化学战争。使用杀虫剂虽然能杀死“害虫”种群中的大多数，但总会有少数幸存者。这些幸存者会繁殖，把抗毒基因遗传给无数后代。经过5代遗传，一个新的“害虫”种群就可抵抗已使用过的杀虫剂，于是战争必须逐步升级，即迅速加大剂量或发明新的“化学武器”。我们试图征服自然，但自然反征服的力量要大得多（在此，须注意自然与自然物的区分，自然实际上是不可征服的，但我们可征服自然物，如鲸等特定物种）。

    扩张性、征服性科技使人类空前强大，但恰是人类的强大置人类于巨大的危险之中。正因为人类有了现代科技的武装，人类生存才面临空前的危险。当今威胁人类生存的两大危险就是核战争与生态崩溃。这两大危险皆与现代科技密切相关。

    分析性的科学可保证人们在特定领域、特定方面准确地操作，例如，按计划建起大坝，在造纸厂内部指导高效率的生产，但它不顾全局，不顾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不顾事物与其环境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扩张性、征服性科技在各个局部的准确操作（奠基于分析的准确性），导致了全球生态破坏的整体效应。

    现代科学宣称自己是最客观的，但它所能达到的客观性只是片面的客观性。一味追求征服性力量则是现代科技的方向性错误。科技必须有一次根本的转向，否则人类会在生态危机中越陷越深，直至走向毁灭。

    20世纪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为科技的根本转向准备了条件，如生态学、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复杂性理论等，都具有高度的综合性，都不同程度地坚持方法论整体主义，如，有学者认为，生态学的初始原则（the primordial principle）就是整体主义。生态学家则明确指出，传统科学方法是奠基于还原论的，即把系统归结为其构成部分，但生态学研究生物参与其中的相互作用网络（the web of interactions），所以，是奠基于整体主义的科学，其方法强调相互作用的整体性。这些学科不仅表现出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而且表现出与社会科学、哲学人文学的交叉渗透。生态学必须综合运用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地质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等知识。生态学家指出，有三大学科与生态学密切相关，它们是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环境科学和资源管理科学。其中环境科学已是相当综合性的了，它是生态学、化学、地质学甚至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综合。协同学也包含多种多样的学科，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些学科对于我们认识未来的走向具有重要的启示。

    现代生物学和生态学告诫我们：不要过分夸大了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差别，动物也有智能，能使用工具，它们有自己的语言，植物也有能动性，它们有感觉，能利用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人与其他生物都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人不在生态系统之上，也不在生态系统之外，而在生态系统之中。即，人永远都只是生活在自然之中的有限存在者，而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君王或超然于自然之外的神仙。人不是仅有的主体，非人自然物也具有主体性，不仅人具有内在价值，非人自然物也有内在价值；世界不是一架机器，世界万物是处于普遍的有机联系之中的，世界是生生不息的。

    既然这样，科学的任务就不应仅限于说明（explain）、预测（predict）现象，更重要的任务在于理解（understand）自然和自然物。理解的要点在于把自然和自然物当作主体，而不仅当作客体。即，理解不仅是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和控制，而且是主体间的交流。在此，“主体间”（intersubjects）不应仅理解为人与人之间，也包括人与自然物之间。理解自然的科学家不会再认为自己是外在或独立于世界的观察者和发现者，而会认为自己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在世之在”（being-in-the-world）。理解自然的科学家不仅参与人际交往，还参与人与自然物的交往。生态学研究正体现着这一特征。生态学家已明确认为，生态学是一门努力进行说明和理解的科学。通过理解，人才能发现自然物的价值（不是仅发现事实），正如在人间只有通过理解他人我们才能把他人当作目的而不仅当作工具。

    科学不能只专注于认识事物的构成成分，还必须注重研究事物与其环境的各种关系，例如，不是只研究生物机体的构成，还要研究生物与其他生物、物理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科学要理解尽可能大的系统，理解人在各种自然系统中的地位，理解人在各种系统中“应该”怎样行动。在现代科学的影响之下，人们认为道德关系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自然系统或自然物，人类不必怀有任何道德关怀，例如，在奔流湍急的大江上建大坝电站，我们只须考虑技术上可能不可能，经济上合算不合算，而不必考虑这会阻断许多鱼类的繁殖回路，不必考虑这应该不应该。如果我们能努力理解自然和自然物，就能发现它们的内在价值。这样，当我们的行动会严重影响生态系统时，我们就会问一声，应该不应该这样做？

    科学不能只重分析，不重综合。如何用综合的方法认识整体？系统论、协同学可提供重要的方法论启示。进入尽可能大的整体，应成为一条方法论原则。例如，我们不能只认识基本粒子、基因等，对人的认识也不能只局限于对社会的认识，还必须认识人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地球对太阳系的依赖，如此等等。

    在研究任何系统时，都不可忘记该系统还是更大系统的部分，例如，在研究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时，不可忘记，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正如在研究人体某系统（如消化系统）时不可忘记它是整个人体的一部分。如果能这样认识事物，我们就不会认为谋求经济的无限增长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相反，我们很容易理解，经济系统不能凌驾于生态系统之上，人类的经济活动不能只服从市场规律，还必须服从生态学规律。人类不能只一味顺从着贪欲，无限地谋求经济增长，人类还必须谋求与其他物种的共生共存。

    21世纪的科技必须实现一次生态学转向。科学的生态学转向就是由说明性、预测性的科学向理解性的科学的转向，由只重分析不重综合的科学向分析与综合并重的科学的转向，由还原论的科学向说明和理解整体的科学的转向。21世纪的技术必须由征服性、扩张性的技术转向调适性的技术，这就是技术的生态学转向。调适性技术不再受征服自然的野心的激励，但不必放弃对自然物的控制和改造。调适性技术的主要努力方向是调谐地球生态系统，使之保持动态平衡和生机，它应努力把对自然过程的干预限制在地球生态阈值之内。

    中医技术是典型的调适性技术。西医因注重分析、解剖和提炼纯度高的药品而在治疗许多疾病方面比中医有效。但中医有其高明的地方。中医不是征服性技术，而是调适性技术。中医讲究辩证施治，既重视人体整体性机理的协调，又注重人体与自然环境的协调。调适身体的内部机理是中医治疗的主要手段。未来的医学应在重视西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注意吸收中医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在控制病毒、病菌的同时，注意调适人体的内部机理以及人体与环境的关系。

    生态农业技术也是调适性技术，例如，不用杀虫剂，而利用生物圈内部不同物种之间的相生相克去限制“害虫”的生长繁殖。过分依赖化工的农业已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生态农业是未来农业的必由之路。

    生态学和生态技术应成为21世纪新科技的典范，新科技的主要作用就是调适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它将服务于人类的幸福生活，而不服务于人们的征服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