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阳，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后留校在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消化内科工作，1989年公派赴德国留学，获乌尔姆大学博士学位，接着在德国马普学会生化所分子生物学部做博士后研究，后任该部科研组长。1997年回国，1998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现任第二军医大学生物信号转导实验室主任、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综合二科主任和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副所长。200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做研究，就要有对科学的兴趣和激情。科学家做学问，没有休息没有节假日，天天呆在实验室，没有激情不可能有干劲，也不可能坐得住。还要有对科学的忠诚，敢于挑战既有信条，敢于创新，忠实于自己的科学发现。”王红阳院士平素一直低调，当记者希望她能谈谈自己从事的科学研究有什么意义时，她欣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997年，王红阳带着从德国争取的科研经费200万元和整整一集装箱的仪器设备，回国创办国际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她还筹建了临床综合治疗病区，形成国内、国外两个研究基地和基础、临床交叉结合的崭新发展模式。

　　“我做的基础研究，为的就是攻克肝癌这个绝症。肝癌是我国的高发恶性肿瘤，回国做研究是我唯一的选择。”王红阳说，“当时在国内的研究真是白手起家，1998年我获得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我获得的第一笔大的支持。”

　　“出国前我只是个临床医生，其实踏踏实实做个主治大夫也很好，但临床大夫诊断治疗的手段、使用的药物，都是源于基础研究的成果，没人去做艰苦的基础研究，肝癌治疗就没有办法再向前行。这不是理论上能说清楚的那种感情，我当时抢救过很多病人，但也亲眼看到许多肿瘤病人在巨大的痛苦中病逝，作为医生却无能为力。特别是面对那些倾其所有送病人来治病的患者家属，常常有愧对的感觉。”王红阳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

　　“我出国留学的推荐人，是裘法祖老师、吴孟超老师，他们是著名的外科医生，可他们也一直在强调，肿瘤的问题并不是开刀能够解决的，必须要靠基础研究，所以他们推荐了很多人到国外学习基础研究的新技术，为的还是治病救人。”

　　奉献着自己的时间、精力，舍弃和子女的天伦之乐，王红阳带领实验室人员，利用差异显示技术，从肝癌中克隆和鉴定多个新基因，在此基础上，开展生物学功能研究，获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研究成果，包括能用于肝癌早期诊断的新的分子标志物ＭＸＲ7(ＧＰＣ3)，还在肝癌中克隆鉴定了与抑癌基因ｐ53相互作用的癌基因Ｐ28—ＩＩ，初步阐述了这些基因在肝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近五年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相关论文40余篇。这些新基因序列已收入世界基因库，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王红阳的研究成果不仅对于认识细胞的生长、分化、增殖和癌变的分子机理有重要的生物学意义，而且对肿瘤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有重大的临床应用前景和经济开发价值。

　　“我们的研究目标，就是要弄清楚肝癌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规律，找到阻断病程的药靶，提出肝癌新的分子分型方法，以便能开展对不同基因型和不同病期患者的个性化治疗。肿瘤是最需要精确的分类分型给予个性化治疗的疾病，因为每个人的基因、遗传、发病诱因、发病阶段都不一样，而现在一视同仁的治疗，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正是因为目前在基因和分子水平的发病机理尚不清楚，制约了我们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王红阳说。

　　“肿瘤个性化的治疗已不遥远，应该在三五年内就有一些新的分型方法，可以对病人进行更贴合的治疗，比如通过分子分型等分析发现有的病人对某种化疗药根本不敏感，那就可以明确不用这类药物化疗，避免正常的细胞被杀死。”王红阳对未来的研究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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