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著名华裔学者饶毅在2002年诺贝尔奖颁发之后写出的他对国内科研环境的分析与评论） 　　

获得去年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的三位生物学家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用线虫研究发育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因为他们及其同事的工作使线虫成为现代生物学主要动物模式之一，目前世界上有几千位科学家用线虫做研究，美国中等以上大学普遍有一到数个线虫实验室，欧洲、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等也有。而我国内地众多的科研机构却没有这一研究模式。 　　

为什么中国缺乏有三十多年历史的线虫研究模式？ 线虫模式的缺乏在中国仅仅是一个特殊例子吗？不是。1995年有三位研究果蝇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世界上研究果蝇的人比研究线虫的人还多，而中国九十年代研究果蝇的人也极少，现在也不多。 　　

因为历史还不够长吗？线虫只有三十年历史，而果蝇研究在三十年代初就由摩尔根的学生李汝祺带到中国的燕京、清华和北大等校，以后谈家桢等也相继回国带到浙江大学和复旦等校。国际上，果蝇研究在七十年代又有大的进展，到八十年代也重新成为生物学界的“热门”。可是中国虽然有研究果蝇的，但迄今也非常少。 　　

因为线虫和果蝇是低等动物吗？也不是。高等动物里老鼠是一个主要模式，八十年代发展的基因剔除技术，是高等动物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它可以研究基础问题、做人类疾病模型，也可制造筛选药物的模型，所以也有应用价值。世界上已剔除了几千个基因，而中国内地刚开始，迄今没有论文报道全部在中国完成的基因剔除。 　　

因为华裔缺少做这些模式和技术的人才吗？不是。从中国内地到海外的华人中，有许多做这些模式和技术的。科罗拉多大学韩珉和薛定、哈佛医学院的袁钧英、加州大学金亦石等都是线虫领域受尊敬的科学家；果蝇领域有耶鲁大学许田、斯坦福大学骆利群、杜克大学林海凡、Stow－e rs研究所谢霆、洛克菲勒大学鹿炳伟等；基因剔除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邓初夏、普林斯顿大学钱卓、哈佛医学院李恩以及在其他机构的左坚、吴红、刘欣、黄佐石、陈宙峰等。可是回国后原来做这些热点领域的便转到其他项目了，有一两个做线虫的专家回国后现没有继续做线虫，回国后做果蝇的也少。 　　

中国在生命科学近年著名的快速加入国际热点领域的例子是基因组测序。我这里用这个例子做比较并不表明我觉得中国一定要做某个领域或模式，而一定不应该做某个领域。提出例子是用来分析中国科技决策过程的问题。 　　

比较中国较快进入和不进入的领域，它们主要差别在于中国固有的基础吗？不是，中国已有的果蝇研究基础起点强于基因组，因为中国决定基因组测序时并没有一个全时在国内的专家受过大规模基因组测序的全面训练，而研究果蝇的人虽然人少，但是有。 　　

因为中国选择费用低的项目吗？也不是。因为基因组测序耗资巨大，我所在的华盛顿大学拥有美国三大基因组中心之一，年耗资可达数亿美元。中国花在基因组测序的费用也超过数亿人民币，几个月的测序经费可以支持多个线虫或果蝇实验室多年的工作。所以费用显然不是选择测序而不选线虫和果蝇的关键因素。 　　
因为中国看中测序有特别的应用价值吗？还不是。因为西方由国家支持的测序中心都公开资料，所有人可以无偿用它们的结果。中国做了测序后也没有专利，所以用应用和专利也不能解释。结构生物学有较大的应用（药物设计）价值，而中国目前对此也不热心支持。鼠基因剔除的应用价值大，中国支持此项目也慢。 　　

是因为中国追踪科学“热点”吗？不完全是，线虫、果蝇，基因剔除和结构生物学在科学界是热点多年，比基因组开始早和持续时间长。 　　

所以，用科学技术内容和科技价值，不能解释中国如何选择科技方向和国家重点支持领域和项目。中国科学规模目前较小，不可能所有领域和模式都要支持，但是如何决策呢？以上具体例子支持了许多人平时的观点，即中国科技决策重大项目和方向，常不是由科学内容和发展规律所决定，而由非科技专家感兴趣的热点来决定。 　　

这里，我要说明，我本人相信中国有些科技决策是由科学内容和发展规律决定的。但是，确实有一些方向和项目不是这样决定的。以后我希望通过我掌握的一些事实分析埋藏在这种科学问题决策过程中的科学体制问题和科学文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