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11月4日表示，尽管人大的博士生水平很高，但由于是人大自己培养出来的，所以不能留校做教师。此举是为了让学生们出去“闯荡”，同时体现学术上的互相促进。(11月4日《新京报》)

 

应该看到，“近亲繁殖”在我国大学校园里还比较普遍。一项调查显示，在17所内地高校接受调查的987名教师中，有604人在最高学历毕业后，直接在母校任教，占所有教师的62%。而且越是知名度高的大学，其“近亲繁殖程度越是严重”。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关注大学“近亲繁殖”，为我国大学的创新机制的退化与创新能力的衰竭而忧心忡忡。

 

遏制大学“近亲繁殖”仅有像中国人民大学这样的“自我排斥”远远不够，需要教育主管部门的制度性干预。“自我排斥”只能说明大学已经认识到近亲繁殖的危害性，而不代表破解这一症结的办法已完全找到了。教育主管部门的制度性介入，不仅在于规范大学构建创新机制的内部环境，而且要用统一的制度约束和规范外部环境，为大学师资人才的流动提供更多的平台和激励措施。一是确定大学留校人员的比例，防止“近亲繁殖”。二是为大学间相互推荐研究生，相互推荐新教师，加快教师队伍的流动，建立资源共享的平台，开辟绿色通道。三是启动物质利益刺激机制，鼓励大学教师流动。

 

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着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基地、原始创新发源地、产业技术创新链的重要环节等作用，而“近亲繁殖”，只能使学术性、创新性、创造性走向平庸与粗俗。中国人民大学拒绝自己培养的学生留校当老师，虽只是遏制“近亲繁殖”的第一步，但仍具有破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