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科研造假难发觉 能在顶级杂志上发表？

　　

为什么科研造假难发觉 识别科学中的欺诈 

 来源:科学与发展网络 

　　大多数科学家是真诚的，但其中有一些人会进行科研造假，提出虚假观点以欺骗他们的同行或大众。他们可能会报告一个从没有做过的实验，描述根本不存在的病人，或者篡改数据以使研究结果更令人信服。2005年发表在《柳叶刀》（The  Lancet）上的一项研究中，挪威医师Jon  Sudb?捏造了多达900位参与临床试验的病人，并声称一般止痛药能帮助防治口腔癌。[1]  德国物理学家Jan  Hendrik  Sch?n在多篇论文中伪造数据，其中包括发表在顶级杂志《Nature》和《Science》上的15篇论文。最近，韩国科学家黄禹锡伪造数据并在《Science》上发表，他声称已经从人类胚胎中培养出成体干细胞。[2,  3]  在所有这三个例子里，随着骗局被揭露，相应的文章都被从刊发杂志上撤消。

 

　　媒体对科研造假进行报道以促进科学界对维护科研标准负责是非常重要的，科研项目的资金来源往往是公共资金。科学界不仅要迅速惩处科研造假，更要思考下面这些问题：为什么科研合作者对所发表的科研工作没有更多更完全的了解，以及怎样避免科研造假的发生。通过公开科研造假行为，媒体能帮助避免造假者对大众的欺骗，例如，避免病人因使用未经证实的药物而延误接受恰当的治疗，最近南非的一些艾滋病人身上正发生这样的事。[4]  何况，一旦造假者的虚假观点得到广泛传播产生先入为主的效果，媒体的声誉将岌岌可危。

 

　　为什么科研造假难以发觉？

 

　　通常，科学家们遵循一个公认的行动规范。他们从实验设计出发，尝试回答一个科学问题或者研制一个新产品。他们将试验的结果告知他们的同事并随后在科学期刊上刊出。高质量的学术期刊会要求独立专家们证实论文结论的正确性---这是一种被称为同行评议的过程。

 

　　有了同行评议的过程，意味着记者能够假设已出版论文是高质量并且值得报道的。这种假设往往就是事实。但是同行评议并不是为鉴别科研造假而专门设计的，同行评议者和记者一样会被设计周密的造假所欺骗。

 

　　评议者毕竟没有亲眼目睹试验过程，因此他们只能相信研究数据是真实的，并且也不一定能注意到数据被捏造或是经过修改。只有当其他科学家不能重复出试验结果时，科研造假才会被发现。并非行家的记者几乎没什么机会揭露这类的欺骗。

 

　　然而，有时候造假者实在太明显地藐视一般科学行为准则，以至于连充分知情的记者也能像科学家那样对他们提出质疑。例如，他们会完全忽视科学证据，仅仅依赖日常观察，甚至某篇已经出版的报道得出结论，在临床研究中，他们不能向监管机构注册详细的试验细节或者拒绝公布试验结果用做独立分析。

 

　　如何更好地发现科研造假？

 

　　下面的几个技巧能"武装"记者，使他们能更好地判断科学主张的质量和发现造假：

 

　　了解一个科研领域

 

　　记者们可以参加学术会议或者拜访科学院所会见感兴趣领域的科学家，找出他们的目标、方法和进展并了解他们对其他人工作的批评方式。

 

　　访问大学图书馆，或使用网络数据库例如PubMed找到关于某特殊话题或者某一作者的出版作品。这将为个体研究提供更多看问题的角度。尽管原始科研论文中有太多的专业术语和技术细节会让非专业人士理解困难，但是，阅读那些探究观点和假设的评述文章还是能较容易理解并能够帮助获得对某一研究领域进展比较全面的认识。

 

　　检测同行评议的质量

 

　　询问科学家,他们的主张是否出版在经过同行评议的杂志上。即使回答是肯定的也不要假设这就是论文质量的标志--不同的杂志有不同的标准和习惯，所以它们的同行评议也相应的有所不同。有可能的话了解被讨论杂志的质量是很重要的。要做到这点，可以直接向科学家咨询，或者跟大学图书馆员核实该杂志是否有好的声誉。高质量的杂志往往被更广泛地阅读和更多地被学术论文引用。记者可以尝试用网络搜寻引擎Google  Scholar（谷哥学术），这是一种免费的根据论文被引用次数来对搜索结果排序的办法，它可以指出该杂志在科学界的相对重要性。

 

　　如果你对杂志质量并不确定，那么你可以尝试找出该研究的局限性。这项研究是否因为处于初始阶段或者样本数量太少所以难以被高质量杂志接受？一个诚实的科学家会欣然承认他科研的不足之处和将来可待改进的地方--而一个不太谨慎的科学家则可能会夸大其科研成果的重要性和意义，并且不承认实验数据不足。

 

　　如果你发现一项研究被拒绝发表，那么要试着找出原因。这可能是一项真实的科研工作，但设计不好，或者什么地方做得还不够。此外，可能该研究结果只是被投到了一本不合适的杂志--比如，好的科学论文可能会因为研究的领域过于狭窄而被兴趣广泛的如《Nature》或《Science》这样的杂志拒绝。而且，作者可能会在投稿过程中拒绝重新设计或者扩展其研究，因为担心这样使他们的主张不再适用。

 

　　质疑数字

 

　　科研中涉及到的数字对于这种类型的研究来说是恰当并且充分的吗？比如，临床试验要经过三个认证阶段：从初期少数人参加的安全试验到为检测有效性而有成百上千人参加的大规模测试。这会显示结论是否是偶然产生的（即其统计学意义），这样使结论的得出更为确定。即便是最顶级的杂志也会有错误发生，所以就算数据统计看起来与提出的主张不相符合，还是值得让独立专家检验。

 

　　苛刻地看待发表在公共场合的主张

 

　　当记者在采访、记者招待会或学术讨论会期间听见一个未发表过的新主张，他应该深入调查这项研究是怎样进行的。提出以下问题（这些问题也适用于已经出版的科学研究）：对科学界同行们来说这位科学家是否值得信任？直接向其他的科学家询问是一种快速获得结论的方法；此外，通过检索网络数据库如PubMed能获得该科学家的论文被他人引用的频率；

 

　　这位科学家是否就职于一所被认可的科研机构？

 

　　实验的经费支持从何而来？以用公共资金支持的研究为例，科学家为竞争科研经费所递交的实验方案通常经过了专家的仔细研读，从而能战胜竞争对手。这项科学研究的作者们是否有可能出售科研相关产品来获利呢？尽管许多杂志要求作者申报任何竞争性的财务权益，一些科学家并没这样做。

 

　　从专家那里寻找建议和评价

 

　　找到独立专家来对科研论文作出评论是判断某一项科研结论可靠性最可信赖的方式。采访科学家的时候，询问他们做同类工作的其他科学家的详细联系方式。记者们也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找到相关专家：查找一本有声望的相关杂志的编辑委员会名单。也可以使用PubMed数据库来寻找在相关课题发表文章的作者，或者也可以查看相关会议演讲者的名单列表，这些列表往往可以在杂志广告中或者相关科学学会的网站上获得。当地的大学、研究中心或者资助机构或者政府部门都有可能提供愿意与媒体交流的学术人员名单。

 

　　检验科研是否得到伦理和体制上的认可

 

　　如果该项研究是临床试验，并且声称能为某种疾病提供治疗办法、疫苗或者治愈的手段，仔细查看那些可以公开获得的与药物或疫苗的成分，是否有毒性副作用相关的信息。要确保研究者是正式注册的医药专业从业者并且他们的试验或产品都符合伦理标准和获得了监管机构认可--无论是用于试验还是销售。在公共数据库例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开办的网站ClinicalTrials.gov上，临床试验可能会在这个网站上注册，所有的高质量的杂志现在都坚持要求出版论文引用这些数据。

 

　　确保证据的真实性

 

　　记者必须对他们的证据非常确定，因为一次科研造假的指控可能毁掉一个人一生从事的事业。记者应该从多个源头检验他们的证据，并预料到劝服一些科研工作者驳斥其同事将会是困难的。被指控的科学家可能威胁因诽谤而控告记者或其文章，这种情况下，发表文章前寻求律师的建议会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总之，值得记住的是大多数科学家是诚实的，同时造假是难以被发现的。然而遵循以上的几步，记者还是能提高其报道那些准确和高质量的科研论文的技能和知名度，并且或许能将造假者逮个正着。
 
 
 
 

教育时评:学术不端 自付代价  
　来源：人民日报  
 
  尽管Ｍａｒｉｌｅｅ Ｊｏｎｅｓ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已升任招生负责人，但２８年后，她不得不为自己当年的履历造假而黯然辞职，并在校方主页上发表了道歉声明。

    无独有偶。大洋的这一边，一个“史上最牛本科生”引起纷纷议论。这个自称哈佛博士的２３岁年轻人“访问”了多所国内知名高校，直到在浙江大学
“访学交流”时东窗事发。并在校方核实其履历有杜撰嫌疑后被请出学校。如果不是有人向浙大反映，这个“哈佛博士”的好戏兴许还会继续上演。

    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些师生为Ｍａｒｉｌｅｅ Ｊｏｎｅｓ惋惜，认为她在自己的岗位上成果卓著，况且这么多年学校的学生质量也没有因此下降。如同有人一样不吝给予“哈佛博士”同情，认为低调处理为佳，以保护年轻人对科学的向往之情。殊不知，这样或许保护了一个年轻人，但他的“榜样”作用却可能会让一群年轻人步入歧途。因此，连尊重Ｍａｒｉｌｅｅ Ｊｏｎｅｓ的学生也脱口而出“这是一个坏榜样”。

    联想到国内的学术圈，近年来这样的坏榜样时有出现，令人心惊。一些科研人员为谋求职位、申请项目、甚至是为完成科研工作量时弄虚作假。伪造学历、夸大科研成果以及论文剽窃等字眼在公众眼中已不再陌生。

    这些造假行为带来的危害可谓巨大。许多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经费动辄上百万甚至千万，一旦为“南郭先生”入主，巨额经费可能就因此打了水漂。同时，历时数年的科研项目也会因此浪费宝贵的时间。更严重的是，造假者万一“涉险过关”，尝到了甜头，对周围人的影响不容低估，也可能会给一些人形成“榜样的作用”。

    从目前看来，造假行为屡有发生的重要原因是造假成本不高、惩罚力度不大。在一些伪造学历、学术剽窃者被曝光时，相关事件的处理缺乏透明度和力度，有的悬而不决，有的轻描淡写甚至“为尊者讳”。这虽然让一些造假者在主持的项目或职位上一时下马，却并不妨碍他们在学术圈中继续厮混下去。

    这种对造假者不用重典的惩罚机制，就会使更多的人加入造假者队伍，造成群体性诚信失守，从而使个人诚信不再被人看重，成为造假者忽略不计的一个成本。如此恶性循环，当诚信的丢失显得不再重要时，一些人就不再以造假为耻。目前国内被曝光的几例事件中，没有一个人能在公众面前说出“我错了”三个字。

    科学精神是对真理的追求，并把造福人类作为自己的价值所在。很难想象，缺乏诚信者能够坚持走在这个长途跋涉的征途上。前不久，国内两大科学机构中科院和中国科协相继出台了针对学术不端等不良行为的规范和意见，中科院还对科学不端行为的认定处理作出了明确规定。我们期待着这些措施能够落到实处，如同麻省理工校长面对丑闻时说，有些错误可以容忍，但不是这种不诚实的错误。(余建斌)

 
国家药监局原副局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叶建国　李明三

 

　　4月24号，由全国工商联医药业商会组织的《办法》(征求意见稿)的研讨会上，国家药监局原局长、全国工商联医药业商会名誉会长任德权对众多敏感问题做出回应，问题涉及药品监管责任的承担和权力的边界。

　　他表示，药监局正在遭遇社会的直接质疑。在国家对郑筱萸案做出处理并在药监局内部的集体教育完成以后，现在是个说话的时机。

 
 
　　监管的力度是共同形成的

　　任德权表示，药品的监管是一个多层次监管体系。包括加强生产监管、市场监管、广告监管等，另外还有卫生系统临床用药的监管，反商业贿赂等。“这些一系列的措施都是体现了两个字就是‘规范’”。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才能好好的做药。”

　　对于药品审批一度出现的泛滥局势，任认为和卫生系统的临床数据造假也有关系。他说，现在社会上都认为问题出在药监局批了那么多假药品，但是，很多药品的临床实验数据都很漂亮，“这么漂亮的临床数据，你凭什么不批人家呢？”

　　目前社会上的共识是对造假企业的打击力度不够，对此，任德权表示“怎么罚，不是你自己想怎样就怎样的”。因为，这个(处罚力度)上位法中有规定。

　　实际上，对于注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怎么处罚，国家有一套法律体系。对整个药品行业来讲，有《药品管理法》，下面有药品管理办法的实施条例，然后才是具体涉及到药品的注册管理办法，它要受上位法影响。

　　当然，他认为现在药品行业整体的情况是不好，但正在出现拐点。

　　“为什么药品行业的一些小厂死不了？甚至质量不怎么样的，也淘汰不了，就是因为我们医院进药有毛病。”他说。监管的力度是共同形成的，如果国家要建立一个规范、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这个环境能够优胜劣汰。监管部门给能够依法经营的、有活力的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通过市场游戏规则，新的就起来了，老的被淘汰，“如果淘汰不了，就说明我们市场运行秩序有问题，就有体制问题。对大家(包括药品企业)影响最大的是医疗体制改革，是体制的问题。”

　　监管不到位与监管过度都存在

　　同时，任认为，不属于药监局的事，就要放到公共领域中去，药监局的监管原则就是使药品“安全有效、质量可控”，“药检局的定位就是裁判，不能把药检局当作教练”。

　　“剂型改革的问题，包括仿制的问题，我看只要安全、有效、质量可控，就不要管了，市场和社会的需求自然会调节。”他说，“其它的问题，是要由国家其他部门，其他法规来解决，比如说价格问题就是由国家发改委来管的”。

　　他表示，对于药品监督出现现在的问题，“既有监管不到位的地方，也有监管过度的地方”。

　　同时，各级监管部门做好监管的同时还要做好服务，把法律法规讲清楚，哪些是法律不允许的，哪些是法律允许的。任表示，该办法修改过程中药监局的态度应该做出改变，“不要去承担过多的责任，而且，最后要说，如果一个药当时的临床数据不好也不会批”。

　　如果完全按照法律要求审批，责任很清楚，“药监局不可能整天看着企业和科研机构搞科研”。这样一来，“就需要按照注册管理办法的要求，把相关的细节具体化，而不是因为吃了企业的一顿饭就给你批了”。

 

印度科学家“被控学术不端”“篡改/伪造了数据”
 
 
 作者：T. V. Padma 
 
印度的一个独立的伦理监察机构表示，印度浦那（Pune）国立细胞科学中心的癌症科学家伪造了实验数据。
 
总部设在德里的科学价值学会在4月28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上述研究所的一个研究组在2004年和2005年发表于《生物化学杂志》（JBC）的两篇论文中“篡改/伪造了数据”。
 
由于该研究组涉嫌伪造数据，JBC于2007年2月撤销了这组科学家的论文。当时，论文的主要作者Gopal Kundu说杂志撤销论文的决定是“极端的”。
 
2006年，印度浦那（Pune）大学退休动物学家Sohan Modak举报了该研究组，他指出Gopal Kundu、 Hema Rangaswamy和Anuradha Bulbele撰写的这两篇论文的数据的相似性很可疑。科学价值学会之后开始了调查。
 
Modak的举报还提到了2006年国立细胞科学中心内部调查的结果（发现这三位科学家伪造了数据）被当年晚些时候的第二次外部调查推翻了。第二次调查是由该中心的主任G. C. Mishra要求进行的。
 
第二次调查认定所谓“恶意”破坏国立细胞科学中心的指控没有根据。
 
然而，科学价值学会的报告指出，国立细胞科学中心的主管机构印度生物技术部没有理睬人们申请获取信息的要求，包括没能公布第一次调查的结果。
 
科学价值学会的报告说：“国立细胞科学中心和印度生物技术部当局采取措施挽回因为JBC论文造假导致的印度科学声誉损失、通过惩戒措施证明它们对科研诚信和科学价值的维护，这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尽管科学价值学会提出了一些建议，它并没有任何权力去执行任何措施。
 
Mishra上个月说，两篇论文遭到撤销之后，该中心立即发出了一个通知，命令该中心所有科学家亲自搜集原始数据和撰写手稿，同时募集学生和下级人员帮助“双重确认数据使用正确且是由他们保管的”。
 
该通知警告科学家说，他们要为论文发表后的任何矛盾负全责。
 
科技部部长万钢：引进创新机制 杜绝科技造假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上海)

　　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将引进创新机制，一定要以企业为主体，但是也必须明确，企业不能无偿得到“创新”。杜绝科技造假现象的发生。

“任何事情都是从头开始做的，关键是保持好的心态，知道自己不足，最危险的就是总带着特别好的感觉。”

刚履新科技部部长不久的万钢，同时仍然还是同济大学校长。

5月7日，万钢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专访，面对此前很多媒体对他致公党身份的关注，他说“不要把这个身份想得太神秘。当时加入致公党，也是考虑到与自己的留学经历相符”。

厚积薄发

万钢非常喜欢“学习”这个词，在与记者一个多小时的对话中，他数十次提到了“学习”。

万钢1979年进入同济大学读研究生，1981年毕业后在学校工作了两年多。后来德国克劳斯塔尔(Clausthal)工业大学的教授来中国访问，来到同济大学，对万钢的博士研究课题发生了兴趣，于是向他发出了邀请。

1985年万钢顺利到德国读博士。博士期间他开发了一个降低汽车噪音的技术，得到了德国高校与企业奖。这套技术一直到2年前才从德国大众汽车公司“退役”，一共生产了3500万套。“为此，大众公司所在的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颁发给我一个特殊功勋十字奖，我是第二个获得这个奖项的人。”

在留学期间，万钢的博士生导师，也是之后的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校长迪茨对他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万钢说，迪茨是个非常注重实践和应用的人，也特别注重培养研究生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直到50岁以后，迪茨才开始逐渐发表论文，“这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章仁彪评价说，万钢的发展其实也是个“厚积薄发”的过程。

1990年年底，万钢进入奥迪公司工作，到2000年年底回国。

在奥迪的10年里，万钢几乎接触了汽车企业的各个环节。当时，奥迪有规定，凡是员工升职就必须调换部门，而且要离原来的领域越远越好。10年间，万钢在奥迪开发部工作了5年，生产部工作2年，总规划部3年，还从事了一段战略规划。“我喜欢这种挑战，我最喜欢的就是下基层、下车间，那是最能学到东西的地方。”

2000年底他接受科技部和同济大学的邀请回国。在同济大学的邀请中，当时的老校长李国豪教授的一句话对他的触动最大。“虽然你在奥迪工作得很不错，进入了一个高峰，但是人类的发展都是有高潮和低潮的，国内目前形势好，还不如回国来作贡献，可能能赢来更有意义的高峰。”

而在回国之后，他担任了国家“863”电动汽车重大项目专项组总体组组长，之后又成为同济大学校长，如何分配科研与行政管理，万钢有着严格的计划。“一个星期按5天工作日算，我必须要有2天时间来做科研，如果一周按7天算，我有4天需要用来做科研。”

万钢认为，做科研是件很吸引人的事情。他说，在任科技部部长以后，尽管很快将不再担任校长，但他还会继续带博士、硕士。他希望他跟博士沟通的时间要比现在还要多。“同济大学博导、教授这个责任我是会一直承担下去的。”

他说，人生重在经历，经历越多，学识越广，经历本身可能是痛苦的，但是经历之后，会很幸福。没有这种经历，人就没有自信。

万钢很感谢在奥迪的一段经历，就在于其创新文化。奥迪的总裁每年必须做全场演讲，如果他讲不出未来要做什么创新，连工厂维修工都不会放过他。“这是我感受最深的。”万钢笑着说。

中南海的一堂课

2001年国家“863”电动汽车重大项目立项时的答辩让万钢至今难忘。当时，有中科院、科技部、工程院等部门的4个部级干部，4个地方科技厅的厅级领导干部，六大汽车厂的领导，8位院士。

万钢做足了准备，作为主讲人来代表项目组答辩整个规划，也很顺利地通过了答辩。

2004年，中科院院士孙鸿烈和万钢一起到中南海上了一堂课，讲解科技发展的趋势和需求。他至今对当时提出的最后工作方针记忆犹新，“以人为本，自主创新，重点跨越，超前部署，国际资源”。这20字，也奠定了后来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16字方针的基础。

当时孙鸿烈主要介绍国外情况，万钢讲解国内情况。

在2003~2004年用两年时间，号召2000多名科学家提意见，收集国内外前沿信息。万钢也参与了事后的意见、信息梳理工作。在这么多的信息梳理清楚的基础之上，才形成了之后公布的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

“所以，其实我们讲的那些内容也都是全国众多科学家思想的结晶，而不是我们个人的功劳。”

他说，沟通有三部曲永远不变的：认真倾听，换位思考，寻求共赢。“不管在什么位置上，随时保持头脑清醒，认清自己所在的地位和所承担的责任，保留充分时间向你周围的人学习。”

在办公室愁眉苦脸的时候，万钢就喜欢到现场看看，这样就会很有激情。“今后也是，在办公室太忙的时候，我就到外面去跑跑，跑跑就有灵感了。”

“大学不是炒股”

万钢最担心的，就是学校里现在有些论文“高产”教授，四面出击，写很多论文，却没有自立的体系。

当时，迪茨对他们的要求很严格。“首先搞好教学、自己的研究课题、企业课题，以及研究所的管理，剩下的时间，再写论文。”

他认为，一旦过分追求论文等评估标准问题，就容易滋生浮躁情绪，逼出“造假”。

“我在汽车工程中心，就一两个同事帮忙，没有行政约束，但一旦需要人，学校就全力投入。”这让万钢很感动，“不仅要引进人才，还要有很宽松的环境。”

他认为，无论是科技造假还是学术不端行为，根本上还是管理机制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创新管理机制和宽松的政策环境。

万钢说，大学教育不是炒股，不是短期投机，看准了的方向不要轻易更改，不要今天看到这个时髦赶这个，明天看到那个时髦赶那个。

大校校长，既要有科学家的眼界、务实的精神，又要有政治家的胆魄，看准的东西不能放弃，要追求，因为“你承担的也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很多学校各种评估也是为了创一流大学，但实际上，万钢认为，一流大学是人们心中的一流大学，很难靠评估去成为一流。“我相信，一流大学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建设出来的。”

“产、学、研”不是大学办公司

国家“863”电动汽车重大专项组有270多个单位参加，投资8.8亿元的全国第二大科技项目，如何协调好这么多单位、这么大笔资金管理也是很大的难题。

他说关键在于项目管理上的创新，即“科技项目监理制度”。

关键技术体系和标准的建设，这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电动汽车的整个管理结构，实行了科技部领导、专家组把关、监督组监督，形成一种稳定的“三足鼎立”的架构，使之比较好地维持三方在各个角度的发展。

监督组还找了一家第三方的监理公司——中国工程咨询公司——半个月检查一次，半年一次节点。专家既是检查，也是提供咨询的。

万钢重视所有评估，17个排名，他都会一起衡量，“但这只是一面镜子，找出的是不足。”

由于电动汽车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专项组在全国也搞了8个示范区和示范城市，有天津、武汉，涿州、北京、威海，还有杭州一些示范区进行了示范。

他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了科研体系中。他认为，汽车开发，产品永远是竞争的，在组织专项当中，他就适当引入了竞争机制。

“我们实行市场原则，在第一年项目执行以后，形成了零部件企业的强势组合，和整车之间的资源的整合，任何一个整车都可以享受三方当中任何一个零部件的开发资源。”

谈到即将接管的全国科技领域，是不是可以就作为目前一直提倡的“产、学、研”机制推广？万钢认为，“产、学、研”是一种新的尝试，全世界都在寻找结合的机制。但是科技跟经济工作不一样，可以有个样板，科技的每个领域都不同。新能源汽车的经验只能借鉴，不能传承。

他说，今后的“产、学、研”探索，主要在知识产权转移过程中，考虑利益分配机制的问题。

大学是发现知识比创造产值更重要。创新一定要以企业为主体，但是也必须明确，企业不能无偿得到“创新”。这就是“解决深层次利益分配很重要”。

针对大学办公司、大学科技园猛增却并不都被看好的现状，万钢说：“要明确一点，产、学、研结合，绝不是让大学办公司。”他在同济任校长期间，就关掉了一大批企业，转让了一大批企业。

万钢

●1952年8月出生，籍贯上海

●1975年至1978年，在东北林业大学道桥系、物理系学习

●1978年至1979年，在东北林业大学任教

●1979年至1981年，在同济大学数学力学系读研究生

●1982年至1985年，在同济大学任教

●1985年至1990年，在德国克劳斯塔尔大学机械系攻读博士学位

●1990年至2000年在德国奥迪汽车公司工作，任高级工程师、技术经理

●2000年起至今，就职于同济大学，历任工程中心主任、院长、校长助理、副校长、校长

●2005年12月，加入中国致公党

●2006年12月，任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

●2007年4月，任科学技术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