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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青年学者发表反学术腐败宣言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07年06月08日 来源：生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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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30余名青年学者发表反学术腐败宣言
武汉大学30余名青年学者发表反学术腐败宣言
沈翀
武汉大学30余名青年学者日前正式发表《珞珈青年学者学术宣言》，以表达为学理想，反对学术腐败行为以及当前学界普遍存在的浮躁之风。
武汉大学社科部文科基地建设办公室介绍，该《学术宣言》在首届珞珈青年学者跨学科论坛上发起并形成征求意见稿，经多次修改定稿直到近日才正式向外发表。
在维护学术规范上，《宣言》提出要遵守各自学科的学术规范，遵守中外共同奉行的学术公德，引证规范，结论明确，陈言务去，杜绝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抄袭或剽窃，维护学术正义。同时反对缺乏学理与实证的游谈戏说，反对求口舌之快、无益于心智拓展的学术争论。
此外，珞珈青年学者还在《宣言》中承诺重塑学风，提倡兼重“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力倡学科之间交叉互动，学者之间协同攻关；以学者应有的雅量共享学术资源，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开拓学术边疆。
院士谦让“第一作者”的高度
来源：南方日报
直言
导师与学生合著的论文，第一作者是导师已经成了中国学术界的“惯例”。而工程院院士沈寅初则打破“潜规则”，最近在国际顶尖专业杂志美国《化学评论》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前两位作者署名为学生，自己名字位居最后。据了解，沈院士这样做已不是第一次。不仅如此，很多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机会，他都让学生去参加。沈院士做人做学问的风范，可谓高山仰止，令人为之倾倒。
照理想主义者看来，沈院士让出“第一作者”，或许是本应如此、不过如此，甚至是不足取的。倘若学生出力、创意、发明都比自己多，则论文作者学生署名在自己之前，正是“实事求是”的表现，仿佛并无流布的价值。倘若自己出力、创意、发明都比学生多，却非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学生的后面，就很有点不那么“实事求是”，甚至竟有那么一点“矫情”了。我也无法确定沈院士这样做是不是“实事求是”，因为那篇发表在美国著名杂志上的论文凝结着他“多年研究心血”。但即便沈院士本当署“第一作者”却不这样做，可能让理想主义的“实事求是”派齿冷，我仍要对沈院士脱帽致敬。
如果谦让不是一种美德，而只能成为理想主义者或极端现实主义者嘲弄的对象，那么我要说，与当下学界普遍背离“实事求是”的不端行为相比，恰恰是沈院士可能不那么“实事求是”的谦让，像一束激光，在照亮自身学术品格和人格的同时，也使学界丑类丑行更显不堪。
近些年，学术风气严重滑坡，抄袭、剽窃现象屡见不鲜，一些所谓学界中人沽名钓誉，几乎到了要名不要脸的地步。不主不编偏要做“第一主编”者有之，没写没作偏要做“第一作者”者有之，为争“第一”这“第一”那而闹得不可开交者亦有之。似沈院士在荣誉上这般甘居人后，实在不多见。说到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如今也异化得不像个样子。导师搞到课题，成了“老板”，学生则成了“打工仔”；“第一作者”甚至“独立作者”是导师，付出劳作的学生则是“无名英雄”；课题经费由导师主宰，学生只能分得一杯羹甚至不情愿地充当无报酬的“义务劳动者”。从媒体披露的一些典型案例来看，说一些导师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声望建立在对学生的压榨与剥削之上，也许并不为过。似沈院士在事业上这般甘为人梯，实在不可多得。
因为打破了学术界的“惯例”和“潜规则”，沈院士可能成为同行眼中的“另类”，但也正因此更加凸显他学术品质、道德情操和洞察未来所达到的高度。沈院士说得好：“我把努力的机会给年轻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不断提高水平，这个过程本身就是锻炼和培养人的过程。”这是何等的胸怀与眼光！学界权威、学界前辈和学界同人，若没有荣誉上甘居人后、事业上甘为人梯的精神和情怀，学界便没有光明的前途。 (滕朝阳)
方舟子：学术争端不能依靠法律解决
华夏经纬网
近年来频频发生因反对伪科学、批评学术造假而被告并败诉的名誉权诉讼案件。这些案件大多在原告所在地的地方法院审理，判决理由有的非常荒唐，在学术界影响非常坏，极其不利于《科普法》所提出的“反对伪科学”的要求，不利于揭露学术不端行为和开展学术批评、学术争鸣，也有损我国司法形象和法律尊严。有位院士候选人在地方法院胜诉后，声称将“乘胜追击”，扬言要状告批评他的几百个人和几十家网站。
近日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华中科技大学院士候选人肖传国诉汤姆网、方舟子损害名誉权一案做出一审判决，驳回肖传国的诉讼请求，是很难得的一次例外。更重要的是，这个判决重申了两条原则：学术上的争论与分歧应在学术范围内解决，而非依靠法律来解决学术分歧问题；知名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应接受学术界及社会对其学术水准发出质疑之声，即便批评的言论有所过激，也应保持一定的宽容度，以保持正常的争鸣氛围。这些原则本来只是常识，但是有些地方法院无视了这些常识。
在判决的同一天，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都公布了本年度院士候选人的名单，向全社会公示并征求意见。在这个背景之下，北京法院的这一判决显得更有意义。试想，如果仅仅因为有人、有媒体质疑了某个院士候选人的学术成就，他没有能力进行反驳，就恼羞成怒上法庭起诉个人、媒体，并且还能利用地方保护主义、采用不正当的手段获胜，这样的公示还有什么意义，还怎么进行学术争论、舆论监督呢？
所以，这不是某个网站、某个人的胜利，而是中国学术界、媒体的一次胜利，也是中国公民言论自由权的一次胜利。这是很难得的一次胜利，然而也很有限。被告为了应付恶意诉讼，耗费了不少时间、精力和费用，然而并没有得到补偿。法院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去解决学术争端，但是法院应该保护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对于滥用司法资源搞恶意诉讼的，应该给予一定的惩罚，例如至少应判其赔偿被告的应诉费用。对在地方法院已出现的多起明显违背科学规律、判定事实不当、适用法律错误、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判决，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应该有所行动，及时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2007.5.29
科技工作者值得尊敬，但专家鉴定书形同废纸
本报记者 董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发布2007年人才发展报告指出，尽管近几年科技队伍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但是公众仍然对这个群体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这表明中国科技人才创新环境有了很大改善。
据了解，该报告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课题发放了近5000份调查问卷，回收了近300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2384份。在发放问卷的过程中，得到北京雷力集团的大力支持与协助，该集团在全国有1000多家连锁店。课题组既对1000多家连锁店店主进行了调研，又依托连锁店做了大量消费者的问卷。
调研结果显示，近六成的受访者认为，我国“科技工作者都是值得尊敬的”，或者认为“绝大多数科技工作者还是不错的”；近八成的受访者认为，我国大部分科研人员能力很强。另外，受访者对国内品牌的认可度也大幅度提升，对于同类高科技产品很少表现出国外崇拜症。
报告执笔人分析，这样的结果充分说明当前中国科技人才创新环境有了很大改善：绝大多数公众已经认识到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对中国科技人员较为信任，评价也高，这为中国科研人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对国有品牌的认可，对假冒伪劣产品的反感也为我国科技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支持。
调研中也发现有不少问题凸现出来。比如，对于市场上标有高科技的产品，只有17％的经营者和26％的消费者表示“非常相信”，大多数人则选择“半信半疑”。同时，在确定产品的高科技含量时，经营者和消费者更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不信任所谓专家的鉴定。在一些消费者心中，专家的鉴定书形同废纸。
再者，中国科技人才队伍中的浮躁学风和学术不端行为也让受访者大为不满。报告称，科技造假事件的不断发生，导致我国科技人才的整体创新能力以及道德素质受到质疑。典型案例就是“汉芯一号”事件。上海交大一教授仅仅靠雇人磨掉从美国买来的芯片原有标志，加上新标志，就变成了“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汉芯一号”，借此申请了数十个科研项目，骗取高达上亿元的科研基金。
据此，报告建议，政府和社会应该努力构建浓厚的创新文化氛围，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意愿，同时不断加大科技投入，为科技人才进行科技创新提供有力的支持，并且继续完善政策法规环境为科技人才构建良好的创新平台。其中，后者又是现实中非常急迫的。
“要改善我国科技创新的政策环境，既要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加大政策的执行力度，作为相关政府部门也要逐渐明确自身的权责范畴，该放权的要逐步放权。”报告最后说。
社科学术期刊应肩负学术研究导向的使命
近年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同时存在的自主创新不足、结合现实的学术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仍令人堪忧。这些问题一方面表现为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科学成果比较匮乏,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低水平重复的社会科学成果大量剩余。
4月22日,来自全国30多家学术期刊的主编、负责人及知
名大学的专家学者,齐
集西子湖畔,在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与学术期刊的责任”学术研讨会上,共同探讨了有关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及学术期刊所肩负的责任等方面问题。
中国学术患了“失语症”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孙麾,首先提出了当前中国学术的失语问题。他说,当前中国学术的失语问题,深层根源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偏移。我国的学术研究这些年多囿于西方文本释义、止于西方文本解读,基本上全是西方学术话语的转化和延伸:经验化的研究取代了对个性问题的思考,转述、复制和大量的直接引用,代替了总结分析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学术原创,这些都造成了中国学术的失语症。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心总编辑宋志明教授表示,创新性不够、失语问题是我国现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学术不是宣传,而在于创新,要有自己的创见。他说:“我们现在的社会科学,只是把自己摆在一个学生的位置上,‘洋大人’(指西方学者)说什么,我们就跟着说什么;他们出来一个名词,我们就诠释一下这个名词。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学术权利拱手交给了‘洋大人’。”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浙江工商大学校长胡祖光教授也不无感慨地说,现在,不把“老外”给拉进来,文章就很难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他的话,不仅道出了中国学术的失语问题,同时也引出了当前我国学术期刊存在着的问题。
学术期刊大多低水平重复
“由于工作关系,常常接触一些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到今天,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数量大概有2400余种,但办刊水平参差不齐。”《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杂志社社长兼执行主编姚申教授开门见山,“不容否认,这些学术期刊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简单概括,就是‘千刊一面,低水平重复’,特别是高校的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尤其是高校学报。”
孙麾说,从当前的学术生态和支持生产的方法,我们有大约25万之众的作者队伍,发表论文的数量相当惊人。包括三大文摘在内,学术刊物承担着学术成果推广和发表的重要功能。但现在看来,真正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真正能形成有效的舆论范式,真正能对学科的发展有实际推动作用的论文又有多少?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吴晓明教授,在主题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创新的核心应该把握并切中当今社会现实”的演讲中,一再强调社会科学研究把握并切中当今社会现实的重要性。
宋志明教授也提到,现在,写文章就是为了评职称、为了拿奖、为了保住本单位的重点学科,而并不是真正进行学术研究的大有人在。他还用一首“虞美人”幽默地道出了现在学术期刊界的问题:“废话何时了,泡沫知多少。小楼昨夜又评审,论文不堪回首别较真。论点论据应尤在,只是姓名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瓶冰啤肚里流。”
学术期刊应积极主动地引领学术创新
为改变办刊模式,自2003年起,教育部已开始大力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希望通过国家的支持,在五年内推出20家左右在国内有影响、在国际有知名度的高校学术期刊。据姚申介绍,经过两批评审,截至目前,已有18家高校学报,如山东大学《文史哲》、黑龙江大学《求是学刊》、《南京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复旦学报》等进入了名刊工程,并在质量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应该说,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是同一个学术过程的不同环节。期刊作为学术成果的重要载体,承担起繁荣学术乃至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迫在眉睫。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副主任叶继元教授表示,学术期刊除了它的基本功能——交流之外,其导引作用也应越来越突出。现在,时代发展加快、学术研究变化加快,期刊对学术研究的作用非常明显。学术期刊关键要强调学术性,要通过刊载精品去体现它的导引作用。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主编袁吉富说,学术期刊应努力引领学术创新的步伐。因为对于学术创新而言,尽管创新的主体是作者,但是期刊作为创新舞台的提供者和创新环境的塑造者,也能够成为创新的策划者和推动者。期刊可以也应该起到提出创新任务和创新点、推进创新成果深化发展及培育创新人才的作用。
山东大学《文史哲》主编王学典教授指出,学术期刊是否具备制造公共学术话题的能力,对于学术期刊的质量和发展至关重要。学术期刊不应总是被动消极地推波助澜,而应积极主动地提出自己的话题,积极主动地参与并引领学术潮流。他同时强调,学术期刊应找回正在被大家所逐渐放弃的学术批评功能,解决期刊批评勇气的丧失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