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通报道：上世纪70年代的生化学家在钻研细胞信号传递、循环和粘附的蛋白化学特征时遇到两个难题：高精度纯化蛋白和提纯低分子量蛋白。

比如，在人类破译干扰素结构之前的20多年中，很难对其进行纯化；血管紧缩素II（angiotensin II ，8个氨基酸）和抗利尿激素后叶加压素（vasopressin，9个氨基酸）等小分子，产生令人难以破译的蛋白信号。

生化学家不断提高连接、切割、提取和测序肽段的灵敏度。1950年，Pehr Edman设计出一种测序氨基酸的化学降解过程，并于1967年设计出相应的自动“测序仪”。波士顿大学Richard Laursen于1971年通过将样品固定在树脂支承上，对改良Edman设备。这种模型能够用于分析小肽，但过程中的液体溶剂会破坏样品，使稀有和分子量低的肽很难被捕捉到。

1977年，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生化学家William J. Dreyer发明出这里我们所见到的测序仪器。他们为玻璃管（Glass Cartridge）反应器配备了大孔性支承以固定肽段。液体和气体试剂如苯异硫氰酸酯(phenylisothiocyanate)和三甲胺(trimethylamine)气体，流过反应室与肽链的末端残基集合。经过洗涤后，气态形式的三氟乙酸（Trifluoroacetic Acid）切下残基，切下部分被苯萃取。烘干阶段，惰性气体（氮气）辅助预防样本丢失。该设备非常灵敏，几乎能计数离子。

随后，Dreyer的前任合作者Leroy Hood 和Michael Hunkapiller，为这种高灵敏设备申请了专利，并将其应用在应用生物系统中。这种行为据说导致了关于版税的争论和科研人员之间的摩擦。 

Dreyer的测序设备现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立健康和医药博物馆。（生物通 小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