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曾公布过一份《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子女的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低阶层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门槛明显提高了。

 

2007年岁末，《中国青年报》公开的这条消息可以证实，这种趋势还在进一步强化。南京师范大学教师蒋钰粯对2005年江苏省8所高校600多名文、理、工科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作了一次调查，半数以上大学生认为找工作时父母的社会关系很重要，靠父母关系找到工作的毕业生占调查总数的27.2%，认为父母社会关系不重要的学生只有13.6%，另有一个数据表明，目前官员子女当官的机会是非官员子女的2.1倍。

 

我想到两个问题，第一，在传统型农业社会向现代型工商社会演进过程中，如何淡化血缘因素的影响力。

 

传统型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个人身份（如制度性身份和出生身份）与随之而来的社会关系（家族、血缘）等“先赋性因素”基本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地位和出路，这是所有的不公平中最大的不公平。血统在一个社会中越是重要，这个社会要完全向现代转型就越困难，代价就越高。

 

第二，在一个不可回避的转型时期，如何保持社会流动的一定合理性。相对合理的社会流动是一个社会有序转型的重要前提，如果底层社会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向上流动的渠道不够畅通，其中一定隐含着难以预测的风险和危机。

 

如果对现实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所谓的“开放社会”尚未在中国形成，现在的社会流动还不是一个公平、开放、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一元化的旧计划经济体制时代遗留下来的户籍制度、人事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并没有终结，在很大程度上仍制约着的社会流动。社会流动基本上是缓慢的，甚至是相对封闭的，一个正常的，相对合理、公正的社会流动机制还孕育之中。

 

从远的说，王朝时代绵延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底层的人们改变自身地位、向上流动提供了一定的通道。从近的说，上世纪70年代后期恢复高考也确为身处社会底层的人口向上流动提供了可能性，“知识改变命运”，曾是多少人心中闪光的一句话，尽管高考本身存在相当程度的不公正，但它毕竟还不失为一种不坏的方式。但在近些年来所谓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导向下，高校迅速滑向庸俗化的惟利是图的泥潭，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的子女已越来越难以承受日益高涨的学费，这条社会流动的“独木桥”如今正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加上上述就业时的巨大差异，低阶层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社会流动障碍正在不断强化。与此相反，较高社会阶层、特别是强势阶层出现了“代际继承性”日益增强的趋势，这是个不祥的信号，它意味着血缘、世袭的纽带成为社会流动中相当重要的保证。

 

社会流动的正常渠道不通畅，社会底层缺少向上流动的机会，社会中间阶层没有健康成长、发展的空间，社会就会失衡。维系一个社会正常、稳定、可持续发展，说到底还是需要一定的公正性，社会要有相对公平、公开的规范、规则，而不能完全按照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行事。可以想象，当一个社会正常向上流动的成本特别高，社会稳定就将失去最基本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员子女在就业上的代际继承性趋势如果不能遏止，其结果无疑是爆炸性的。

 

北大公共政策研究所的专家孟令梅等为此忧心，认为父辈在社会政治地位上存在的差距，如果能够顺理成章地传递给后代，使年轻一代在从业竞争的起点上就不平等，我们的社会还有什么进步和公正可言？如果这种现象发展到让有真才实学的人寒心、无助和无望的地步，这将是一种很危险的社会心理暗示。在这篇《关注官员子女从业问题》的政策建言中提出三条对策：一是严格官员子女从业申报制度并逐步走向公开，二是建议修改《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三是健全监督网络，整合监督资源，必要时制定《公平就业法》。

 

在这方面，政府也不是完全没有注意到，早在一年前，司法部就宣布2007年要加强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的监督检查，开展一项申报登记新举措，以期纠正存在的问题。不久前，湖南省纪委第二次全会暨全省反腐败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强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的监督检查，开展申报登记，坚决纠正存在的问题。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制度层面的规范，包括立法，而不仅仅是政策性的暂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