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水稻商业化遭遇专利陷阱

　　

　　在全球爆发以大米为代表的粮食危机时，著名的民间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再次对中国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向国家农业部等相关部门递出了一纸报告。报告的核心是警醒中国研发的转基因水稻如投入商业化生产，中国将遭遇转基因水稻中的“特洛伊木马”，从而导致中国主粮或受控于国外专利。

　　此份报告名为《国外专利陷阱中的“中国”转基因水稻》。该报告调查了中国三种正在等待商业化种植资格审批的转基因水稻：Ｂｔ，ＣｐＴＩ，ＣｐＴＩ／Ｂｔ，调查结果显示，因转基因作物的研发依赖一些标准技术，而这些技术已经被国外公司与机构通过专利所控制，因此，这三种转基因水稻在研发过程中涉及了5－—12项国外转基因技术及被转入的基因等专利。

　　据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罗媛楠介绍，“这些专利大都被少数国外生物技术公司控制，一旦这三个品种获得商业化种植，这些专利可能会像‘特洛伊木马’一样对中国的粮食主权从背后发起偷袭。”该报告认为，转基因作物种子的价格往往是传统种子价格的二到四倍，而产量却没有差别，因此，如果中国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中国水稻种子的价格也可能会因此上涨，这将增加农民种植水稻的成本，威胁农民的生计，损害其种粮的积极性，从而也进一步导致消费者购买粮食的价格上涨。

　　另外，该报告还表示，商业化种植涉及国外专利的转基因水稻，将可能让中国面临法律纠纷。报告中的调查显示，中国转基因水稻Ｂｔ，ＣｐＴＩ，ＣｐＴＩ／Ｂｔ所涉及的专利集中在孟山都、先锋／杜邦、拜耳和先正达等国外公司手里。为此，报告还列举了国外的案例，这些案例涉及的是这些公司通过法律途径向北美的农民及农产品的下游经销商索赔，甚至向种植遭受转基因污染的常规种子的农民提出诉讼。

　　最后，该报告提出建议：“相关部门谨慎而全面地调查和分析国外专利可能带来的影响，并全面考虑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所引起的额外成本、危险和不确定性。在调查未完成之前，应该暂停任何转基因水稻商业化进程。”

　　2007年1月10日，绿色和平在北京推出《转基因稻米全球市场报告》，该报告是一份世界各地稻米企业普遍抵制转基因稻米的公开声明和民意调查报告。在这连续两份报告中，绿色和平表达了自己的一贯立场，即反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专利问题只是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赞成派与反对派的又一次交锋。

　　持续的安全之争

　　自转基因水稻研发成功之后，在全球，无论民间还是学界，有关转基因水稻的食用安全性，和转基因水稻对环境是否存在污染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过。

　　据已公开的消息，在中国转基因水稻领域，转基因水稻主要针对中国水稻的几种主要病虫害，它分别能抵抗螟虫、稻飞虱或稻白叶枯病，相对应的研究均已通过环境实验，属于可能获批商业化种植资格的转基因水稻品种。

　　有资料显示，即使在采取防治措施的情况下，仅二化螟一种害虫，每年对全国水稻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20亿元。

　　转基因水稻其中的一种Ｂｔ转基因水稻，是在水稻中引入一种特殊基因后，产生一种蛋白，这种蛋白会让食用了这种水稻的常见害虫浑身溃烂并死亡。正是这样特殊的抗虫功能，可以使水稻田的农药使用量大大减少。

　　因此，2004年，一份由16位院士和其他专家起草的、名为《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的报告认为：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在国际上有明显优势，转基因水稻的商品化生产可以占领中国市场先机；转基因水稻生产成本的降低可能增加中国稻米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给外贸带来积极影响；水稻是中国最主要的农作物，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将会有力地促进中国农业生物技术企业的形成……

　　然而，转基因水稻的反对声，一直激荡未平。

　　一些科学家认为，转基因水稻如被大面积种植，一些基因可能通过在其野生亲缘种间发生逃逸，即发生基因污染。

　　另外，害虫对转基因抗虫作物可能发生抗性进化，也有可能一类害虫压下去了，其他的害虫紧接着就起来了，最终破坏生态平衡；此外，转基因水稻危害非靶标生物，比如转基因稻的花粉、稻谷、稻草或根系分泌物可能对稻田生态系统中的昆虫、鸟类、野生动物、根系微生物等产生影响，产生不可控制的后果。

　　美国农业部1996—2003年的统计数据表明，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生产8年来，农药使用量反而增加了大约5060万磅。在大量种植转基因抗除草剂作物的美国、阿根廷和加拿大，已经出现超级杂草问题。

　　除了使用的安全性问题，一些生态学家反对转基因水稻的原因还在于，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管理难免不会像转基因棉花一样混乱，从而会破坏中国珍贵的水稻基库。

　　更有反对声表示，大米是主食的一种，是人需要长期食用的，谁能保证转基因大米在10年后或者时间更长不会对人体产生不良后果。

　　商业化之争

　　正是基于转基因技术所产生的非预期后果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再加上拥有13亿人口、以大米为主食的国情，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安委会)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审批慎之又慎。

　　事实上，1999年，中国进行了转基因棉花的商业化种植之后，就没有再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作物进入商业种植。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安委会委员之一卢宝荣介绍说，转基因作物需要通过分子验证、环境安全、食用安全三项实验的安全性评价，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中间实验、环境安全试验、生产性试验、取得安全证书四个阶段，其中每项实验需要持续两年左右时间。

　　卢宝荣表示，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安全评价申请自1997年提出以来，已经过多年的安全性评价及试验，其中抗病虫水稻已批准进入生产性实验阶段。

　　2004年，上文所提到的《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的报告，正式拉开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申请的序幕。

　　该报告认为，转基因水稻已经完成了商品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实验环节，未发现存在安全性风险，具备了区域性商品化生产的条件。应迅速批准商品化生产。

　　同年，中国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启动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的审批程序。

　　是年12月1日，一向反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绿色和平也迅速地作出反应，公布了一份名为《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的报告。这份报告由绿色和平在英国的两位科学顾问苏迈耶博士和珍妮考特博士完成。

　　绿色和平的报告认为，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中，以下问题还没解决：转基因会不会带来对人体的损害？转基因会不会导致基因产物中出现有毒或致敏物质？而在环境和农业经济方面，该报告认为，将会出现令人头疼的杂草稻、野生稻遗传资源遭受转基因的污染等负面影响。

　　对于至今未通过安委会审批的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申请，卢宝荣表示，每年安委会都要两次审查转基因稻的商业化生产申请，但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同时，安委会对转基因作物安全性评价的要求也逐年提高，从而也会更审慎地对待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申请。

　　此外，卢宝荣还表示，国际环境也将影响转基因水稻的审批。当前，仅美国批准小范围的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但此举即招致欧盟和日本的注意，从而引发美国非转基因大米价格下跌。

　　但是，对于绿色和平的报告中所提到的专利问题，卢宝荣则认为没有绿色和平所想象的那么严重。他表示，专利纠纷实际是个商业行为，跟转基因水稻安全没关系，即使因专利问题发生了纠纷，也是专利持有公司跟种子公司协调的问题，跟农民没有直接关系。

　　卢宝荣进一步分析到，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在转基因水稻商品化种植前期，其种植不会大规模进行，而是在一个地区一个省份小规模进行。再者，农民对于新事物的接受是需要时间的，一旦利益受损或种子太贵，他们自己也会选择放弃。

　　“即使真如绿色和平所说，国家也会考虑到后果，从而寻求解决方法。”在卢宝容看来，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仍处在研究中，故国家对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态度仍非常谨慎。

　　“这同转基因水稻安全问题完全是两个问题。”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邹萍也这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