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求证哈佛作假 究竟是造假还是误解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由于实验条件和认知的局限或不谨慎，可能会产生一些错误的数据而被误认为是真实的。究竟是集体造假还是双方认识不同产生误解，尚需双方进一步以实验数据来验证



疑案源于浙江大学郭磊2003年赴哈佛医学院多囊肾（PKD）研究中心作访问学者（research  fellow）。6年后，他在科学网博客上发表文章称，PKD研究领域涉嫌集体作假。



这位浙江大学教授的文辞激烈，他认为浙江大学贺海波学术造假的危害有限，而美国哈佛等世界一流科研机构那些造假的研究人员们，才是真正的学术江洋大盗，才是现在学术腐败和科学造假的源头所在。



但此案似乎并不容易作出结论。



起因



“作假”的风波起源于与多囊肾。



多囊肾疾病是一种累及双侧肾脏的常见的遗传性疾病。其典型特征是全肾布满大小不等的囊肿，囊肿压迫肾脏，使肾脏不堪重负，无法正常工作，直至衰竭。在美国对此疾病研究颇为热门，美国的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也很重视，对此给与了大力资助。



就在郭磊2003年来到哈佛医学院之际，这个实验室刚刚发表一篇《自然—遗传学》研究文章，研究证明引起多囊肾的蛋白定位在细胞的纤毛上。这样就“完美地解释了PKD基因的突变为什么会引起多囊肾”。之后，国际上诸多研究团队跟进，“多囊肾病理机制为细胞纤毛感觉功能的缺失”成为了生物医学科研的重大突破级发现。



郭磊曾于1999年~2000年就在该实验室从事过多囊肾相关基因的功能和病理机制研究。2003年再回来，郭磊也理所当然地把研究焦点放在这个领域，但今天郭磊却认为“这一段时期的确是我科研生涯中最痛苦的时期”。



他在做了很多不同的重复验证实验后发现，该实验室发表的实验结果其实是实验方法和试剂导致的假象。他认为，PKD领域这一重大科学进展，竟可能是这样一种“皇帝新装式的东西”。



郭磊追述道，他多次向科主任和实验室老板Zhou  Jing提到他的发现，但均没有得到积极回应。随后他还与PKD领域的其他权威交流意见，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反馈。但郭磊称，他因此受到了实验室老板的暗示性言语威胁。



郭磊又于2007年4月向主管科研诚信的副院长Margaret  Dale当面报告了这个涉嫌科研造假的现象，但很快他就收到了“实验室主任要我走人的E-mail”。



郭磊陈述说，即使在随后美国健康和人类服务部科研诚信办公室（ORI）询问下进行的内部调查，也是无疾而终。



郭磊在科学网上的这篇博文至今已经有近3万的点击量，这在科学网上已经是惊人一“博”了。他告诉《科学新闻》，“我在博客上揭露此现象，只是为了让大家知道，世上还有这样一种‘集体协同式’学术造假。”



求援



然而，郭磊公开这个疑案内幕似乎并非仅仅揭露而已。



他引用爱因斯坦的一句话道出了自己心中的苦闷：世界的危险不在于某些人的邪恶，而在于人们对此漠不关心。



虽然科学网上这篇博文获得很高点击量，但国内外大小同行在这个事件上实名发表的评论不多。郭磊注意到，在网上实名支持其观点的非同行（其他专业的教授和学者）学者比较多。不过他认为，同行们不发表意见，不表示他们不关心这一事件。



美国阿肯色大学纳米研究所研究教授、《纳米研究快报》（NRL）主编王志明热心参与进来，进行了他热衷的后同行评议（即论文出版后的同行评议）。



加拿大James  Whitfield教授回应说，这项研究还需要清晰地阐明，而PKD蛋白定位在细胞纤毛上的结论似乎还不能得出。



PKD领域的研究者、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陈兴珍回复说，他认为自己的实验数据表明，一些带有绿色荧光蛋白的PKD蛋白突变体比野生型蛋白更容易出现在纤毛上。



陈兴珍与Zhou  Jing曾合作在《自然》发表过文章，他认为郭磊所提及的Zhou文章中一些实验数据需要更严格的对照试验。



作为该领域研究的主要人物、耶鲁大学的Joel  Rosenbaum则否定了郭磊的指责。但郭磊认为他“没有回答我的（科学）问题”，并且“顾左右而言他，避开实质科学问题，为自己实验室起源的PKD严重学术造假辩解”。



“美国学术界的约束系统要好一些，与中国相比，是不可相提并论的。”陈兴珍说。与之看法类似，王志明也说，根据后同行评议引来的反映，“我个人分析，哈佛的初期工作可能是有些问题，但是我绝对不认可郭磊的大范围集体造假指控。”



哈佛医学院博士后张天翼作为生物学研究的大同行，写了两篇博文对郭磊提及的一个技术问题，为哈佛方作了辩解。但张天翼很快就删去了这两篇博文。



张天翼告诉《科学新闻》，“郭博士没有必要把自己太多的时间放到一件明知道不会有结果的事情上”。



求解



张天翼说，“我从一开始就认为这是属于科学界的事情。如果在科学界解决不了，可以到法律界解决。我认为这两种解决方法是对郭博士最有利的。”



NIH国家糖尿病、消化及肾脏疾病研究所（NIDDK）研究员邓初夏与在NIH作访问学者的廖新化博士均认为，科学问题终归科学，应该通过科学途径求解。在不了解数据的情况下，如果大家泛泛而谈一些现象，只会令事情更为复杂而不是澄清。



邓初夏表示，要么求助于调查委员会，要么发表学术文章辩解。即使是《自然遗传学》不愿意发表其文章，还可以求助其他期刊。邓初夏提及，作为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medical  Science(IJBS)的主编，他也收到一封揭露其他期刊的邮件，邓初夏分别给双方写信要求其回应，最终双方的争论文章均发表在IJBS上。



郭磊对这些说法均有回应。



他说，“我曾在多种学术场合，包括学术杂志，试过讨论相关学术问题，最后都不了了之，并马上受到直接的威胁和打压。”



郭磊解释了他为什么选择在中文博客揭露这个事件。他认为这起事件是罕见的“学术界集体学术造假”，不能以惯例看待。他告诉《科学新闻》，如果有某个学术杂志最后愿意发表质疑哈佛造假的数据，版面也是有限，“即使某个杂志允许我把道理数据都详详细细地讲出来了，他们（造假方)完全可以在影响更大、更广泛的杂志上发表支持他们以前数据的更多数据”。



截至记者发稿，哈佛医学院Zhou  Jing并未回复记者采访邮件，而《自然遗传学》编辑部也未作出回应。郭磊也告诉记者，在发表相关博文之后，截至目前他还没有收到哈佛医学院方的反馈。



不过，清华大学潘俊敏教授也是该领域的同行，他提到曾和Zhou  Jing就郭磊事件通过一次邮件，但Zhou仅是说科学网刊登的指控不是事实，而没有解释哪些不是事实或为什么不是事实。



在科学的研究过程中，由于实验条件和认知的局限或不谨慎，可能会产生一些错误的数据而被误认为是真实的。潘俊敏表示，这和故意造假还是有区别的。他猜测，也许这种认知上的差别造成了他们（郭磊和Zhou  Jing）之间的分歧进而导致矛盾。



潘俊敏认为，一般杂志都希望有挑战性的文章发表，这样可以提高杂志的知名度，但是一般“鸡毛蒜皮”的事他们是不回应的。



“我想哈佛医学院能够影响《自然遗传学》的可能性不大，虽然也不排除此种可能性。”潘俊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