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一流科学家和创新团队明显缺乏

【字体: 时间:2009年12月22日 来源:《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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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中国科协作了一个统计:在中国研究人员中,工作时间投入到科研的占有效工作时间的30%。这个数字可能有它的样本问题,也不一定完全科学,但如果大量科研人员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本身上,这一现状足以令我们警醒。

  自主创新须破难解结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立足当前渡难关、着眼长远上水平的重大战略选择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孙英兰



  “历史经验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突破和新的科技革命。”今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接受本刊专访时曾向记者作出上述表述。他说,“依靠科技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就业岗位和新的社会发展模式,是摆脱危机、创新经济增长的根本出路。这将强烈地激励和加快科技创新突破与新技术革命的到来。”



  面对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纷纷把经济复兴的希望寄托在科技创新上,希望借助科技创新来拉动经济发展。有资料显示,美国已提出,将科技研发的投入提高到GDP的3%这一历史最高水平,力图在新能源、基础科学、干细胞研究和航天等领域取得突破;最近又两次提出美国科技的主攻方向,包括节能环保、智慧地球等。欧盟宣布到2013年以前,将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保持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英国从高新科技特别是生物制药等方面,加强产业竞争的优势;日本重点开发能源和环境技术;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



  “我们不能在这一轮科技革命上再输给人家。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科技革命新机遇,我们不如主动出击,积极应对,争取在某些领域引领科技革命的世界潮流。”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主任王宏广教授向本刊记者反复强调说。



  三道难题亟待破解



  毋庸讳言,经过半个多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同经济建设一样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在即将过去的2009年,影响我国科技创新的几个关键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一是一流科学家和创新团队明显缺乏。资料显示:我国本土科学家在国际权威科学院中出任外籍院士的数量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印度;获得国际性权威科技奖的人数寥寥无几。根据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研究报告,在158家国际一流的科研机构和156家二流科研机构中,只有2.26%的研究带头人是中国籍科学家。在一流科研机构的最高负责人中只有一位是中国人;在二流科研机构中只有1%的负责人是中国人。我国的人力资源总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非常大。数据显示:全世界排名前十所的大学中,美国占了7所;前100所大学,美国占了67所。而中国现在还没有一所大学能进入到前200位;我国每百万人拥有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只相当于日本的9.3%、美国的11.2%、法国的17.1%、德国的16%、俄罗斯的13.5%、英国的17.1%。



  据中国科技战略发展研究院的报告,我国入选TOP10科学家数量仅相当于美国的1/10,入选TOP10研究机构数量相当于美国的1/7。由于缺乏优秀尖子人才,使我国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中占据科学前沿和把握重大的发展方向,难以作出真正具有开创性的科研成果。



  二是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少。近年来,我国前沿技术研究更加重视对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攻关,例如对超大规模集成电路、CPU的设计等。但从整体上看,仍是以跟踪发展为主,缺乏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自20世纪中后期涌现了人工合成胰岛素、杂交水稻等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后,我国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产生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并得到国内外公认的重大成就相对较少;2004年和2005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曾连续空缺。



  三是科技支撑经济的能力仍显不足。虽然科技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但一些市场急需、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技术装备和产品严重短缺。我国高端医疗设备、半导体及集成电路制造设备和光纤制造设备基本从国外进口;石化装备的80%、轿车制造装备、数控机床、先进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依赖进口。我国每年8万多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有70%是用于购置设备,而其中又有60%依赖进口。目前,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美国、日本仅为5%左右)。另外,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由2000年的14.00%下降到2007年的12.36%,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科技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有所下降,调整产业结构的任务十分艰巨。与创新型国家所具有的特征相比,目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还十分薄弱。



  众所周知,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抢占国家发展制高点,中国需要强大的科学技术力量,和一支富于创新的人才队伍,这是中国发展的后劲之所在、力量之所在。



  阻碍创新的四大症结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阻碍我国创新能力提升的症结大致有4个方面:



  一是分散的科技体制所带来的科技资源的高度分散和重复。



  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梅永红在和本刊记者交谈时表示,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性障碍,已经在严重束缚中国科技的发展,不仅不利于创新能力的提升,有时甚至是一种阻力。分散的科技体制带来的是科技资源的高度分散和重复。他指出,长期以来,我国科技资源配置就是“七国八治、九龙治水”的格局,地方与地方之间、军民之间,仅仅是在民口的政府之间,有很多部门如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等部委都在管科技。“有这么多部门来支持科技,这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就在于部门和部门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谁也说不清。”



  分散的科技体制带来的可能是科技资源的高度分散和重复。而有的时候,部门之间已经不是合作而是一种对抗了,长期从事科技政策研究的梅永红对目前的这种状况忧心忡忡。“我们这些部门存在的意义涉及到科技领域,就是让中国的科技发展之路变得更健康,发展速度变得更快,让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变得更强,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目标,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吗?但是现在的情形,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



  除上述体制问题,有关权威人士指出,科研院所制度建设问题也不容忽视。据了解,经过数轮改革后,目前,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还有将近四千家,而其中年科研经费低于100万元、科研人员低于50人的院所占50%以上。“和尚、尼姑都跑了,而庙还在立着。这种科技结构的合理性到底有多大?更主要的,不是学科不能整合,而是干部不能整合,这种情形亟待改变。”



  这位权威人士认为,建立现代科研院所的管理制度已经提出多年,但至今还远未建立起来,功能定位不清晰是科研院所一个致命的问题。行政化管理主导了学术管理,官本位、行政化几乎成了现在所有院所的基本特征。这种状况是很难取得创新性科研成果的。这位人士同时指出,目前我国的科技评价和奖励体系还很不完善,重数量不重质量、重项目不重人、重短期不重长远的考核方式,不利于创新成果的出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另外,目前以课题制、课题组为基本科研组织形态的资源配置格局,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2008年中国科协作了一个统计:在中国研究人员中,工作时间投入到科研的占有效工作时间的30%。这个数字可能有它的样本问题,也不一定完全科学,但如果大量科研人员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本身上,这一现状足以令我们警醒。



  二是企业创新的内在动力不足。



  创新,企业是载体。在我国经济实力增长中,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弱一直是制约整体发展的瓶颈。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究其主要原因,制度使然。



  有国企老总曾向本刊记者坦言,不是不想搞技术,也不是不知道技术的重要性,但是我们现在这种体制根本没法搞。“你看看国资委给我的目标就是保证增值,而我的任期就这么长,我拿什么能保证我的指标呢?”“搞技术我还不知道要搞到猴年马月呢!等到搞出来我早就走了。还有,搞技术、搞研发是有风险的,最后还要花我的利润、冲销我的利润。再者,搞创新是需要人才的,而我们的工资总额都是国家给核定的。所以现在根本是在满拧……”



  一个缺乏内在动力的企业如何能指望它在技术创新上有更大的作为?有专家指出,我们不能把一个产业或一个企业的未来完全寄托在企业家的禀赋上,最可靠的还是应该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制度设计上,可是现在的制度设计显然还存在很多的缺失。



  三是市场环境对技术创新的制约。



  梅永红认为,我国有核心的两大资源,一是丰厚的科技资源,二是几乎无以穷尽的市场空间,这是我国最可倚重的战略资源。但我们一直没有深入地研究市场对技术发展的关联度问题,没有深入思考如何利用好市场问题。而正是这个市场,不仅没能成为拉动某些技术领域进步的一个因素,反而成了排斥甚至压制技术进步的一个因素。



  “3G就是最好的例子。哪有一个国家对一个消费品弄出三个标准、三种制式来?这个世界上绝无仅有啊!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3G标准,系统可能还不是太完善,但是从技术层面上我们已经没有越不过去的障碍了,为什么不能给我们的体系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呢?”梅永红强调说,“技术就是在市场的不断应用、不断纠错和不断完善过程当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这是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哪有刚一推出来的产品就能比做十年、二十年的产品还要成熟呢?”



  “现在的市场环境不能接纳我们的技术,不能接纳我们的产品,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中国的科技发展想一帆风顺根本不可能。”



  四是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短缺。



  创新的关键是人才,中央反复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但是,这个“第一资源”的基座还不够大,塔尖更不容乐观。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的调研报告和中国工程院课题组关于《我国高层次工程科技人才成长规律研究综合报告》显示,影响我国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成长的主要原因:一是科研资助体制机制上的过度市场化、过度竞争化和短期化问题;二是评价制度不完善、非创新导向问题;三是科研人员分配机制上的稳定保障与创新激励不足问题;四是科技人才成长中的官本位和行政化倾向问题。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生前曾向前去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谈到:“创新型人才不足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严重弊端,也是制约科技发展的瓶颈”;“要更加关注教育改革和发展,注重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中国现在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造人才的方式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句后来被广泛传播的“钱学森之问”清楚地说明,科技发展与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密不可分。而我国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更深层次的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或将迎来创新机遇期



  2009年9月22日至23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了三次座谈会,约请47位经济、科技专家,围绕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等七个产业的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在之后公布的会议公告中,这七大产业被表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温家宝强调,“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有市场需求前景,具备资源能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特征。”他指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立足当前渡难关、着眼长远上水平的重大战略选择”;“要以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来选择和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着眼于提高国家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着眼于引发技术和产业变革”,为此,必须做好战略决策、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产业化这四项储备,“这四个方面的储备决定未来”。



  毫无疑问,这些以创新为主要特点的新兴战略产业的推进,势必会对国家的科技、教育、财税、知识产权制度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性改革提出更多要求。这也决定了伴随本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推进,中国或将迎来一个真正深刻变革、创新的机遇期。



抢占技术制高点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桃源



  这一轮全球经济之所出现如此深重的危机,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边际效应已经基本被吃干榨尽,承担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的技术引擎未能及时接续上。信息技术所创造的全球经济红利形成的巨大过剩流动性,主要只有股市房市两个出口,加上美国金融工具和衍生产品创新过度,注定了这一轮金融危机迟早会爆发。



  修复这一轮遭受重创的全球经济,需要全球共同解决的难题固然成堆,一些尖锐的矛盾要找到解决办法还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但是,一个几乎没有异议,也是全球有抱负的国家和地区正在着手进行的,就是在这一轮反危机的过程中,如何尽快抢占带动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技术制高点,以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形势逼人,时不我待。在反危机和后危机时代,中国要化被动为主动,更加有把握地变危为机,更加牢固地抓住甚至延长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就务必要在抢占关键技术和新技术制高点上有所作为。



  欲有所作为,就得坚守“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毕竟,我国的科技水平、研发实力和可投入的经费,在现在和可以预期的将来,仍可能难以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纵使发达国家,也不可能全面撒网,全线出击。这就要求我们时刻跟踪国际上关键技术和新技术领域的最新进展,科学研判哪些关键技术有可能成为下一轮经济周期的引擎,并结合我国研发和制造水平的实际,甄别、遴选出有限目标,并科学配置科技力量进行协同攻关,务使在目标锁定上不“走眼”,在研发水平上不落伍,在产业化上不迟到。



  同时,要对那些真正在关键技术和新技术研发上有创意、有实力的产学研单位以有较高含金量的资金倾斜、税收倾斜,建立关键技术和新技术产品鉴定、量产的“绿色通道”,让相关技术产品尽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国际竞争能力。同时,要从战略的高度加大对关键技术和新技术及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大对侵权的打击力度,让发明者和生产企业得到理应得到的物质回报。



  归根结底,抢占制高点是为了抢占市场。对于关键技术和新技术产品而言,没有应用就没有市场。再完美无缺的新产品,没有应用无异于废物一堆。况且,正因为是关键技术和新技术产品,也许并不完美,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瑕疵和遗憾,但只有应用了,才知道问题在哪,需要完善和提高之处何在,才能让设计者和生产者进一步改进设计和工艺,促进技术和产品臻于完善。



  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对于产品而言,只有应用广泛了,用户把毛病挑尽了,产品的质量才能不断提升,才能产生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品牌、名牌。因此,要从战略的高度,从培育和保护民族创新元气的角度,进一步加大对国产关键技术和新技术的应用力度。加大对使用首台套国产关键技术和新技术产品的奖励力度,在各级政府采购中,在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换代中,要消除一切有形无形的针对国产关键技术和新技术产品的歧视性条款和做法。在同等技术水平上,优先选用国产关键技术和新技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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