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义“癌症村”风波调查 超高患癌率究竟源于何因?

　　

陈永杰 胡珉琦(实习) 
 
　　建立起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是当务之急，疾控中心和环保局可以把检测报告公布在这个平台上，这样公众就可以通过平台获取政府的相关信息，这对消除村民和政府之间的误解大有好处。

　　“我想来试试，看这里的专家能不能帮我找到解决办法。”11月底，在北京召开的一次环保论坛上，北京顺义区后王各庄村村民孔凡国手里拿着自己收集的调查资料，见人便打听与会专家的相关情况。两年多来，他一直像这样寻找各种机构和人员为本村癌症村民“讨说法”。

　　后王各庄村是顺义区木林镇一个只有1000多人的小村。两年多以前，不少村民发现，本村死于癌症的人数逐渐增多。于是，在村民的推举下，孔凡国组织了一个调查小组，对村里癌症频发的情况进行了逐户调查。

　　“这是我们花了近半年时间调查出的结果。”孔凡国放在桌上一摞资料。记者看到，这份《后王各庄村癌症病因调查表》显示，2001年至2007年，后王各庄村共有25人患上癌症，其中肺癌8人、食道癌4人、血癌3人，此外还有膀胱癌、淋巴癌、胰腺癌、肝癌、胃癌、咽癌等，并且患病人群有年轻化的趋势。在19个死亡村民中，从确诊到死亡大多只有一两年的时间，最短的才一个多月。

　　根据孔凡国的调查，村民普遍认为，导致村里癌症频发的根源就是建在村南头的北京希涛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涛公司”）。

　　孔凡国说，自从2002年希涛公司来后王各庄村建厂以后，村里就时常能闻到一股股酸臭味，好像是塑料泡沫烧焦的味道，让人喘不过气来。村民夏天都不敢开窗，而这种气味在下雨、下雪前，以及阴天时最为明显。此外，还有村民发现，希涛公司从院墙引出了一根直径30厘米的管子，向村里的河沟排放一种带有酸味的水。有村民曾用打火机试着点燃河沟里像“粉坨一样的黏东西”，这些排放物很快就着了起来。

　　拿着这份调查表，孔凡国感到有了底气，开始向相关部门反映问题。在没有得到明确答复的情况下，孔凡国又开始寻求媒体的帮助，自此之后，反映后王各庄村癌症高发的文章开始频繁见诸各大媒体，“癌症村”的名字也扣在了后王各庄村的头上。

　　2009年12月初，记者来到位于北京东北方向40公里的顺义区木林镇后王各庄村。刚踏上村南的小路，“北京希涛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牌子就出现在记者眼前，这是一家生产聚丙烯酰胺，同时也生产保水剂的工厂。记者发现，希涛公司的厂房大门紧闭，从大门的缝隙中，可以隐约看到有运输车辆停放在场院里，几个穿着工作服的工人正在搬运货物。

　　在希涛公司门外，一条不宽的小路通往后王各庄村的村级路。根据记者目测，与希涛公司院墙之间最近的民居直线距离不超过20米。“这家人已经搬走了。”孔凡国指着这栋民居说，自从村民发现村里癌症患者增多后，一些家庭条件好的村民都选择在附近镇上购房，或者投亲靠友。

　　在与希涛公司一路之隔的村委会，记者看到村委会的统计数据，该村常住人口从2006年前的1100人，下降到2006年的1051人，2007年的1029人。在希涛公司的东面，记者看到，几个工人正在搭建新厂房，此时，厂里的烟囱正在冒着白烟。但是，记者并没有闻到村民所说的刺鼻的味道。在距离希涛公司院墙不到20米的一座小桥下有一条排水管，从排水管中不时流出淡黄色的水。由于天气寒冷，出水口已经结冰。“这是希涛公司的排水管。”一位坐在桥上的后王各庄村村民说，以前希涛公司直接把排水管接到河沟里，现在由于村民反映太大就把排水管埋入地下，但最终还是排到了河沟里，到了夏天，废水的气味非常大。

　　记者试图就村民的反映采访希涛公司，该公司办公室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北京科技报》，“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和当地村民也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我们的一切手续都符合顺义区环保局的要求，各项检测也通过了。”这名工作人员还对媒体涉及该公司的报道表示出不满，“我非常反感你们这个行业！”

　　孔凡国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村民与希涛公司的矛盾也上升到顶点。2007年7月，由于认为希涛公司的排放物污染了自己生活的环境，后王各庄村的村民们还自发到希涛公司门口声讨，并将该公司大门堵住，这一举动惊动了警方到现场维持秩序。

　　“现在看来，村民的这次围厂行动是有点过激，但是，作为村民只能用这种办法引起政府的关注。”孔凡国说，我就是想弄清楚，究竟我们这个“癌症村”该由谁来负责。

　　难道后王各庄村的癌症患病率真像村民统计的异常升高吗？希涛公司的生产环节是否通过顺义区环保局的环评报告？

　　在顺义区环保局的官方网站上，记者看到2007年11月30日的信息：经顺义区环保局调查，北京希涛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生产废气废水集中处理后排放。经监测，该单位废气废水排放达标。根据了解，2004年初希涛公司新建了一个污水沉淀池，上层的清水通过水循环系统重复使用，下层的杂质会定期由环卫部门清理，烘干用的锅炉烟囱也经过专门的改进。

　　记者在一份顺义区环保局给出的“关于申请查阅北京希涛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相关环境信息的复函”中看到，顺义区环保局为其（希涛公司）办理了相关环保手续，由于该企业生产废水循环使用，无需建设配套环境保护设施。

　　复函还提到，该公司生产废水循环使用，只产生少量生活废水；生产所用原料为40%丙烯酰胺和丙烯酸，具有挥发性。但《排污费征收暂行办法》(2003年2月28日失效)和《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均未规定向大气排放以上两种物质须征收排污费。

　　清华大学化工系生物化工研究所沈忠耀教授告诉《北京科技报》，希涛公司生产的聚丙烯酰胺产品是安全的，没有任何毒性。但是，其生产原料丙烯酰胺作为一种工业原料是有毒的，属于危险化学品，在运输的过程中需要特殊的车辆和在顺义区环保局进行备案。

　　“丙烯酰胺主要通过皮肤接触对人体造成伤害。”沈忠耀教授说。所以在配置丙烯酰胺液的时候要戴手套，最好也戴口罩，在制胶时也应有手套保护防止皮肤接触。其作为原料生产聚丙烯酰胺的时候，在聚合不充分的情况下会在废水中残留一小部分丙烯酰胺，这样就需要对废水作特殊处理，采用设备进行循环利用。

　　另外，沈忠耀还指出，聚丙烯酰胺聚合形成后温度很高，还需要降温处理，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废气，废气中含有丙烯酰胺和粉尘等，会对人体产生危害，所以，工厂应该采取措施进行处理，不能直接排放废气。目前，美国公布的致癌物质已经达到200多种，丙烯酰胺应属于可疑致癌物之一，但后王各庄村村民的病因究竟是不是由此引起的，只能通过检测。

　　曾用三年时间在陕西某“癌症村”作调查研究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现代生态环境地质研究中心研究员林景星也告诉《北京科技报》，即使某一地区癌症高发也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首先就是当地的地质原因造成的岩石、土壤本身具有有毒物质，其次是遗传基因所致。而最后一种才是人为环境污染，通过食物链转移，使污染元素逐渐积存于人或生物体内，引发地方性、区域性，高比例人群或生物发病。

　　针对后王各庄村村民怀疑癌症是由于化工厂排污所致的说法，林景星认为，不能简单地通过村民的推断就下结论。因果关系的确立是需要经过严密的科学检测的。“要通过疾控部门的慢性病调查明确癌症患者人数呈现怎样的时间分布，是否在一个时期内存在明显上升，并且所有癌症患者包括死亡人员必须出具正规医院的诊断证明。”林景星强调。其次，要环保部门对该区域的水、土壤、大气以及农作物等进行污染物检测，同时要提取所有村民的头发、血样检测，只有这两者均能检测到与人为排放的污染物一致的元素，并达到一定值，才有可能得出结论。“所以孔凡国这份简易的死亡名单，是无法作为科学依据的。”林景星说，“唯一的办法就是请权威机构做检测。”

　　对于后王各庄村癌症患者比例是否异常的问题，北京市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答复也令记者颇感意外。

　　“后王各庄村的癌症患病率并没有超出北京市的癌症发病率。”北京市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病防治科游凯告诉《北京科技报》，2009年1月，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到顺义区政府的指令，到后王各庄村进行肿瘤慢性病调查工作。他也参加了这次调查工作，为了保证调查的权威性，他们还联系了中国疾控中心慢性病防治的相关专家参与其中。在为期半个月的调查中，工作人员逐一进入后王各庄村癌症患者家中走访调查，翻看了患者的病例。

　　“我们调查发现，村里所谓癌症高发的说法只是误传，癌症患者并没有村民所说的那么多，并且这些病例是分散在十几年当中的。”游凯说，“为了参照比较，我们还选取了木林镇另外三个村进行调查，后王各庄村的癌症患病率甚至还没有超过其他三个村。”游凯说，要科学地确定一个地区的肿瘤患者比率是否升高，必须从肿瘤患者的时间分布、人群分布和地点分布等几个角度全方位分析，不能把个人的统计作为依据。

　　但是，当记者告诉孔凡国疾控中心的调查结果时，他非常吃惊，“我和村民都没有看到这份报告。”

　　疾控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知什么原因，疾控中心所作的报告只是提供给政府，没有向村民公布。如果媒体想看到这份报告，要经顺义区政府的同意，他们才能提供。

　　由于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正面回复，“癌症”疑云依然笼罩在后王各庄村每个村民的心头。而孔凡国也依然在通过自己的种种办法寻找答案，“我当然希望结果像有关部门说的那样，但是要看到这份报告才能相信。”

　　某环保组织志愿者苏雨桐也是看到媒体报道后，主动联系孔凡国的，希望能给他一些帮助。苏雨桐告诉《北京科技报》，在得知村民多次请求各级环保部门却始终得不到解决之后，她便带着两位公益律师前往顺义区环保局要求公开希涛公司的环境信息，据她回忆，当时环保局只称该企业的排污都是达标的，却一直拒绝拿出书面报告。此后，律师在进入该企业后也无法取证。

　　在此种情形下，苏雨桐建议孔凡国找专业机构为后王各庄村的环境进行专业鉴定。

　　“但是，没有想到，想通过这样的方法解决问题，对于普通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十几万元的检测费用是村民无法承受的，我们的复印费、材料费都是村民一家家凑出来的。”孔凡国说，2008年4月，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帮助村民委托了一家名叫“北京新奥环标理化分析测试中心”的私人机构，针对村民饮用水和化工厂废渣做了检验。但是，这份报告显示，村民饮用水和化工厂废渣中丙烯酰胺的含量均未超标。

　　在北京环境友好公益协会会长李力通过私人关系的帮助下，2008年，村民把从希涛公司排水口取的样本送到清华大学进行检测，但检测结果是水中只有COD超标，说明水中只有有机物质含量超标。然而，出于种种原因，清华大学的检测部门拒绝提供检测报告。

　　林景星也坦言，这样的专业鉴定是项极其复杂的工作，以他曾在陕西委托国土资源部检测机构做的检测为例，仅土壤取样就包括表层和深层，在此基础上每隔五米取一次，连村民家中的地面也不能放过。林景星感慨地说，这样的检测只能由政府来做，但是政府做了相关检测出于种种压力却不愿意公开结果，这样的事情在我国比比皆是。

　　对于后王各庄村村民的疑虑，林景星认为，现在，作为村民他们没有渠道和能力获知自己身边的化工厂是否对自己的身体造成危害；作为企业来说，他们也没有很好的办法与周边村民进行沟通。因此，对于向企业“讨说法”的老百姓和媒体，他们通通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政府应该建立一个能够客观公布环境信息的平台，让几方能够在此进行公平的沟通，消除疑虑和种种矛盾，同时也能节省大量的人力和行政费用。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汪玉凯教授告诉《北京科技报》，政府信息的选择性公开目前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政府公开的很多信息绝大部分不是公众迫切希望得到的，而公众希望得到、了解的信息，政府却没有完全公开。

　　在这一点上，政府官员需要有观念上的变革。作为政府可以让媒体、公众以及各机构获得更多的监督权利，让政府的决策和运作更加透明和公开，减少各方之间相互不信任，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及时向公众公布事情的真相，对于政府来说有利于避免谣言传播，消除群众怨气，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在互联网普及、信息传播便捷的今天，掩盖矛盾往往是掩耳盗铃，其结果不利于及时制止损害百姓利益、忽视群众诉求的现象，反而有可能使“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建立起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是当务之急，顺义疾控中心和环保局可以把检测报告公布在这个平台上，这样公众就可以通过平台获取政府的相关信息，这对消除村民和政府之间的误解大有好处。”汪玉凯说。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志愿唐忠辉律师告诉《北京科技报》，在美国，一旦爆发区域性疾病，根据《污染赔偿综合反映责任法》（俗称“超级基金法”）受害者首先可以申请“超级基金”的资金救助，并且由其委托检测机构进行调查，确认责任后再由企业或者政府作出赔偿。

　　“政府主要是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建立社会救济规则和透明的信息沟通平台等等，在此基础上由民众和企业自由博弈。”唐忠辉说，但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依然不完善，污染保险、公益诉讼制度等还未建立。

　　目前，孔凡国和后王各庄村村民虽然看到了一份顺义环保局给出的“复函”但依然心存疑问，“首先，复函没有最终出示该企业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其次，复函中‘由于该企业生产废水循环使用，无需建设配套环境保护设施’一说并没有给出法律依据，也没有明确公开其废水循环的设施到底是什么，究竟经过怎样的处理，实际使用情况是怎样的。此外，2008年，环保局的对污水和废气的检测是达标的，但是，这之前环保局是否进行过检测呢？如果没有，希涛公司是不是在2007年之前已经对周边的环境造成污染，对村民造成危害呢？”　孔凡国说，他现在最希望的是政府能够出面澄清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