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H新掌门的矛盾

　　遗传学家即将出任NIH第16任院长

8月7日，在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于7月8日提名遗传学家弗兰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为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四个星期后，美国国会参议院在没有举行例行听证会的情况下批准了这一提名，美国健康和人类服务部部长凯琳·赛白琳在当天宣布了这一决定。柯林斯目前正在度假，他即将出任NIH第16任院长。  

“柯林斯博士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科学领袖。作为一名医生和遗传学家，柯林斯博士曾担任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所长之职，领导并完成了人类基因组项目。”赛白琳说，“柯林斯博士将成为一名杰出的领袖。对NIH和这个国家的科学界而言，今天是令人激动的一天。”  

柯林斯今年59岁，在1993年至2008年任NIH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期间，他因发现多种疾病的致病基因和领导人类基因组项目而闻名。在他的领导下，人类基因组项目在低于预算的情况下提前完成了任务。2003年4月，这个非凡的国际合作项目完成了最终的人类基因组测序。与此同时，柯林斯自己的研究实验室也成果累累——发现了一系列与疾病相关的重要基因，这些疾病包括囊肿性纤维化、神经纤维瘤病、亨廷顿舞蹈症、家庭性甲状腺非髓质癌综合征。最近，他的实验室又发现了导致成年糖尿病和早老症的基因。柯林斯对科学和信仰有长久的兴趣，他刚完成一部新书《生命语言：DNA和个性化医学革命》。  

《科学》杂志的文章说，作为年度预算为300亿美元的NIH的新院长，柯林斯将面临多个严峻挑战。而迫在眉睫的挑战是NIH在今年初从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获得的104亿美元。NIH的官员们匆匆忙忙地要在9月底之前分配完这些经费，因此吸引了一大批的经费申请书。虽然这笔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但柯林斯却需要推动国会增加NIH的预算，以保证获得刺激性研究经费的科学家们能够在两年后继续进行研究。也有科学家对柯林斯寄予厚望：保证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能遵从新的指导规则、重新评估NIH有关利益冲突的规章制度。（王丹红）



7月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曾担任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中心（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NHGRI）15年之久、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的总协调人Francis  Collins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新掌门。除了“强硬”的科学背景，Collins还有另一层身份——虔诚的福音派教徒。  

诚如《科学》杂志所评论的，Collins的上任并没有太出乎人们的意料，但最近针对他个人能否胜任这一职位并最终有利于NIH科学事业的发展却引发了不少争议。Collins的遗传学背景会不会导致他忽视医药和卫生领域？他的基督教信仰会不会影响他对科学事业作出合理的决策？目前，争议还远未停息，也没有一个令争论双方满意的答案，但至少说明民众对Collins这位备受争议的科学家的关注。

  

平衡决策  

自1993年起担任NHGRI负责人和HGP总协调人的Collins曾在处理政府研究机构和Craig  Venter领导的塞雷拉基因组公司（Celera  Genomics）之间的竞争和矛盾过程当中，显示出非凡的协调能力。NIH前任院长Harold  Varmus把Collins描述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富有灵感的领袖、杰出的管理者和成熟的政治家，“对于Collins在当下复杂的时期职掌NIH充满信心”。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乐观。华盛顿国家乳腺癌联盟主任Fran  Visco呼吁，NIH应当重新重视有关乳腺癌环境诱因的研究，而不应仅仅关注遗传学。  

Collins和他的实验室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乳腺癌、前列腺癌、成人糖尿病及其他疾病的分子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研究，并且取得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上述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进展。中国科学院基因组所研究员方向东提醒说：“医药、卫生恰恰是他所擅长和专注的领域。”  

同时，随着高通量测序等基因组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海量信息处理等生物信息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基因组学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技术平台，将广泛应用于包括医药、卫生在内的生命科学各个领域，也必将促进其他领域的技术革新和理论突破。  

“没有哪一位科学家能比Collins博士更能融会贯通于广泛的研究领域。”方向东告诉《科学新闻》，“奥巴马政府在美国经济急剧恶化的形势下选择Francis  Collins执掌NIH这一重要科研机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明智之举。”  

著名评论人方舟子则认为，Collins一直从事基因组研究，可能会比较注重遗传学方面的资金投入，但他同时强调，美国科研领导人的权力毕竟有限，受到多方的制约，资金发放比较透明，所以即使他的决策不平衡，也不太可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每个科学家都有研究的偏向，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科学院基因组所所长吴仲义认为：“一个主持者的职业背景当然会影响他对该机构的领导，但是否强到足够影响他的政策制定要因人而异。”

  

信仰问题  

Collins并非一开始就笃信基督。最初，Collins把他的父母描述为“名义上的基督徒”；在研究生时间，他甚至认为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此后，在和将死的病人相处的过程中，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宗教观点。随后，他调查了各种各样的信仰，熟悉了支持或反对神的各种观点。渐渐地，他得出了有神论的观点，并在一个秋日下午的远足中变成了福音派基督徒。

2006年，Collins出版了《The  Language  of  God:  A  Scientist  Presents  Evidence  for  Belief》一书。在书中，Collins认为科学发现是崇拜的机遇。他进一步检查并最终拒绝接受创世论和智慧设计论；而他自我的信仰体系则是有神的进化论（他用BioLogos来指代这种信仰）。2008年，Collins成立了  BioLogos基金，帮助基督徒将信仰和现代科学融合起来。

一些和Collins关系紧密的科学家认为宗教信仰不会影响他肩负的责任。“在和Collins合作的这么多年，我从没见过他的宗教信仰和他的科学判断之间发生过冲突。”发展生物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校长Shirley  M.  Tilghman说。  

参加国际HapMap计划（The  International  Haplotype  Map  Project）与Collins有着长期合作的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曾长青告诉《科学新闻》，他从未见过Collins在作出科学判断时带有任何的宗教意味。  

但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Steven  Pinker则对于Collins的提名深感忧虑：“  Collins  是一个反科学信条的鼓吹者，那么科学界为此质疑他的宗教信条是否会影响其执掌NIH并最终利于科学的发展是合理的。”  

加州奥克兰国家科学教育中心政策分析人士Joshua  Rosenau一向在学校教育中捍卫进化论，“我们应把他算作是同盟。”他说，像Francis  Collins这样的科学家，能表明他个人是如何融合宗教和科学的，这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目前，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在美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进化论的教育和干细胞的研究。方舟子承认，在这两个方面Collins都站在科学界一边，还没有证据表明宗教信仰影响了他的科学判断。但他同时强调，Collins是一个比较狂热的福音派教徒，热衷于宗教活动，最近又出书试图调和科学与宗教，“鉴于科学与宗教有着根本的冲突，担心一名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的人会影响其科学决策，也并不多余。”  

“从某种意义上讲，宗教和科学不是绝对的矛盾。”方向东说，“对于宗教的理解，应该更多地着眼于那些具有良好道德的价值观。渴望理解世界，是人们在追求科学过程中的最大动机和满足，这种动机不应该是追名逐利的物质需要，而更应该是一种精神的需要、一种心灵上的需要。”

同样有过科学管理经验的吴仲义并不担心宗教信仰会影响科学：“宗教或许是一个因素，但一个在领导位置的人通常会知道如何避免自己的宗教信仰过分影响他的政策制定。”

  

争议背后  

尽管在民间存在热烈的讨论，但曾长青认为，“Collins被提名是由他的实力所决定的”，而民间的议论不会对最终的上任产生影响。  

且不论民众，即使职业科学家对于科学领导人的关注度，在中美之间也存在差异。  

“由于体制的不同，中国科学领导人一般由上级直接任命，一般不会事先公布提名听取公众意见。即使任命被事先披露出来，公众也没有舆论渠道可以表示意见，也不敢公开议论，怕得罪了领导。”方舟子告诉《科学新闻》，“而且中国科学领导人一般不会公开宣扬其宗教信仰，公众也无从得知。但是中国科学领导人如果有非理性的信仰，由于其权力比较大，就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例如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的科学领导人迷信特异功能，大力支持这方面的研究。”  

“当然，我们在中国选择领导时也会考虑他的背景，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不会公开地进行。”吴仲义说，在中国，一个候选人或者已被彻底了解，或者最终任命是很谨严地做出的，所以在此过程中讨论是多余的，人们也就放弃了作太多的评论。  

方向东认为关于Francis  Collins的质疑和争论，  一方面反映出美国全民科学素质的整体水平较高；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科学家和普通民众对国家重大事务的参政意识较为普及。“在中国，我们每一位科研工作者也需要具有这样强的公众意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