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管婴儿之父”的科学精神启示

　　

　文/张贵峰 

 　　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10月4日宣布，将201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试管婴儿之父”英国生理学家罗伯特·爱德华兹，以表彰他在体外受精技术领域作出的开创性贡献。(本报10月5日A30版报道)

　　爱德华兹的获奖被认为是“众望所归”——“试管婴儿”技术使医疗手段治疗不育症成为可能，堪称现代医学发展的里程碑。

　　但是，这一“众望所归”的“归期”无疑又是相当漫长的。如果从1978年第一例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顺利诞生算起，爱德华兹从研究成功到获得诺贝尔奖，已等待了整整32年 ，这诚如爱德华兹同事感叹的，“我奇怪这一奖励怎么来得这么晚”。

　　其实，爱德华兹的获奖“归期”不止是“来得晚”，更是一个饱经忧患、备受非难的过程。据悉，在“试管婴儿”技术诞生之初，当时的报纸就惊呼：人们又一次“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违反了伦理道德”，而且爱德华兹本人也被视为疯子。为此，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甚至停止了对其研究项目的资助。

　　从“魔鬼的造物”到“开创性贡献”，从“疯子”到“公认的天才”，爱德华兹及其“试管婴儿”技术的坎坷传奇经历，无疑带给我们丰富的科学精神启示。

　　它再次证明，科学研究探索尤其是像“试管婴儿”这样具有“开创性贡献”的科研探索，其走向成功的过程，势必会饱尝艰辛，绝不可能一帆风顺。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不仅科研本身会充满艰辛、备受挫折，而且要让科研成果赢得社会认可、收获最终的成功，同样也要历尽种种误解、非难 、苛责。因此，一个能取得伟大成功的科学家，不仅要具备科研本身所需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更要有不为世俗所动、敢于挑战成见、锲而不舍求真的坚定科学精神和顽强勇气、意志。

　　针对“为什么中国到现在都还没获得诺贝尔奖”的提问，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日前表示，“中国学者缺乏科学精神”——“学者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十分急功近利”，“他们看到的是物质好处和社会地位，而不是发现科学精要时带给自己内心的快乐”。结合“试管婴儿之父”爱德华兹的获奖经历以及其中所昭示的科学精神，丘成桐所言无疑不虚，值此新一轮诺贝尔奖颁奖、国人不得不再次无奈“围观 ”之际，这种“科学精神缺乏”的现实，显然值得我们痛彻反思、深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