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中，社会经济地位与三联疗法及抗胆碱能单药疗法处方之间的关系——一项基于全国登记数据的回顾性研究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Socioeconomic Status Related to Prescription of Triple Therapy and Anticholinergic Mon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in Sweden - A Retrospective National Registry Study

研究通过瑞典国家数据库分析38692例COPD患者，发现低社会经济群体更常采用三联疗法（LAMA+LABA+ICS），而高收入群体更倾向单用LAMA，可能与疾病严重程度及加重率差异有关。

　　这项研究探讨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中，低社会经济地位（SES）与高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药物处方模式差异。研究数据来源于瑞典国家气道登记系统（SNAR）和瑞典国家健康登记系统，涵盖了2021年至2022年间访问初级医疗保健机构的COPD患者。研究对象为40岁以上、未被诊断为哮喘的患者，排除了同时患有哮喘的情况。通过分析教育水平和年度收入这两个指标来评估社会经济地位，研究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患者在COPD治疗方案的选择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COPD患者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更有可能接受三联疗法（LAMA + LABA + ICS），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则更倾向于使用单药疗法（LAMA）。这一发现表明，尽管瑞典的医疗体系旨在为所有患者提供平等的医疗资源和治疗方案，但在实际操作中，处方行为仍可能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研究还指出，这种差异可能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患者在疾病发作频率上的差异有关。例如，低社会经济地位的患者可能经历更多的疾病加重，从而需要更复杂的治疗方案。相反，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患者可能因较少的疾病加重而接受更简单的治疗方式。

研究数据覆盖了38,692名COPD患者，其中55.5%为女性，平均年龄为73.6岁，FEV1（第一秒用力呼气量）平均为预测值的59.5%。根据GOLD（全球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倡议）标准，患者被分为A组、B组和E组。其中，有29,128名患者能够被明确归类到这三个组别中，其余9,564名患者因缺乏CAT评分或相关疾病发作信息被归为“Others”。研究发现，三联疗法在低教育水平和低收入患者中被更频繁地使用，而单药疗法则在高收入患者中更为常见。这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COPD治疗方案的决策。

在性别分布方面，研究发现，E组（频繁疾病加重）的女性比例显著高于预期，而男性比例则低于预期。这一现象可能反映了女性在COPD的病情发展和管理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女性可能更容易出现频繁的疾病加重，这可能与她们在疾病管理中的行为模式、对症状的感知或医疗资源的使用频率有关。此外，研究还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少接受任何药物治疗，而女性则更倾向于接受三联疗法。这可能意味着，男性在COPD的治疗决策中更注重症状的缓解，而女性则更关注预防疾病加重。

在教育水平方面，低教育水平的患者更有可能接受三联疗法，而高教育水平的患者则更少接受这种治疗。这一趋势在B组患者中尤为明显。相比之下，A组和E组的患者在接受不同教育水平的群体中，药物处方模式没有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A组和E组的患者病情相对明确，治疗方案的选择更加直观。而B组患者病情较为复杂，疾病加重的频率较高，症状的管理也更具挑战性，因此在处方决策上可能存在更大的差异。

在收入水平方面，高收入患者更常接受单药疗法（LAMA），而低收入患者则更倾向于接受三联疗法。这一趋势同样在B组患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研究还发现，高收入患者中，三联疗法的使用比例低于预期，而低收入患者中三联疗法的使用比例高于预期。这可能与不同收入群体对疾病严重程度的认知差异有关。例如，高收入患者可能更倾向于接受更为简单的治疗方案，而低收入患者可能因更频繁的疾病加重而需要更复杂的药物组合。

研究的局限性之一是无法评估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这限制了对处方差异背后临床意义的深入探讨。此外，数据中存在部分缺失，例如FEV1的预测值和CAT评分，这也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全面性。尽管如此，研究的样本量较大，涵盖了全国范围内的患者数据，因此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和统计效力。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社会经济地位对COPD治疗方案的影响可能不仅仅局限于处方模式的差异。例如，低社会经济地位的患者可能面临更多的医疗资源获取障碍，或者对治疗方案的理解和执行存在困难。此外，医疗资源的分配可能在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之间存在不均，这可能进一步影响治疗效果和患者生活质量。因此，为了实现医疗公平，有必要确保COPD的治疗方案能够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和需求进行个性化调整，而不是仅仅基于社会经济地位。

此外，研究还发现，心血管药物的使用在所有COPD患者中较为普遍，超过77%的患者接受了心血管药物治疗。这可能反映了COPD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伴随其他慢性疾病，如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因此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健康问题。而抗抑郁药物和糖尿病药物的使用率也较高，分别达到29.8%和21.5%。这可能意味着，COPD患者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情况下，更容易出现心理和代谢方面的并发症，从而需要更多的综合治疗。

在瑞典，COPD的死亡率在男性中有所下降，但在女性中则有所上升。这一趋势可能与女性在COPD治疗中的不充分管理有关。例如，女性可能更少接受药物治疗，或者更倾向于选择不包含吸入性糖皮质激素（ICS）的治疗方案，这可能与疾病加重的频率较低有关。然而，研究中发现，女性在E组中更频繁地经历疾病加重，这可能与她们对疾病的认知、治疗依从性或医疗资源的获取方式有关。

研究结果还提示，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患者在治疗选择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可能主要体现在处方模式的细微变化上。这表明，尽管存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影响，但瑞典的医疗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减少了这种差异。然而，为了进一步缩小这种差距，仍需关注社会经济因素对患者治疗决策的影响，并探索如何在不牺牲治疗效果的前提下，提高低社会经济地位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医疗质量。

综上所述，该研究揭示了社会经济地位与COPD药物处方模式之间的微妙联系。虽然这些差异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但在实际临床意义中可能并不明显。然而，这种差异的存在提醒我们，医疗资源的分配和处方决策可能仍然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这些差异背后的机制，并寻找有效的方法来减少社会经济地位对COPD治疗的影响，以实现真正的医疗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