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地国家的鱼类生态边界：鱼类考古学、同位素学及寄生虫学证据的综合研究（公元400–2000年）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The Low Countries’ Fish Event Horizon: A Synthesis of the Ichthyoarchaeological, Isotopic, and Parasite Evidence (AD 400–2000)

鱼类消费变化：低地国家中世纪至近现代的考古学证据

　　近年来，随着对历史生态学、考古学和生态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低地国家（包括比利时和荷兰）在中世纪至后中世纪时期鱼类资源利用和消费模式的变化。这项研究通过系统整合三种考古学指标——鱼类遗存、同位素数据和寄生虫数据，对这一时期鱼类资源利用的变化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1150年左右开始，无论是城市还是精英阶层的遗址，都出现了鱼类利用模式从淡水主导向海洋主导的转变。然而，精英阶层的遗存仍然显示出对本地淡水鱼类的持续获取。同位素数据支持了海洋鱼类消费量的增加，但并未发现淡水鱼类利用绝对下降的证据，而溯河鱼类的利用模式保持稳定。寄生虫数据则显示，尽管其数量不足以揭示具有文化意义的长期趋势，但结果表明淡水鱼类在晚期和后中世纪时期的饮食中占据较低地位。这些发现为“鱼类事件临界点”（Fish Event Horizon, FEH）这一术语在低地国家的应用提供了依据，同时也强调了不同物种在环境变化中的响应差异。

研究的背景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考古学、生态学和历史文献中开始讨论中世纪晚期可能发生的海洋鱼类利用激增现象。在英国，这一假设被Barrett、Locker和Roberts等人通过整合考古鱼类遗存数据而正式提出，并认为在公元1000年左右出现了一种“革命性”的海洋渔业增长。同时，淡水鱼类利用的减少与更广泛的文化和经济转变相吻合。随后，这一现象被推广到整个北欧地区，成为考古学和生态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然而，在低地国家，这一事件的出现仍然存在争议，因为不同的研究案例和综述显示，鱼类消费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这与之前提出的普遍模式不一致。此外，比利时和荷兰由于现代国家边界的划分，很少被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因此，系统化的分析对于更准确地描绘低地国家的鱼类利用模式至关重要。

研究还探讨了中世纪时期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显著影响，尤其是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和土地开发。这些活动对淡水生态系统施加了巨大压力，许多淡水系统被排水或通过水力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对这些变化的澄清不仅有助于理解过去的生态变化，也为生态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同时，研究指出，鱼类考古学依赖于鱼类遗存的识别和量化，但这类数据常受到埋藏学、回收和鉴定报告偏倚的影响，同时缺乏精确的年代测定。因此，研究引入了同位素和寄生虫数据作为补充手段，以更全面地了解鱼类消费情况。同位素数据可以揭示个体的饮食构成，尤其是区分海洋和陆地食物来源。海洋食物通常具有较高的碳（δ13C）和氮（δ1?N）同位素比值，因此，鱼类事件临界点的出现可能体现在δ13C和δ1?N值的上升上，但这一变化主要适用于那些大量食用鱼类的个体。寄生虫则因其生命周期和生物学特性，可以间接反映过去人群的饮食结构，特别是它们作为宿主的广泛性决定了其在分析中的重要性。然而，寄生虫数据在低地国家的研究中仍然有限，且无法明确区分出长期的文化趋势。

在方法上，研究综合了多种数据来源，包括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献，以确保研究的全面性。然而，由于缺乏对样本量和骨密度的详细报告，研究者在整合数据时面临一定的挑战。此外，对于寄生虫的鉴定，仅基于形态学的分类常常不够可靠，因此研究者采用了更保守的分类方式，将某些寄生虫归类为属或科级别。对于鱼类分类，研究者采用了三种不同的分类方法，包括传统的淡水、溯河和海洋分类，以及基于水深的分类（表层鱼类和底栖鱼类），以及根据栖息地的分类（静水鱼类和急流鱼类）。这些分类方法的使用旨在更细致地揭示鱼类资源利用的复杂性，并提供更全面的生态背景。

研究发现，鱼类遗存和同位素数据共同支持了从淡水到海洋鱼类利用的转变，这一变化可能始于12世纪至13世纪。然而，淡水鱼类的多样性在晚期和后中世纪时期仍然保持较高水平，甚至有所增加，这表明淡水鱼类的绝对利用量并未减少。寄生虫数据则显示，虽然其数量不足以揭示明确的长期趋势，但结果与鱼类考古学的发现相一致，表明淡水鱼类在这一时期的饮食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同时，研究指出，寄生虫数据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城市遗址，这可能与城市化带来的粪便储存设施的增加有关。

此外，研究还揭示了社会阶层在鱼类利用上的差异。精英阶层的遗址中，淡水鱼类仍然占据较大比例，而城市遗址则更多地反映了海洋鱼类的利用。这一差异可能源于精英阶层对本地资源的持续获取，以及城市居民对更广泛的海洋资源的依赖。同位素分析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显示精英阶层的碳和氮同位素比值可能低于普通市民，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对海洋鱼类的消费较少。然而，在后中世纪时期，精英阶层的同位素比值反而超过了普通市民，这可能与他们对高营养级资源的获取能力有关。同时，寄生虫数据的分布仅限于城市遗址，无法用于探讨社会差异。

研究还讨论了不同鱼类在生态学上的重要性。例如，鳕鱼（Gadus morhua）和比目鱼（Pleuronectidae）在晚期中世纪时期变得更为重要，而鲑鱼（Salmo salar）和鲟鱼（Acipenser sturio）的利用情况则相对稳定。这可能与这些鱼类的生态适应性和经济价值有关。同时，研究指出，寄生虫的存在可能反映了不同鱼类的消费模式，但其数据量不足以揭示明确的长期趋势。

研究的结论强调，低地国家的鱼类利用变化可能与英国的“鱼类事件临界点”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更多样化，包括人口密度的增加、城市化的推进以及新技术的出现。此外，研究建议未来需要更多的数据和更精确的年代测定，以进一步明确这一变化的时间线和影响因素。同时，研究也指出了早期中世纪和农村遗址数据的缺乏，这可能影响对鱼类利用模式的全面理解。因此，未来的考古研究应更加关注这些被忽视的区域，以提供更全面的生态和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