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情绪障碍和精神病中的努力-成本决策机制：一种跨身体与认知努力范式的计算建模方法

《Biological Psychiatry》：Understanding Effort-Cost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s in Mood and Psychotic Disorders: A Computational Modeling Approach Across Physical and Cognitive Effort Paradigms

个体努力-成本决策模式差异及机制研究，比较5类诊断组在物理和认知决策任务中的决策模型（RSV或Bias），发现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患者决策模式偏离更显著，且主观价值表征异常更突出。

　　这项研究探讨了在不同诊断群体中，个体在努力成本决策（ECDM）中的行为表现及其背后潜在的机制。研究者关注的是努力成本决策作为动机缺陷的核心组成部分，如何在心理健康障碍的不同类别中表现出差异。研究对象包括五组人群：健康对照组、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组、当前重度抑郁症组、缓解期重度抑郁症组以及双相I型障碍组。研究者采用了一种以个体为中心的建模方法，旨在揭示个体在物理和认知努力成本决策任务中的决策模式，并进一步分析这些模式与诊断类别、认知功能以及动机之间的关系。

研究的核心发现之一是，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组的个体在认知努力成本决策任务中，较少考虑每次试验中奖励价值的变化，这种趋势同样出现在物理任务中。这表明，相较于当前或缓解期的重度抑郁症或双相I型障碍患者，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患者在调整任务参数方面存在明显的困难。这种现象可能与认知控制或奖励处理机制的紊乱有关，这在精神分裂症和情绪障碍中都有相关报道。此外，研究还发现，无论是在物理还是认知任务中，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组的个体表现出更陡峭的努力折扣，即他们更不愿意为获得更高的奖励付出额外的努力。这一结果进一步支持了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患者在主观价值评估方面存在特定的障碍。

在所有诊断组中，非系统性决策模式与较低的认知功能有关，但并未与较低的动机水平相关联。这说明，虽然非系统性决策可能反映了某种认知处理上的困难，但它并不直接等同于动机缺失。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还发现，当前重度抑郁症患者在认知努力成本决策任务中表现出一定的非系统性决策倾向，而缓解期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则与健康对照组在决策模式上更为相似。这一发现提示我们，抑郁症的某些症状可能在缓解后有所改善，而并非所有个体都会表现出一致的决策模式。

此外，研究者还探讨了动机与努力成本决策之间的关系。在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组中，他们假设系统性使用奖励信息的个体，其动机缺陷会预测更陡峭的努力折扣。这一假设在研究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验证，即在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患者中，那些表现出更系统性决策模式的个体，其努力折扣的程度更为显著。然而，这一关联在当前重度抑郁症患者中并未得到同样程度的支持。这可能意味着，在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中，动机和认知功能之间的交互作用更为复杂，而当前重度抑郁症患者的努力折扣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研究还关注了任务完成时间与努力折扣之间的关系。在双相I型障碍患者中，完成高难度任务所需的时间与努力折扣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而在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患者中则没有发现这种联系。这提示我们，任务难度的感知可能在不同诊断群体中具有不同的影响机制。例如，双相I型障碍患者可能在完成高难度任务时，表现出更高的主观努力成本，从而影响其对奖励价值的评估。而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患者可能在任务难度的感知上存在不同的处理方式，这可能与其在努力成本决策中的表现有关。

通过采用计算建模的方法，研究者能够更精确地识别个体在努力成本决策任务中的决策模式。计算建模是一种将理论转化为数学模型的方法，能够帮助研究者更深入地理解复杂行为背后的机制。研究中比较了两种模型：奖励主观价值（RSV）模型和偏差模型。RSV模型假设个体在决策时会系统性地评估奖励信息，并据此选择容易或困难的任务。而偏差模型则反映了一种更为随机的决策模式，即个体的决策并不明显受到奖励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偏差模型更适用于描述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患者和双相I型障碍患者的决策行为，而RSV模型则更常出现在健康对照组和缓解期重度抑郁症患者中。这表明，不同诊断群体可能在努力成本决策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机制，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认知或动机缺陷。

研究还指出，尽管努力成本决策在不同诊断群体中表现出一定的共性，但个体差异仍然显著。例如，即使是同一诊断类别中的个体，也可能因为不同的认知控制能力、奖励处理方式或动机水平而表现出不同的决策模式。这种现象提示我们，针对不同个体的治疗策略可能需要更加个性化的调整，而不是采用一刀切的方法。此外，研究结果还强调了在心理健康障碍中，努力成本决策的异常可能不仅仅源于单一因素，而是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中，努力成本决策的异常通常表现为对任务参数变化的适应能力下降。例如，当奖励概率增加时，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患者往往未能相应地增加努力水平。这种现象可能与他们的认知控制能力受损有关，即他们难以在不同情境下灵活调整自己的行为策略。此外，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患者在努力成本决策任务中表现出的非系统性决策模式，可能与他们的主观价值评估能力有关。他们可能无法准确地将奖励价值与所需努力进行权衡，从而导致决策的不一致性。

而在抑郁症中，努力成本决策的异常表现则更为复杂。一些研究指出，抑郁症患者在认知任务中表现出更高的努力折扣，即他们更不愿意为获得高价值奖励付出额外的努力。然而，也有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在物理任务中的努力水平并未显著降低，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在不同类型的任务中表现出不同的决策模式。这种差异可能与抑郁症患者的认知控制能力、奖励处理方式以及对任务难度的感知有关。例如，当前重度抑郁症患者可能因为对成功可能性的低估，而表现出较低的努力水平，而缓解期的抑郁症患者可能因为症状的减轻，而恢复了部分正常的决策能力。

对于双相I型障碍患者，研究发现他们在任务完成时间与努力折扣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这可能意味着，双相I型障碍患者在面对高难度任务时，会根据任务的挑战性调整自己的努力水平。然而，这一关联并未在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患者中得到验证，这可能与他们在任务难度感知上的不同处理方式有关。此外，研究还发现，双相I型障碍患者在任务完成时间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这可能与他们在不同情绪状态下的行为模式有关。

研究结果还强调了个体差异在心理健康障碍中的重要性。例如，在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患者中，那些表现出较低负面症状严重度的个体，其工作记忆能力可能与努力成本决策的异常更为相关，而那些具有更高负面症状严重度的个体，其奖励学习能力可能对努力成本决策的异常起到更大的作用。这表明，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患者可能存在不同的亚组，这些亚组在努力成本决策中的表现可能受到不同的认知或情感因素的影响。

同样，在抑郁症患者中，个体的决策模式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一些个体可能因为对奖励价值的感知变化而表现出不同的努力水平，而另一些个体则可能因为对任务难度的感知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这种个体差异提示我们，在临床干预中，需要更加细致地评估个体的具体情况，以制定更为有效的治疗方案。

研究的局限性之一在于样本的多样性。虽然研究涵盖了多个诊断类别，但每个类别中的个体数量仍然有限，这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普遍性。此外，研究中使用的任务类型和评估方法可能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是否能够准确捕捉个体在不同情境下的努力成本决策行为，以及这些行为是否能够反映更广泛的认知或动机缺陷。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使用更多的任务类型和更复杂的评估方法，以更全面地了解努力成本决策的机制。

总体而言，这项研究为理解心理健康障碍中努力成本决策的异常提供了重要的视角。通过采用以个体为中心的建模方法，研究者能够更细致地分析不同诊断群体中的决策模式，并进一步探讨这些模式与认知功能、动机水平以及症状严重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努力成本决策的异常可能不仅仅是简单的动机缺失，而是涉及多种复杂的认知和情感机制。因此，未来的心理健康干预策略需要更加注重个体差异，并结合多种评估方法，以更全面地理解努力成本决策的异常，并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