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失衡:认知与情感成分的失衡机制及其在神经多样性与心理健康中的临床意义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Empathic disequilibrium: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nd clinical rele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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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1月23日
来源: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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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传统共情研究在神经多样性和临床群体中存在的矛盾发现及缺陷导向叙事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以“共情失衡(empathic disequilibrium)”为主题的研究。该研究提出共情认知(理解他人情绪)与情感(分享他人情绪)成分的个体内失衡是影响自闭特质和精神病理症状的关键维度,结果揭示了失衡程度可独立于整体共情水平预测自闭症、精神分裂症及抑郁焦虑等症状,为理解共情多样性提供了新框架,对推动跨诊断研究和个性化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在社交认知研究中,共情一直被视为理解他人行为的核心能力。传统理论将共情划分为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理解他人情绪的能力)和情感共情(emotional empathy,分享并回应他人情绪的能力),并试图通过这两个成分的独立测量来解释神经多样性群体(如自闭症谱系障碍)和临床患者(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的社交困难。然而,大量研究结果相互矛盾:有的发现自闭症患者认知共情受损而情感共情保留,有的则报告完全相反的模式。这种不一致性不仅阻碍了理论进展,还强化了“缺陷导向”的叙事,与患者自身体验到的共情复杂性相冲突。更关键的是,现有研究大多忽视了两个成分间的动态交互作用,难以揭示共情失衡如何实际影响个体的社会功能。
为突破这些局限,Ido Shalev和Florina Uzefovsky在《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上提出了“共情失衡(empathic disequilibrium)”这一新概念,即个体内部认知共情与情感共情的匹配程度失衡。他们通过系统综述近年实证研究指出,这种失衡而非单一成分的缺陷,更能解释临床群体的共情特征。例如,情感共情主导型失衡(情感反应强于认知理解)与自闭症患者的社交焦虑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相关,而认知共情主导型失衡(认知理解强于情感反应)则与抑郁症状和心理变态特质有关。该框架将共情重新定义为多成分交互的动态系统,为理解共情与精神病理的关联提供了更精细的视角。
研究主要依托自我报告量表(如人际反应指数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共情商数Empathy Quotient, EQ)计算认知与情感共情得分的标准化差异值来量化失衡程度,并结合大样本社区人群、临床诊断群体及跨样本验证分析。此外,通过个体参与者数据荟萃分析(individual participant data meta-analysis)整合既往研究数据,检验失衡指标对精神分裂症等疾病的预测效力。部分研究还引入神经影像学(如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esting-state fMRI)和生理标记(如毛发氧化素oxytocin水平测量)探索其生物学机制。
研究发现,共情失衡与多种神经发育和精神障碍密切相关。在自闭症群体中,情感共情主导型失衡与社交领域自闭特质及述情障碍(alexithymia)相关,而认知共情主导型失衡则与非社交领域特质(如系统化倾向)相关。在精神分裂症中,情感共情主导可预测诊断,而两种失衡均与阳性症状相关。此外,失衡类型还能特异预测一般人群的焦虑(情感主导)和抑郁(认知主导)症状。
作者提出,共情失衡可能反映了一种独特的人际情绪调节失调形式。当认知与情感共情相互调节的功能受损时,个体在应对他人情绪时可能出现情绪过度反应(情感主导)或过度抑制(认知主导)。前者可能导致社交回避和焦虑,后者则可能引发情感疏离或自责感。这一机制与已知的情绪反应性(emotional reactivity)和调节理论相吻合,并呼应了“双重共情问题”(double empathy problem)中关于沟通风格差异导致相互误解的论述。
研究进一步将共情失衡提升为共情的一个全局性维度。通过正交模型(orthogonal representation)展示,整体共情水平(认知与情感成分之和)与共情失衡程度相互独立。这意味着个体可能共情水平很高,但仍存在严重失衡。这一视角调和了共情的“成分观”与“整体观”之争,并为氧化素等生物标志物研究提供了新解释——氧化素可能作为平衡激素调节共情系统而非单纯增强共情。
当前研究主要依赖自我报告数据,未来需开发行为实验、生理指标等直接测量方法。共情失衡的因果方向性(是心理症状的原因还是结果)尚不明确,需纵向研究验证。此外,失衡可能受情境(如人际亲密度、情绪效价)调节,这些动态特征有待深入探索。
结论部分强调,共情失衡框架通过聚焦认知与情感共情的交互失衡,为解释临床群体的共情多样性提供了更准确、去污名化的路径。它既推动了共情理论的发展(如揭示氧化素的双向调节作用),也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新思路:干预措施需针对失衡类型而非简单提升整体共情。最终,这一模型将共情重新定义为一种可能失衡的动态系统,其平衡与否深刻塑造着个体的社会适应与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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