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力受损青少年的社会情感调节障碍：一项事件相关电位研究

《Brain and Behavior》：Socially-Based Emotion Dysregulation Among Hearing-Impaired Adolescents: 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y

听力受损青少年社会情绪调节的神经机制研究，通过ERP技术发现其前额叶皮层活动异常导致情绪调节能力缺陷。

　　这项研究聚焦于听力障碍对青少年社会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以及其背后可能涉及的神经机制。随着社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高，特别是对于那些因听力障碍而面临更多社会交流挑战的群体，探索他们在情绪调节方面的差异变得尤为重要。研究发现，听力正常的青少年在面对社会排斥情境时，能够通过认知重评或情绪抑制等策略有效降低负面情绪反应，而听力障碍的青少年则表现出显著的调节能力缺陷。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行为层面，也反映在神经活动的模式上，尤其是通过事件相关电位（ERP）的分析可以观察到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在不同群体中的效果差异。

听力障碍被定义为个体在较好耳的纯音听力阈值达到或超过特定标准，这一标准因年龄而异。例如，成年人的听力障碍通常指纯音听力阈值≥40分贝（dB HL），而儿童则为≥30 dB HL。根据2021年的世界听力报告，全球约有4.3亿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听力障碍影响，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至7亿。听力障碍不仅影响语言发展和沟通能力，还可能导致社交功能受损，进而引发情绪问题，如抑郁和焦虑。青少年阶段是社会互动和情绪调节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听力障碍可能加剧这一阶段的挑战，使其更容易出现情绪失调。

在实验设计中，研究者采用了一种广泛使用的ERP技术，来捕捉个体在面对社会排斥情境时的情绪调节过程。ERP具有高时间分辨率，能够反映大脑在处理情绪刺激时的动态变化。研究特别关注了P3和LPP这两个ERP成分，它们分别对应于注意力分配和情绪信息的深入加工。P3通常在刺激呈现后约250-350毫秒出现，反映了大脑对情绪刺激的初步处理；而LPP则在刺激呈现后400-1500毫秒之间出现，与更长时间的情绪加工相关。通过分析这些ERP成分的变化，研究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听力障碍青少年在情绪调节过程中的神经机制。

实验对象包括35名听力障碍青少年（其中19名男性）和35名听力正常的对照组（其中17名男性），年龄均在11至16岁之间。所有听力障碍青少年均来自一所公共特殊学校，这所学校接纳了不同类型的残疾学生，但听力障碍青少年与其他人处于不同的教室中。所有参与者均为右利手，视力正常或矫正至正常，并且没有神经或精神方面的疾病史。在数据处理过程中，研究者排除了因头部运动导致的信号异常的7名参与者，确保了实验数据的可靠性。

为了评估社会排斥图片是否能有效诱发负面情绪，研究者首先对45名未参与主实验的青少年进行了情绪强度评分。结果显示，无论是听力障碍青少年还是听力正常对照组，他们在观看社会排斥图片时都报告了更高的负面情绪水平，而在观看社会接纳图片时则报告了较低的负面情绪水平。这表明ISIEA数据库中的图片能够有效地诱发社会排斥相关的负面情绪，为后续实验提供了可靠的情绪刺激材料。

在正式实验中，研究者将45张社会排斥图片分为三个条件：被动观看、认知重评和情绪抑制。每个条件包含15张图片，每张图片重复呈现两次。实验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对应一种条件，以确保参与者在不同策略下的情绪调节效果能够被准确测量。此外，为了减少情绪调节策略之间的干扰效应，被动观看条件始终作为实验的第一阶段进行。在每张图片呈现之后，参与者需要对自身的情绪强度进行评分，以量化情绪调节的效果。

ERP数据的分析显示，听力正常的青少年在使用情绪抑制策略时，其P3和LPP成分的振幅均有所降低，这表明他们能够更有效地通过这种策略来调节负面情绪。然而，听力障碍的青少年在这些策略的应用上表现出了不同的神经反应模式。他们并未表现出P3和LPP成分的显著变化，这意味着他们的注意力分配和情绪加工过程可能受到了影响。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情绪抑制策略在听力正常青少年中有效降低了LPP的振幅，而在听力障碍青少年中则没有显著效果。这一结果表明，听力障碍可能影响了青少年在社会排斥情境中对情绪的加工和调节能力。

研究还探讨了不同情绪调节策略在神经层面的作用机制。P3成分的变化反映了注意力的分配情况，而LPP成分则与情绪信息的深入处理有关。听力障碍青少年在使用情绪抑制策略时，未能有效降低P3和LPP的振幅，这可能与他们在早期情绪处理阶段缺乏足够的注意力资源有关。此外，研究者指出，社会排斥情境中的情绪调节不仅涉及个体的认知和情感处理能力，还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在中国的青少年群体中，情绪抑制策略可能比认知重评更为常见和有效，这与亚洲文化中对情绪表达的抑制倾向相一致。

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了听力障碍青少年在情绪调节过程中的神经机制差异。P3和LPP成分的变化表明，听力障碍可能影响了青少年在社会情境中的注意力分配和情绪加工能力。这种影响可能与前额叶皮层（特别是腹侧前额叶皮层，VLPFC）的发育迟缓有关。VLPFC被认为在调节负面社会情绪中起着关键作用，而听力障碍可能导致该区域的发育受限，从而影响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能力。这一发现为未来的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例如通过神经反馈训练或结合神经调控与行为治疗的方法，来增强VLPFC的功能，进而改善听力障碍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能力。

尽管研究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研究者并未详细报告听力障碍青少年的听力损失程度、是否使用辅助设备、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教育背景等关键变量，这些因素可能对情绪调节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其次，研究并未评估情绪调节在真实社会情境中的适用性，即生态效度问题。由于研究对象均为中国青少年，其文化背景可能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和效果。因此，研究结果的普适性需要谨慎对待，未来的研究应考虑不同文化背景下听力障碍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能力差异。

此外，研究者还提到，认知重评策略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种类型：重新解释和心理距离。这两种策略可能涉及不同的神经机制，因此在未来的实验中，应区分这两种策略并分别探讨它们对情绪调节的影响。这将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听力障碍青少年在不同情绪调节策略下的表现，并为制定更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不仅揭示了听力障碍对青少年社会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还指出了其背后可能的神经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听力障碍青少年在面对社会排斥情境时，可能无法像听力正常青少年那样有效地使用认知重评或情绪抑制策略来调节负面情绪。这一发现对于理解听力障碍群体在社会互动中的情绪调节障碍具有重要意义，并为未来的干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通过关注VLPFC的功能，研究者为改善听力障碍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能力提供了可能的靶点，同时也强调了文化背景在情绪调节策略选择中的作用。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探索青少年情绪调节的神经基础，也为听力障碍群体的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