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社会经济劣势与绒毛膜羊膜炎风险：一项基于美国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的研究

《Journal of Perinatology》：Neighborhood socioeconomic disadvantage and chorioamnionitis

本刊推荐：为探究社区层面社会健康决定因素(nSDOH)与围产期感染性疾病的关系，研究人员基于nuMoM2b队列开展主题研究。通过地理编码和区域剥夺指数(ADI)四分位分析，发现社区社会经济劣势与临床/组织病理学绒毛膜羊膜炎无显著关联，但与新生儿感染风险增加36%(aRR 1.36, 95% CI 1.03-1.79)相关，为结构性干预提供新依据。

　　

在围产医学领域，绒毛膜羊膜炎作为影响3-5%足月分娩的常见并发症，一直是导致孕产妇和新生儿发病及死亡的重要因素。既往研究多聚焦于个体层面社会健康决定因素(iSDOH)的影响，如医疗保障缺失和少数族裔身份等，但社区层面社会健康决定因素(nSDOH)对围产期感染性疾病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随着研究深入，学者发现社区级劣势环境不仅与不良妊娠结局相关，更通过影响阴道微生物群等途径可能增加感染风险，这为从结构性因素视角探索健康差异开辟了新路径。

为系统解析这一科学问题，研究者们利用美国2010-2013年开展的"未产妇妊娠结局研究：监测准妈妈"(nuMoM2b)多中心前瞻性队列，开展了一项创新性二次分析。该研究严格筛选了8473名经历分娩的未产妇，通过地理信息系统(ArcGIS)对居住地址进行 census-tract（人口普查区）级精确定位，并采用2015版区域剥夺指数(Area Deprivation Index, ADI)这一涵盖收入、教育、就业和住房质量四大领域17项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将社区劣势程度划分为四个等级。研究团队运用改良泊松回归模型，在控制产妇年龄、分娩体重指数(BMI)、引产和胎膜破裂时长等混杂因素后，首次系统评估了nSDOH与三种结局指标的关联：临床绒毛膜羊膜炎（基于临床诊断）、组织病理学绒毛膜羊膜炎（基于胎盘病理报告）和新生儿感染（出生28天内诊断的感染性疾病）。

关键技术方法包括：基于nuMoM2b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的二次分析设计，使用ArcGIS进行居住地址地理编码并关联 census-tract 级ADI数据，采用改良泊松回归模型进行多变量调整分析，通过多重插补处理缺失数据，并开展针对分娩孕周的敏感性分析。

研究结果

临床绒毛膜羊膜炎与ADI的关联

在8473名研究对象中，临床绒毛膜羊膜炎发生率为7.0%。与居住在最优势社区(Q1)的群体相比，各劣势等级社区居民的发病风险均未显著升高：Q2组调整后风险比(aRR)为0.80(95%CI 0.64-1.01)，Q3组aRR为0.80(95%CI 0.64-1.01)，最劣势的Q4组aRR为0.91(95%CI 0.71-1.16)。分层分析进一步显示，这种关联在不同医疗保险类型、族裔、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群体中均无显著差异。

组织病理学绒毛膜羊膜炎的验证分析

在958例接受胎盘病理检查的亚组中，组织病理学确诊的绒毛膜羊膜炎发生率随社区劣势程度增加而上升（Q1:51.6%, Q4:68.7%），但经多变量调整后，各劣势等级与Q1参照组相比均无统计学显著差异（Q4组aRR=0.85, 95%CI 0.73-1.00）。

新生儿感染的显著关联

最劣势社区(Q4)的新生儿感染发生率显著高于最优势社区(8.0% vs 5.1%)，调整后风险增加36%(aRR=1.36, 95%CI 1.03-1.79)。这种关联在进一步调整分娩孕周后仍保持稳定，凸显了社区环境对新生儿健康的独立影响。

研究结论与讨论表明，社区级社会经济劣势虽未直接增加绒毛膜羊膜炎风险，但显著提升新生儿感染概率。这一发现与nSDOH和非感染性妊娠并发症的研究形成对比，揭示出围产期感染性疾病机制的复杂性。值得注意的是，新生儿感染风险的梯度变化提示可能存在医疗服务质量、出院后护理环境等中介因素。研究的创新性在于首次将地理空间分析技术与围产期感染流行病学相结合，其局限性包括样本量对次要结局检验效能的影响，以及未能追踪妊娠期间地址变更情况。该成果为制定针对弱势社区新生儿健康的结构性干预策略提供了实证依据，启示临床实践需加强劣势社区新生儿出院后随访体系。未来研究应深化对nSDOH影响微生物群-免疫轴机制的探索，并结合实时环境监测数据构建多层级风险评估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