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为“可食用花卉”这一术语制定科学定义的挑战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astronomy and Food Science》：The challenge of a scientific definition for the term “edible flowers”

可食用花卉因缺乏明确定义被用于描述食物来源、功能食品及装饰用途，科学研究中应聚焦其次生代谢物而非术语本身，需区分食用与观赏花卉的界定。

　　
这篇由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植物园与植物生物技术系的Erika Oberholzer、Ina Vandebroek、Ryan D. Rattray和Ben-Erik Van Wyk共同撰写的学术论文，系统性地探讨了“可食用花卉”（edible flowers）这一术语在科学、文化及商业领域中的多重定义与认知混乱问题。研究揭示了当前学术界在利用该术语时存在的方法论分歧与概念模糊，并提出了基于植物学分类和功能属性的术语重构方案。

论文首先通过文献计量学方法指出，自2005年以来，“可食用花卉”与“功能性食品”“营养补充剂”等关键词的联合研究文献已超过146篇，其中2021年单年就有26篇相关研究。这种学术关注度与大众认知存在显著偏差：谷歌学术搜索显示，学术研究主要聚焦花卉中的次生代谢产物及其潜在健康效益，而普通网络搜索则更多指向烹饪应用和视觉美学。这种割裂导致“可食用花卉”成为跨学科研究中的概念黑洞，掩盖了其在不同语境下的本质差异。

研究团队通过术语溯源发现，19世纪末的植物学著作中已有“食用花卉”的记载，但最初特指那些不含毒素且可直接食用的观赏花卉（如紫罗兰、茉莉）。随着现代食品工业的发展，该术语逐渐被泛化为包含三个维度的概念：一是作为食材的花卉（如金盏花、琉璃草），二是具有药用价值的次生代谢产物载体（如藏红花、洋甘菊），三是纯粹作为装饰的食用花卉（如玫瑰花瓣、薄荷叶）。这种三重属性在2010年后因社交媒体（尤其是Instagram）的视觉化传播被进一步放大，催生出年产值达31.79亿美元的可食用花卉装饰市场。

在科学方法论层面，作者批判了当前研究存在的三大误区：其一，将所有非毒性花卉都视为功能性食品原料，忽视其生物活性成分的含量与生物利用度差异；其二，混淆了观赏花卉与作为食物来源的花卉在植物学分类上的本质区别；其三，过度依赖体外实验和动物模型，缺乏人体临床验证，导致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存疑。以2020年Skrajda-Brdak团队综述为例，该研究虽系统梳理了可食用花卉的抗氧化、抗炎等潜在功效，但未明确区分食用花卉（作为食物成分）与药用花卉（作为药物载体）的植物学分类标准。

针对术语滥用问题，作者提出分层定义体系：在非正式场景（如烹饪指南、文化研究）中保留“可食用花卉”作为安全食用与装饰功能的通俗表述；在学术研究中则建议采用更精确的术语，如“非毒性观赏花卉”（non-toxic ornamental flowers）用于装饰领域，“功能性花卉成分”（functional floral components）用于次生代谢物研究，“传统食用花卉”（ethnobotanically consumed flowers）用于民族植物学研究。这种分层定义有助于建立跨学科对话的桥梁，避免因术语混淆导致的重复研究。

研究还揭示了市场驱动下的认知偏差。通过分析亚马逊和谷歌书库的数据，发现商业推广更强调花卉的视觉吸引力（如对称形态、鲜艳色彩）和社交媒体传播价值，而学术研究则聚焦于化学成分分析。这种割裂导致企业将未经验证的生物活性物质（如某些夜来香中的萜类化合物）标注为“可食用”，而学术界却对毒理学风险评估关注不足。以2022年全球市场为例，约83%的产值来自 purely aesthetic用途，仅有17%涉及具有明确保健功效的花卉成分。

在民族植物学领域，作者通过文献交叉比对发现，传统食用花卉（如泰国的47种花卉蔬菜）与现代学术研究的关联度不足。这种文化实践与科学认知的断层，既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性知识的边缘化，也暴露了术语标准化缺失带来的研究碎片化。例如，南太平洋岛民将石蒜科植物的花蕾作为主食，但其毒性管理机制与欧洲庭园花卉存在本质差异，这种文化特异性在现有研究中被系统性忽视。

研究特别强调毒理学评估的缺失问题。通过对比Van Wyk（2019）对987种食用植物的系统分类，发现仅有3.5%的物种以花为主食，而超过80%的所谓“可食用花卉”在学术研究中未经过毒理学检测。以常见的马鞭草为例，其花叶同源特性导致不同器官的毒性差异，但当前市场推广和学术研究常将两者混为一谈。这种混淆不仅误导消费者，还可能引发食品安全事故。

在方法论改进方面，作者提出建立三级认证体系：初级认证（基础毒性检测）确保花卉的非毒性；中级认证（成分标准化）量化关键生物活性物质含量；高级认证（功能验证）通过人体试验确认保健效果。这种分级认证既能满足商业需求，又能为科学研究提供清晰的分类标准。例如，针对琉璃草中的维生素K2含量研究，需明确区分食用部位（花蕾）与药用部位（根茎），避免将装饰用花茎的化学成分误判为食用价值。

研究还揭示了学术命名与产业实践的错位现象。产业界更倾向于使用“可食用花卉”这一笼统术语以覆盖所有应用场景，而学术界则陷入是否应保留该术语的争论。这种错位导致研究成果难以直接应用于产业创新，形成“学术-产业”的认知鸿沟。以2023年发表的某研究为例，其宣称发现“可食用花卉”具有降血糖作用，但实际测试对象为实验室培养的离体花器官，未考虑鲜切花在运输、储存过程中活性成分的降解问题。

最后，作者从科技社会学角度分析了术语异化的深层原因。当前“可食用花卉”已成为科技预测（technoscience prediction）的典型案例，通过媒体叙事和商业包装塑造出超越现实的科研价值。这种“愿景驱动”的研究倾向，既源于资本对健康概念的追逐，也反映了学术界在应对新兴领域时的认知惰性。研究建议建立跨学科术语委员会，联合植物学、食品科学、毒理学等领域的专家，制定动态更新的术语标准，并设立独立机构进行第三方认证，以解决当前定义模糊带来的研究低效和市场乱象。

该研究的重要启示在于，科学术语的规范化不仅是语言问题，更是知识生产机制的重构。通过将“可食用花卉”拆解为毒理学属性（安全性）、应用场景（食用/装饰/药用）、化学特征（活性成分含量）三个维度，研究为建立花卉相关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提供了理论框架。这既有助于解决当前市场中的虚假宣传问题，也能推动功能花卉的精准研发——如针对特定慢性病开发的花卉提取物，而非泛泛而谈的“健康食品”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