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岸北部2型糖尿病患者糖尿病相关痛苦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一项巴勒斯坦地区的横断面研究

《Discover Mental Health》：Diabetes distress among adul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in the North of West Bank-Palestine

本研究聚焦于巴勒斯坦西岸北部地区成人2型糖尿病(T2DM)患者的糖尿病相关痛苦(DD)问题。研究人员通过横断面设计，使用糖尿病痛苦量表-17(DDS-17)对404名患者进行评估，发现高达29.0%和25.2%的参与者分别存在高水平和中等水平的DD，其中情绪负担和方案相关痛苦最为突出。研究进一步识别出合并症、吸烟、城市居住、失业等是DD的显著相关因素。该研究强调了在资源有限且面临独特社会政治挑战的环境中，将DD常规筛查及针对性心理社会干预纳入糖尿病管理的重要性。

　　

生活在慢性疾病的阴影下，尤其是像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这样需要长期严格自我管理的疾病，不仅是对身体的考验，更是对心理的持续挑战。这种由疾病管理带来的情绪负担，在医学上被称为“糖尿病相关痛苦”（Diabetes Distress, DD），它不同于临床抑郁症，却同样能显著影响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健康状况。在全球范围内，DD的患病率差异很大，但在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社会经济压力较大的地区，如巴勒斯坦西岸北部，患者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可能更为复杂和深重。然而，关于该地区T2DM成人患者DD的流行情况及其相关因素的研究却十分有限。为了填补这一空白，由Ibrahim Ghoul和Mohammed F. Hayek等人组成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研究，旨在揭示西岸北部T2DM成人患者中DD的普遍性及其影响因素，其成果发表在《Discover Mental Health》期刊上。

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横断面研究设计，在2024年11月至2025年2月期间，从巴勒斯坦西岸北部多个医疗中心招募了404名成年T2DM患者。研究的关键工具包括用于收集社会人口学和临床信息的问卷，以及经过验证的阿拉伯语版糖尿病痛苦量表-17（DDS-17），该量表能评估情感负担、医生相关痛苦、方案相关痛苦和人际痛苦四个维度。此外，研究还从医疗记录中提取了近期糖化血红蛋白（HbA_1c）等客观临床数据。数据分析采用了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以及多分类逻辑回归等方法，以识别与DD水平显著相关的因素。

研究结果

参与者的社会人口学及临床特征

本研究最终纳入了404名参与者，响应率高达95.5%。样本性别分布近乎均等（男性50.7%，女性49.3%），中位年龄为55岁。大多数参与者已婚（75.2%）、与家人同住（90.8%），并且主要来自城市（47.0%）和乡村（45.3%）地区，其中绝大多数（77.0%）居住在纳布卢斯市。在临床特征方面，超过七成的患者糖尿病病程超过5年，74.3%的患者存在一种及以上合并症。值得注意的是，高达76.0%的患者糖化血红蛋白（HbA_1c）水平高于6.4%，提示血糖控制不佳者占多数。

糖尿病痛苦的患病率

分析显示，糖尿病痛苦在该人群中的总体负担相当重。近三分之一（29.0%）的参与者经历了高水平的痛苦，另有25.2%报告有中度痛苦。在痛苦的各个维度中，情绪痛苦（34.9%为高水平）和方案相关痛苦（30.9%为高水平）最为普遍，而人际痛苦相对较低（23.8%为高水平）。

与糖尿病痛苦相关的因素

单因素分析发现，职业、婚姻状况、居住安排（是否与家人同住）、居住地（城市/乡村/难民营）、具体城市、吸烟状况以及是否存在合并症与糖尿病痛苦水平存在显著关联。然而，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糖尿病病程、治疗方案、规律随访、HbA_1c水平、近期高/低血糖事件及糖尿病家族史等因素与痛苦水平的关联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

多分类逻辑回归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影响痛苦水平的关键预测因子。模型整体显著，解释了痛苦水平20.1%的变异（Nagelkerke R2 = 0.201）。结果显示，无合并症是抵御高水平痛苦的重要保护因素（与有合并症者相比，无合并症者出现中度痛苦和低/无痛苦的几率比（OR）分别为3.13和2.47）。与40-60岁年龄组相比，18-39岁的年轻患者报告中度痛苦的几率更低（OR=0.35），暗示年轻患者更可能直接经历高度痛苦。独自居住（与家人同住相比）以及非城市居住（乡村或难民营，与城市相比）也与较低的痛苦水平相关。事后比较分析（标准化残差）进一步确认，合并症患者、吸烟者、城市居民、失业或从事非正式职业者以及不与家人同住者，是经历高水平糖尿病痛苦的脆弱亚组。

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清晰地表明，糖尿病痛苦在巴勒斯坦西岸北部的T2DM成人患者中相当常见，且其发生受到临床特征（如合并症）、社会人口学因素（如居住地、职业、居住安排、年龄）和生活方式（如吸烟）的共同影响。一个关键的发现是，尽管该人群整体血糖控制状况不佳（HbA_1c>6.4%者占76.0%），但传统的临床指标如HbA_1c水平、糖尿病病程和治疗方案本身，在本研究中并未显示出与痛苦水平的直接显著关联。这凸显了糖尿病痛苦作为一个独立于生理指标的心理社会构念的复杂性，也强调了在评估糖尿病患者整体健康状况时，除了关注血糖数字，更需重视其心理体验和生活背景。

该研究的实践意义重大。它指出，在类似巴勒斯坦西岸北部这样面临医疗资源挑战、经济困难和特殊社会文化压力的地区，医疗保健提供者和政策制定者应将糖尿病痛苦的常规筛查（例如使用DDS-17量表）整合到标准糖尿病护理中。针对识别出的高风险群体（如合并其他慢性病者、吸烟者、城市居民、年轻患者、社会支持不足者），需要开发和实施具有文化适应性的心理社会干预措施。这些干预可能包括加强社会支持网络、提供疾病管理技能培训、整合心理健康服务等，其最终目标是通过缓解心理负担来改善糖尿病自我管理行为，进而提升生活质量和健康结局。

这项研究为理解在资源有限且充满挑战的环境中生活的T2DM患者的心理世界提供了宝贵的本地化证据。它呼吁一种更全面、更具人文关怀的糖尿病管理模式，即“双心管理”——在关注心脏（心血管健康）和血糖的同时，也务必关怀患者的心理（内心）。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包括开展纵向研究以明确因果关系，设计并评估针对已识别风险因素的干预措施的有效性，以及运用定性研究深入探索患者糖尿病痛苦的具体体验和需求，从而为制定更精准的支持策略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