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特质、灵性健康与积极心理健康对抑郁症状的保护作用：一项针对波兰成年人的两波纵向研究

《Scientific Reports》：Protective factors against depression: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spiritual fitness, and positive mental health in a two-wave longitudinal study of Polish adults

本研究针对抑郁症这一全球性重大心理健康挑战，探讨了可改变的保护性因素。研究人员通过一项为期六个月的纵向研究，评估了人格特质（大五人格中的情绪稳定性、外向性、尽责性）、灵性健康（追求意义PMPV、服务牺牲SSGG、与更高权力连接PCHP）和积极心理健康（PMH）对波兰成年人抑郁症状（DS）的相对贡献和中介路径。结果发现，综合模型可解释41.4%的抑郁症状变异，其中PMH是最强的保护因子，其效应远超人格特质，并中介了人格特质对抑郁症状41%的保护效应。灵性健康维度作用复杂，追求意义（PMPV）有保护作用，而与更高权力连接（PCHP）却与抑郁症状正相关。研究强调了针对可改变的PMH资源进行干预在抑郁预防中的潜力。

　　

抑郁症是全球范围内最普遍的心理健康挑战之一，严重影响个体的心理社会功能，其典型症状包括持续情绪低落、兴趣丧失、疲劳、睡眠障碍、认知困难，严重时甚至出现自杀意念。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指出，2020年全球有1.93亿人患有重度抑郁症，2.98亿人患有焦虑症。新冠（COVID-19）疫情后，这两种疾病的患病率分别增加了28%和26%。疫情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尤为深远，研究表明疫情期间抑郁症的患病率高达25%，是疫情前水平（3.44%）的七倍。更令人担忧的是，预测显示到2030年，抑郁症将成为全球最常见的疾病。在波兰，近期估计约有120万人受抑郁障碍困扰，带来了巨大的个人、社会和经济后果。数据显示，2023年有80.9万人（主要为65-74岁人群）因抑郁症接受治疗，170万人购买了处方抗抑郁药，自2013年以来增长了83%。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抑郁症的风险因素，但越来越多的证据强调，能够增强对抑郁症状抵抗力的保护性因素同样至关重要。

在保护性因素中，人格特质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基于大五人格模型（Big Five model）的人格特质，特别是低情绪稳定性（Emotional Stability，即高神经质）、低外向性（Extraversion）和低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已被元分析证据一致认为是抑郁症状的主要风险因素。这可能是由于这些特质创造了倾向于负面情绪体验、减少社会参与和自我调节困难的倾向性，从而增加了抑郁风险。

除了人格因素，积极的心理资源也成为对抗抑郁症的重要保护因素。积极心理健康（Positive Mental Health, PMH） characterized by 普遍的情绪、心理和社会幸福感，它代表的不仅仅是精神疾病的缺席，而且似乎可以作为对抗精神病理学的缓冲。这与心理健康双 continuum 模型相一致，该模型认为积极心理健康（常被称为心理健康或 flourishing）和心理健康问题（包括精神病理学和心理困扰）是相关但不同的维度，而非单一连续体的两端。实证证据支持PMH对抑郁症的保护作用。纵向研究表明，即使在控制了基线抑郁水平后，较高的PMH也能预测较低的抑郁症状。此外，拥有高PMH的个体对通常引发抑郁发作的压力事件表现出更强的韧性，这表明PMH是一种心理资源，有助于在充满挑战的时期保持情绪平衡。

在人格和积极心理健康之外，灵性（spirituality）在幸福感中的作用也得到认可。然而，传统的灵性研究方法侧重于宗教实践、信仰和一般的灵性幸福感，元分析显示在不同人群中灵性与抑郁呈负相关。但灵性的概念化已经演变，从广泛的、单维度的评估转向更细致、多方面的框架，以捕捉灵性体验的复杂性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在此演变背景下，灵性健康（spiritual fitness）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多维构念出现， encompassing 与更高权力的连接（Personal Connection to a Higher Power, PCHP）、对意义、目的和价值的追求（Pursuing Meaning, Purpose, and Value, PMPV）以及为更大利益的服务和牺牲取向（Service and Sacrifice for Greater Good, SSGG）。这一框架超越了传统的宗教界限，涵盖了宗教和世俗的灵性表达，使其与当代社会相关。随后的研究证明了灵性健康在军事背景、驾驶员以及宗教和世俗社区中与心理健康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灵性健康的多维性质允许检验特定的灵性成分是否与抑郁存在差异性的关联。例如，意义建构（meaning-making）可能缓冲存在性绝望，而服务取向可能防止社会孤立和反刍思维。然而，考察这些特定灵性维度对抑郁差异影响的研究仍然有限，尤其是在像波兰社会这样正在经历宗教转型的背景下。

近期研究越来越认识到，灵性和宗教参与不仅包括安慰和支持，也可能包含挣扎、怀疑和冲突。灵性挣扎（spiritual struggles）——定义为在神圣事物上的紧张和冲突——与增加的心理困扰有关，包括抑郁症状、焦虑和生命满意度下降。这些挣扎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与神圣的挣扎（对上帝愤怒或感觉被抛弃）、与恶魔的挣扎（对邪恶力量的担忧）和人际间的挣扎（与宗教社区的冲突）。纵向研究表明，灵性挣扎可以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心理健康状况的恶化，即使在报告有高度宗教承诺的个体中也是如此。这种复杂性表明，对灵性连接或参与度的测量可能同时捕捉到灵性生活中支持性和令人痛苦的两个方面，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研究发现灵性与心理困扰之间存在意想不到的正相关。在波兰的宗教转型背景下，传统的天主教实践形式与日益增长的个体灵性探索并存，此类挣扎可能尤为突出。

进一步而言，波兰是研究此类关系的有趣背景。尽管天主教认同度很高，但波兰在近几十年来经历了世俗化趋势，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这为考察在持续的宗教转型期间灵性与心理健康结果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场景。

尽管先前的研究已经考察了人格、PMH和灵性维度对抑郁的影响，但使用纵向设计调查其综合效应的研究仍然稀缺。此外，大多数研究将灵性视为单维度的，这可能掩盖了特定灵性维度与心理健康关系的差异。因此，本研究通过在一个纵向框架内同时检验相对效应，区分灵性健康的三个维度，并探索通过一般线性模型的中介路径，来弥补这些空白。此外，通过在波兰进行研究，那里传统的宗教认同与世俗化并存，为了解在宗教转型时期灵性-心理健康关系如何表现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背景。

考虑到以上因素，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六个月内考察波兰成年人的人格特质、灵性健康维度、积极心理健康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前瞻性关系。基于回顾的理论框架和实证证据，研究人员提出了若干假设，并最终通过一项两波次纵向调查进行了验证。该研究论文已发表在《Scientific Reports》期刊上。

为开展此项研究，研究人员主要应用了以下几种关键技术方法：研究采用两波次纵向设计，时间间隔为六个月，通过在线平台招募波兰成年人样本，并使用经过验证的心理测量量表进行数据收集，包括用于评估人格特质的十项人格量表（TIPI）、用于测量灵性健康三维度的SOCOM灵性健康量表（SSFS）、用于评估积极心理健康的积极心理健康量表（PMH Scale）以及用于评估抑郁症状的贝克抑郁量表第二版（BDI-II）。数据分析采用了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分层多元回归分析以及基于Bootstrap法的纵向中介效应分析（使用PROCESS宏），并控制了基线抑郁症状以检验症状变化的中介机制。

研究结果

变量间的相关性

相关性分析揭示了变量间重要的关系模式。人格特质之间呈中等程度正相关，情绪稳定性与外向性之间的相关性最强（T1时r = .504）。灵性健康维度内部，追求意义与目的（PMPV）和服务与牺牲（SSGG）之间相关性最高（T1时r = .701），表明它们可能共享超越性目的和利他取向的维度。与更高权力连接（PCHP）与其他灵性维度的相关性较弱，表明它代表了灵性体验中一个相对独特的方面。积极心理健康（PMH）与人格特质和灵性健康成分均呈正相关，而与抑郁症状（DS）呈负相关，且与PMH的负相关最强（T1时r = -.541）。这支持了心理健康的双 continuum 模型。性别差异显示，男性报告的情绪稳定性更高，抑郁症状更少。

分层回归分析预测抑郁症状

为确定预测抑郁症状的最佳模型及各预测因素的相对贡献，研究人员进行了分层多元回归分析。依次测试了八个嵌套模型。最终模型（模型8）包含了性别、三种人格特质（外向性、尽责性、情绪稳定性）、三种灵性健康维度（PMPV, SSGG, PCHP）和PMH，解释了抑郁症状41.4%的方差（调整后R2 = .401）。PMH的加入导致了显著的方差增加（ΔR2 = .049, p < .001），表明其贡献超越了人格特质和灵性维度。PMH成为最强的预测因子（β = -.308, p < .001）。在人格特质中，情绪稳定性效应最强（β = -.178, p < .001），其次是尽责性（β = -.141, p = .015）和外向性（β = -.120, p = .025）。在灵性健康维度中，追求意义与目的（PMPV）显示出保护效应（β = -.163, p = .010）。出乎意料的是，与更高权力连接（PCHP）与抑郁症状呈显著正相关（β = .141, p = .002）。服务与牺牲取向（SSGG）则无显著直接效应。性别仍显着，男性抑郁症状较少，但效应量较小。

纵向中介分析

纵向中介分析考察了T1的保护性人格复合因子（由情绪稳定性、外向性、尽责性构成）通过T2的PMH、PCHP和PMPV这三个中介变量对T2抑郁症状的影响，同时控制了基线抑郁症状（DS_T1）。该模型解释了T2抑郁症状42.3%的方差（R2 = .423）。保护性人格对T2抑郁症状的总效应显著（c = -0.96, p < .001）。在纳入中介变量后，直接效应仍然显著（c' = -0.66, p < .001），占总效应的69%，表明人格还通过其他途径影响抑郁。总间接效应显著（b = -0.30），三个中介变量共同解释了人格保护性效应的31%。其中，积极心理健康（PMH）是主要的中介变量，其间接效应（a1b1 = -0.39）显著，单独解释了总效应的41%。保护性人格预测了更高的T2 PMH（a1 = 0.52, p < .001），而更高的PMH则预测了更低的抑郁症状（b1 = -0.75, p < .001）。与更高权力连接（PCHP）则显示出抑制效应（suppressor effect）：保护性人格预测了更高的PCHP（a2 = 0.30, p = .010），但更高的PCHP却预测了更高的抑郁症状（b2 = 0.25, p = .002），导致间接效应为正（a2b2 = 0.08）。追求意义与目的（PMPV）的间接通路不显著（a3b3 = 0.02），尽管保护性人格能预测其增强。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控制基线抑郁症状，检验了症状变化的中介机制，而非仅仅预测T2的水平，证明了人格和心理资源能够解释超越时间稳定性的抑郁轨迹。

研究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假设，表明积极心理健康（PMH）在横断面和纵向分析中均显示出比单一人格特质更强的保护性关联。PMH成为最强的预测因子，其中介作用突出，是连接保护性人格特质与抑郁症状的关键机制。这支持了心理健康双 continuum 模型，并扩展了该模型，表明幸福感资源提供了超越稳定特质所赋予的保护。结果也支持了拓展-建构理论（broaden-and-build theory），即人格特质启动了一个发展级联，使具有适应性人格特征的个体培养出积极的心理资源，进而缓冲抑郁。

人格特质方面，情绪稳定性、外向性和尽责性均显示出对抑郁症状的保护作用，这与元分析证据一致。然而，人格特质的效应量远小于PMH。这一模式对干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人格特质具有中等稳定性且难以直接改变，而PMH代表了更易改变的干预目标。研究表明，提升积极心理健康可能比试图改变稳定的人格特征提供更有效的抑郁预防途径。

灵性健康的研究结果揭示了比预期更为复杂的模式。追求意义与目的（PMPV）在横断面上显示出保护作用，与意义建构框架一致。但其纵向中介作用不显著，可能与PMH的共线性或统计功效不足有关。与更高权力连接（PCHP）与抑郁症状的正相关是出乎意料的，需要谨慎解读。在控制了基线抑郁后，发展出更强灵性连接的个体显示出抑郁症状的增加，这排除了简单的反向因果关系（即抑郁导致灵性寻求）。研究人员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释：首先，这可能反映了灵性挣扎，其可能与灵性连接并存并独立预测心理困扰，而本研究使用的量表未测量挣扎。其次，这可能表明在痛苦时期反应性的灵性寻求（即“散兵坑宗教”现象）。第三，波兰正在进行的宗教转型可能导致个体在传统宗教框架和当代价值观之间 navigating 时产生认知失调或身份冲突，表现为灵性连接增强和痛苦加剧并存。服务与牺牲取向（SSGG）未显示显著直接效应，可能其保护作用被PMPV涵盖，或需行为参与才能发挥作用。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高达59%的流失率显著降低了统计功效并可能引入选择偏倚，完成随访的参与者基线抑郁程度较轻，可能限制结果对症状较重者的普适性。六个月的间隔和两波次设计限制了捕捉长期过程和非线性轨迹以及因果推断的能力。自我报告测量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在线招募样本的人口学特征（如教育程度较高、以天主教徒和城市居民为主）也限制了结果的普遍性。此外，灵性健康量表未评估灵性挣扎，无法区分灵性体验的支持性和痛苦面。

未来的研究方向应包括：采用多波次纵向设计（≥3个时间点）和随机对照试验来验证因果机制；整合灵性挣扎的评估工具；研究PMH起保护作用的认知、行为及神经生物学路径；改进样本保留策略并测试测量不变性；在更广泛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以及临床人群中进行验证。

尽管存在局限性，本研究通过证明（1）积极心理健康是比人格特质更强的保护因子，并且是人格-抑郁关系的关键中介；（2）保护机制通过心理资源的变化起作用，而非仅追踪稳定的个体差异；（3）灵性与心理健康存在复杂的、多维度的关系，需要细致的评估和解读，增进了对保护性因素的理解。未来通过实验设计确立因果机制、采用延长纵向框架并结合能区分支持与挣扎的精细化灵性测量工具的研究，将为整合个体特质因素和可改变的心理资源、制定基于证据的个性化抑郁预防策略提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