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岛食品贫困与不安全的媒体框架分析：结构性认知与慈善化解决方案的脱节

《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Newspaper framing of food poverty and insecurity on the island of Ireland

本研究针对爱尔兰岛报纸如何框架化食品贫困与食品安全问题展开分析，比较了不同辖区（爱尔兰共和国与北爱尔兰）及报纸类型（全国性 vs. 区域性/地方性）的报道差异。研究人员通过系统检索2018年至2023年间80篇新闻报道，运用Entman框架理论进行编码分析。结果显示，媒体报道在学期间歇期（如12月与夏季）达到高峰，强化了对“假期饥饿”的阶段性关注。尽管66%的文章承认结构性原因（如收入不足、生活成本、福利制度失效），但79%的解决方案却指向慈善救助（如食品银行），仅39%涉及结构性改革。全国性报纸更常讨论结构性原因与政策解决方案，而地方性报纸则聚焦慈善回应。文章主要呈现慈善机构（88%）与政府官员（50%）的声音，仅10%纳入食品贫困经历者的直接叙述。这种结构性认知与慈善化解决方案之间的脱节，掩盖了国家保障充足食物权的责任，阻碍了公众认识到该问题在富裕国家实为政治选择所致、需系统性改革而非慈善干预的本质。本研究发表于《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为健康促进领域提供了关键的媒体批判视角。

　　

在富裕国家，食品贫困（food poverty）与食品安全（food insecurity）常被视为隐形的危机，尽管它们对健康与社会造成深远影响。食品贫困指“无法以经济方式获得足够数量和质量的食物以维持营养充足且社会可接受的饮食”，而食品安全则强调“无法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消费足够质量或数量的食物，或对此感到不确定”。尽管定义略有差异，两者均指向食物获取不足的核心问题。研究表明，食品贫困与食品安全不仅关联微量营养素缺乏、肥胖、心血管疾病、抑郁焦虑等身心健康问题，还影响儿童生长发育、认知功能与学业表现，甚至加剧贫困循环。在爱尔兰岛（包括爱尔兰共和国与北爱尔兰），约9%的人口受此影响，但这一议题在政策与研究领域未获足够重视。

为何媒体对食品贫困的报道方式至关重要？新闻媒体在提升社会与健康议题能见度的同时，通过框架化（framing）过程影响公众对问题的理解、归责与解决方案的认知。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英美国家，且缺乏对爱尔兰岛这一独特政治背景（两辖区分属不同司法与福利体系）的比较分析。更关键的是，媒体报道是否存在“上游问题”与“下游解决方案”的脱节？例如，是否一边承认食品贫困的结构性根源（如政策失效、收入不平等），一边却将慈善救助（如食品银行）塑造为主流回应？这种脱节可能掩盖国家责任，将系统性失败自然化为不可避免的现象。为此，Kerins等研究人员在《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发表论文，首次系统分析了爱尔兰岛报纸如何框架化食品贫困与食品安全问题，特别关注辖区与媒体类型的差异。

为回答上述问题，研究团队采用多阶段分析方法。首先，通过LexisNexis与爱尔兰报纸档案馆（Irish Newspaper Archives）检索2018年1月至2023年1月间包含“食品贫困”或“食品安全”术语的文章，排除在线独家出版物与短于250字的文本，最终纳入80篇合格文章。其次，使用NVivo 14软件进行数据管理，初步分析文章发表频率的时空模式（如月份、年份、报纸类型）。核心分析阶段以Entman的框架理论为先验框架，对文章进行四功能编码：问题定义（如何描述食品贫困）、因果解释（归因于个体或结构因素）、处理建议（解决方案）与道德评价（对受影响者或救助者的价值判断）。编码过程结合演绎与归纳法，由两名研究人员独立完成部分样本以确保可靠性，并通过主题分析识别框架内主题。

研究结果揭示爱尔兰岛报纸框架的显著特征。问题定义上，文章多使用“食品贫困”术语，强调食物数量不足与饥饿体验，并通过食品银行使用量、假期饥饿等概念具象化问题。心理健康与社会后果（如焦虑、羞耻感）的讨论多于生理健康影响，且全国性报纸更常描述父母为保障子女饮食而自我牺牲的应对策略。因果解释方面，66%的文章指向结构性因素（如收入不足、生活成本、福利制度失效），仅20%归因于个体责任。全国性报纸与爱尔兰共和国出版物更强调经济驱动因素（如高生活成本、低工资），而北爱尔兰报纸则聚焦季节性压力（如圣诞开销）。值得注意的是，无障碍性障碍（如农村隔离、无家可归者缺乏烹饪设施）仅出现在爱尔兰共和国报道中。

解决方案框架呈现明显脱节：慈善性回应占主导（79%），如食品银行、剩余食物 redistribution 倡议，而结构性解决方案仅占39%。全国性报纸更常提出政策干预（如免费校餐计划、福利改革），但整体上，慈善救助被塑造为“常识性”回应。道德评价中，受影响家庭常被描述为“值得救助”（如因疫情或经济危机陷入困境），且“工薪贫困”群体被突出强调。北爱尔兰报纸与地方性出版物更频繁赞美捐赠者与志愿者的“无私”行动。社会参与者方面，慈善机构（88%）与政府官员（50%）主导话语权，仅10%的文章纳入食品贫困经历者的直接声音，凸显其边缘化。

关键发现还体现于时空与媒体类型差异。报道量在2022年（疫情后期）达峰，且12月与夏季假期呈现周期性高峰，反映媒体对“假期饥饿”的阶段性关注。北爱尔兰报纸比例较高（40%），侧重慈善回应；而全国性报纸更深入分析政策驱动因素。这种分化印证了地方媒体注重社区身份与即时关切，全国性媒体则扮演政策解读角色。

讨论部分指出，食品银行作为食品贫困的“代理指标”掩盖了问题真实规模（仅部分受影响者使用食品援助），且慈善模型无法解决根源问题。更深刻的是，媒体将结构性原因与慈善解决方案并置，加剧了社会学家Bourdieu所称的“误识”（doxa）——将不平等视为自然状态而非政治选择结果。这种框架削弱了国家保障食物权的责任，并阻碍系统性改革。

本研究对健康促进实践提出明确启示：从业者需挑战慈善回应的常态化，构建反叙事，将食品贫困定位为政策失败而非个体责任；利用假期报道高峰推动政策讨论；针对地方与全国媒体差异制定传播策略，例如推广“现金优先”（cash first）模式与社会企业方案（如“良食区”），以替代慈善依赖。研究优势包括首度系统比较爱尔兰岛两辖区、结合时空与媒体类型分析，但局限在于未涵盖在线媒体与政治倾向影响评估。

总之，Kerins等研究通过框架理论揭示爱尔兰岛报纸在食品贫困报道中的深层矛盾：承认结构性根源却推崇慈善方案，无形中维护了现状。这一发现不仅批判了媒体角色，更呼吁健康促进领域介入重构公共话语，推动将食物权从慈善范畴回归至国家义务与系统性改革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