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普遍存在的健康错误信息,分享纠正信息已成为公众对抗虚假信息、推广准确健康知识的关键手段(Vraga & Bode, 2020)。从信息设计的角度来看,来自权威专家来源并经过事实核查的健康纠正信息能够显著增强个体分享这些信息的意愿(Sun & Pan, 2024; van der Meer & Jin, 2020)。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健康纠正信息后,对特定健康主题持有特定先前态度的接收者可能更有可能分享这些信息(Wang, 2024)。然而,对于普通公众而言,是否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健康错误信息不仅仅取决于对可信信息的信任或对特定主题的先前态度。涉及基于道德义务评估健康错误信息分享的道德判断可能在塑造分享决策中发挥更加强大和内在的作用,可能超越其他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Bode & Vraga, 2021; Hu et al., 2024)。这提出了一个非常相关且及时的问题:我们能否战略性地利用个体的道德判断来激励他们分享健康纠正信息?
在设计健康纠正信息时,吸引道德基础的道德框架有可能激发内在的道德判断,从而鼓励人们分享健康错误信息的纠正。根据道德基础理论(MFT)和直觉道德与榜样模型(MIME),存在几种普遍的道德基础,这些基础支撑着我们的规范判断(Graham et al., 2013),接触包含道德榜样的媒体内容可以通过启动机制影响个体的认知评估、情感反应和行为(Tamborini, 2013b)。在健康传播中,道德框架已被实证证明在关于心理健康和疫苗接种等话题的社交媒体讨论和新闻报道中具有说服力(例如,Mittal et al., 2023; Sun & Fang, 2024; Zhang, 2024)。包含道德框架的健康纠正信息与增加的信息分享行为显著相关(Yang et al., 2024)。然而,基于不同道德基础的道德框架的不同说服效果及其影响健康错误信息分享的途径仍不完全清楚。基于道德心理学理论和现有关于道德框架的文献,本研究探讨了健康纠正信息中的两种不同道德框架如何通过触发道德判断的认知成分(即个人规范)和情感成分(即道德情绪)来影响分享意愿。
除了健康纠正信息的道德内容外,个体的道德判断还可能受到旁观者对信息反应或参与方式的影响。附着在社交媒体信息上的指标,如“点赞”和“分享”数量,是社交媒体用户的综合体现(Walther & Jang, 2012),可以作为旁观者线索,向受众表明在需要干预的情况下旁观者的存在和行动(Lazard et al., 2025)。一方面,社交媒体指标较高的更积极的旁观者可以塑造其他人认可和参与的健康错误信息分享规范,并为信息接收者树立榜样(Dong & Li, 2025);另一方面,旁观者越积极地参与纠正信息,责任感的扩散可能越强,导致信息接收者感到分享纠正信息的义务感降低(Darley & Latane, 1968; Martin & North, 2015)。因此,不同的社交媒体指标水平可能直接影响道德判断,并可能调节道德框架的效果。
结合MFT和MIME,本研究探讨了道德框架如何影响社交媒体上的健康错误信息分享行为,重点关注个体道德判断的前因和后果。二手烟(SHS)暴露和非吸烟者因被动吸入烟草烟雾而受到伤害,以及与胃肠道疾病相关的幽门螺杆菌感染,被选为两个重点健康主题。这两个主题都存在广泛的人群风险,并伴随着淡化其严重性并阻碍预防的错误信息(Ji et al., 2025; Lai et al., 2024; Wang et al., 2022)。由于它们具有这些共同特征,我们预期道德框架和社交媒体指标在这两个主题上的作用相似。从理论上讲,本研究通过揭示不同道德框架在不同条件下如何影响信息行为的途径,加深了对数字环境中道德诉求和判断的理解。通过区分认知和情感维度,研究提供了关于个人规范和道德情绪激活及其在激励纠正行为中作用的新见解。虽然现有的有限研究主要将信息分享视为一种社会行为或受社会规范、互动或可信度因素影响的自愿行为(Yu et al., 2023),但本研究从道德行为的角度丰富了相关文献,特别强调了道德判断的作用。从实践角度来看,这些发现可以为设计更有效的社交媒体健康宣传活动提供指导,以适应不同的道德和情境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