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循环肿瘤细胞在乳腺癌治疗中的应用:专家视角

【字体: 时间:2025年04月22日 来源:The Breast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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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综述聚焦循环肿瘤细胞(CTCs)在乳腺癌治疗中的作用。CTCs 不仅是重要的预后生物标志物,还能指导治疗强度。文中探讨了 CTCs 计数、表型分析,及其与其他生物标志物联合应用的前景,为乳腺癌个性化治疗提供新思路。

  

1. 引言


在过去 20 年里,循环肿瘤细胞(CTCs)已成为乳腺癌(BC)患者公认的预后生物标志物。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 CellSearch? 系统用于检测转移性乳腺癌(MBC)患者的 CTCs 后,CTCs 在疾病监测方面的作用得到进一步拓展。研究表明,CTCs 计数能反映疾病状态,≥5 个 CTCs/7.5 mL 血液提示预后较差,属于 IVaggressive期;而 < 5 个 CTCs/7.5 mL 血液则疾病侵袭性较弱,为 IVindolent期。在早期乳腺癌(EBC)患者中,虽然 CTCs 检出频率较低,但≥1 个 CTCs/7.5 mL 血液也具有预后意义。此外,CTCs 还可用于指导乳腺癌患者的治疗强度,本文将围绕 CTCs 计数、表型分析,及其与其他生物标志物的整合应用展开探讨。

2. CTC 计数作为临床试验中的生物标志物:从动态反应评估到预测


多项前瞻性随机临床试验对 CTCs 计数在预测 MBC 患者治疗反应和指导治疗决策方面的意义进行了研究。SWOG0500 试验首次前瞻性评估 CTCs 作为治疗反应动态标志物的临床效用,该试验中部分患者在化疗一周期后 CTCs 水平未下降,早期更换化疗方案并未改善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但持续升高的 CTCs 预示预后不良,提示可能对化疗耐药,这类患者或许能从其他靶向治疗中获益。

III 期 CirCe01 研究也得到类似结果,该研究对接受三线及以上化疗且≥5 个 CTCs/7.5 mL 血液的 MBC 患者进行随机分组,虽然两组 OS 无差异,但未清除 CTCs 且更换化疗方案的患者生存期更长。

STIC - CTC 试验则证实 CTCs 计数可指导 ER 阳性 MBC 患者的治疗决策并预测预后。试验中 778 例 ER 阳性 /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HER2)阴性、未经治疗的 MBC 患者,依据 CTCs 计数或临床医生选择接受一线治疗。结果显示,临床低风险但 CTCs 计数提示为 IVaggressive期的患者接受化疗后,PFS 和 OS 有所改善,表明单药内分泌治疗(ET)对该亚组可能无效。

II 期 PACE 试验的探索性分析也支持对 IVaggressive期患者强化治疗。该试验中 ER 阳性 / HER2 阴性、先前接受过基于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 4/6(CDK4/6)抑制剂和芳香化酶抑制剂(AI)一线内分泌治疗的 MBC 患者,随机接受氟维司群单药、氟维司群联合帕博西尼,或氟维司群联合帕博西尼和阿维鲁单抗治疗。虽然未达到改善 PFS 的主要终点,但 IVaggressive期亚组患者在联合治疗组预后更好,体现了 CTCs 计数在制定治疗方案中的价值。

在 EBC 方面,尽管 CTCs 计数的预后作用证据充分,但临床应用价值尚未得到验证。一些研究表明,CTCs 计数与 HER2 阳性 EBC 新辅助治疗后的病理完全缓解无关,不过在 SUCCESS 试验中,保乳手术后接受放疗的 CTCs 阳性(≥1 个 CTCs/7.5 mL)患者 OS 更长,显示出 CTCs 指导辅助放疗的潜在作用。

CTCs 计数在发挥预测作用的同时,也面临诸多限制。检测技术的差异是主要问题,不同检测方法各有利弊,如 CellSearch? 系统基于上皮细胞黏附分子(EPCAM),可能会遗漏间充质 CTCs 等亚型;而且目前缺乏标准化的外部质量评估,导致不同实验室和研究结果难以比较,难以建立通用检测方案。

3. CTC 表型特征分析:个性化治疗的潜在靶点


对 CTCs 进行表型分析,能超越单纯计数,为肿瘤生物学提供实时信息,反映肿瘤的时空异质性。评估 CTCs 上的 HER2、ER 等生物标志物,有助于指导乳腺癌治疗策略的制定。

针对 HER2,不同随机试验结果不一致。CirCe T - DM1 II 期试验中,HER2 阳性 CTCs 对 HER2 阴性 BC 患者的预测价值不显著;而 DETECT III 试验表明,CTCs 表型分析对 MBC 患者抗 HER2 治疗的分层有重要意义,HER2 阴性 MBC 且 HER2 阳性 CTCs 的患者,接受拉帕替尼联合标准治疗,OS 显著改善。目前正在进行的 NCT04993014 试验,将评估 HER2 在达到病理完全缓解的 EBC 患者 CTCs 上的表达,能否预测辅助治疗中帕妥珠单抗 - 曲妥珠单抗的疗效,进而指导治疗升级或降级。

CTCs 表型分析还能揭示内分泌治疗耐药机制。研究发现 ER+/HER2 - MBC 患者 CTCs 中 ER 表达存在异质性,这可能预示内分泌耐药。为解决这一复杂问题,开发了 CTC - 内分泌治疗指数(CTC - ETI),该评分系统综合评估 CTCs 中 ER、BCL - 2、ErbB2 和 Ki - 67 的表达,对 ER 阳性 / HER2 阴性 MBC 患者内分泌治疗耐药有预测价值。此外,ESR1 突变也与内分泌治疗耐药有关,虽然可在 CTCs 上检测到该突变,但预测价值尚未得到证实。

程序性死亡配体 1(PD - L1)也是可在 CTCs 上评估的生物标志物,对接受免疫治疗的患者意义重大。研究显示,CTCs 上的 PD - L1 表达与组织存在差异,且与多种癌症(包括乳腺癌)的不良预后相关。随着免疫治疗在乳腺癌中的应用逐渐增多,在更大样本队列中探索 CTCs 上 PD - L1 表达的预测价值至关重要。

随着越来越多抗体偶联药物(ADCs)进入临床,可在 CTCs 上实时评估其靶点表达水平,CTCs 表型分析相关生物标志物的种类将不断增加。不过,目前还需建立标准化方法来定义 CTCs 阳性样本,推进分析和技术验证,以确认 CTCs 表型生物标志物的临床有效性和实用性。

4. 创新复合生物标志物:CTCs 计数与 DNA、RNA 分析相结合


随着 MBC 靶向治疗的发展,循环肿瘤 DNA(ctDNA)分析在临床应用中越来越广泛。将 ctDNA 突变分析与 CTCs 来源的 DNA 测序相结合,可提高液体活检的整体敏感性,深入了解肿瘤克隆进化和动态变化。ctDNA 常存在共突变且变异等位基因频率(VAF)不同,而 CTCs 单细胞分析能揭示细胞间异质性,为肿瘤克隆分析提供更详细信息,有助于理解肿瘤进化和耐药机制,弥补 ctDNA 在反映肿瘤遗传多样性方面的不足。

虽然通过 ctDNA 检测的 VAF 动态变化有望作为早期治疗反应的潜在标志物,但目前缺乏统一的反应判断阈值。相比之下,CTCs 计数有更充分的证据支持,可作为肿瘤生物学的动态指标,为转移性疾病进展和强化治疗策略提供有价值信息。

除 DNA 分析外,RNA 分析也逐渐受到关注。新的 CTCs 保存和富集技术,以及 RNA 测序灵敏度的提高,推动了 RNA 分析的发展。对多个 CTCs 进行 RNA 分析,可评估基因表达和分子特征,了解肿瘤异质性和治疗反应;单细胞 RNA 分析则聚焦单个 CTCs 的详细特征,揭示可能驱动转移、疾病趋向性和治疗耐药的独特基因改变和信号通路。例如,在 cTREnd 研究中,对 ER 阳性 MBC 患者进行数字液滴 PCR RNA 分析发现,任何时间点检测到 CTCs 表达 RB1,患者预后相对较好。结合 ctDNA 相关生物标志物,如 RB1、FGFR1 突变和拷贝数改变,能更好地为 CDK4/6 抑制治疗相关策略提供参考。

仅进行 ctDNA 分析可能高估检测到的基因改变的可靶向性,因为 DNA 序列与突变异构体实际表达之间可能存在表观遗传解偶联。例如,ESR1 启动子甲基化会影响 ER 表达,包括突变异构体的表达,这会影响口服选择性雌激素受体降解剂(SERDs)的疗效,降低整体 ER 表达,而这些方面可通过临床级 CTCs 表型分析动态评估。

5. 下一步:生物标志物驱动的治疗排序和药物开发


MBC 的治疗格局日益复杂,尤其是 ER 阳性 MBC,需要根据分子特征和疾病临床特点制定决策算法。内分泌耐药机制复杂,涉及遗传、表观遗传和转录组改变,CTCs 计数可作为内分泌耐药的综合生物标志物,帮助识别不太可能从内分泌治疗中获益的患者,为选择后续治疗方案提供参考,如是否继续内分泌治疗,或考虑 ADCs、化疗方案等。

基于此,文章提出一项伞式试验,旨在利用 ctDNA 和 CTCs 的联合潜力,指导 HR 阳性、HER2 阴性 MBC 患者在一线 CDK4/6 抑制剂治疗进展(PFS1>6 个月)后的靶向治疗选择。

该试验采用生物标志物驱动的方法,分两步进行分层。第一步依据 ctDNA 结果设置 A、B、C 三组:A 组患者若存在 AKT/PIK3CA/PTEN 通路改变(PTEN 缺失、PIK3CA 扩增或 AKT1、PIK3CA、PTEN 单核苷酸变异),接受 capivasertib 治疗;B 组患者若存在同源重组缺陷(BRCA1、BRCA2、PALB2 基因的种系或体细胞改变),接受奥拉帕利治疗;C 组患者若检测到 ESR1 突变,且先前内分泌治疗联合 CDK4/6 抑制剂时无进展生存期(PFS1)超过 12 个月(表明内分泌敏感性持续,如 EMERALD 试验中所示),接受 elacestrant 治疗。这三组治疗方案虽基于标准治疗,但旨在研究耐药机制,包括罕见的 PIK3CA 改变、ESR1 非热点突变等。同时,还会研究与耐药相关的表观遗传修饰,如 DNA 甲基化改变。若存在共突变,将通过跨学科分子肿瘤委员会制定的优先排序算法,综合考虑突变可操作性、药物协同或耐药可能性,指导治疗决策。

对于缺乏全面内分泌耐药特征的亚组,进行第二步分层,设置 D、E、F 组。这三组聚焦 PFS1 在 6 - 12 个月、残余内分泌敏感性不明确的患者。IVindolent期 MBC 患者,根据 ctDNA ESR1 状态接受 elacestrant 或 AI / 氟维司群治疗;F 组依据 ERBB2 突变情况,采用奈拉替尼联合口服 SERD 治疗方案。

G 组纳入 IVaggressive期、PFS1 为 6 - 12 个月的患者,根据免疫组化(IHC)评分选择 ADC 方案,HER2 低表达患者接受 T - Dxd 治疗,HER2 阴性患者接受 sacituzumab govitecan 治疗。

此外,研究还设计了回顾性合成对照组,利用多机构真实世界数据集(如精准医学学术联盟(PMAC)数据库),快速、灵活地研究生物标志物驱动的算法,以应对该领域治疗方案快速发展的现状。

开展这类多模式、生物标志物驱动的研究,对确定 MBC 患者最有效的治疗策略、解决药物开发中的现有问题至关重要。但要确保研究结果可靠,还需克服诸多挑战。例如,开发合成对照组时,要采用强有力的偏倚缓解策略,严格进行数据协调,并与前瞻性数据进行交叉验证;患者招募存在后勤困难,特别是针对 ERBB2 突变等罕见改变,需要多机构联合招募并集中进行生物标志物确认;将无进展生存期(PFS)、总生存期(OS)等基于活动的指标与患者报告结局相结合,才能实现更全面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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