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idemiology and Psychiatric Sciences》：Decomposing sexual orientation disparities in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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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性少数青少年（sexual minority adolescents）相较异性恋同龄人始终表现出更高的自杀风险患病率。本研究旨在通过量化自杀意念（suicidal ideation）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异性恋与性少数青少年之间风险和保护因素暴露水平的
目的 性少数青少年（sexual minority adolescents）相较异性恋同龄人始终表现出更高的自杀风险患病率。本研究旨在通过量化自杀意念（suicidal ideation）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异性恋与性少数青少年之间风险和保护因素暴露水平的差异，而非其对这些因素反应的差异，从而分解该差异。此外，本研究通过考察香港青少年的相关机制，弥补中国情境证据有限的问题。
方法 数据提取自2021年在香港本地中学生中开展的一项基于人群的调查，共纳入6883名青少年。Logistic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检验与自杀意念相关的因素。分解分析（decomposition analysis）评估这些因素对异性恋与性少数青少年之间自杀意念差异的贡献，以及性少数男生与女生之间差异的贡献。
结果 身体不满意（body dissatisfaction）、网络欺凌（cyberbullying）、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对家庭生活的感知（perceptions of family life）和学业成绩（academic performance）与青少年自杀意念相关，不论其性别或性取向如何。约31%–45%的自杀意念差异由风险和保护因素暴露差异驱动，55%–69%由这些因素与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差异及可能未观测特征驱动。在这些因素中，对家庭生活的感知作用最大。亦观察到性别特异性模式。
结论 中国性少数青少年自杀意念患病率更高，似乎既反映其暴露于更多压力和较低支持水平，也反映其对这些因素的独特反应。家庭相关因素对于理解该差异至关重要。观察到的性别差异强调需要更细致的方法来应对中国社会中性少数青少年多样化的经历。
研究背景
性少数青少年（sexual minority adolescents；指性取向为非异性恋的青少年）在跨文化情境中均表现出较异性恋同龄人更高的精神健康问题和自杀风险，其自杀意念（suicidal ideation；指过去12个月内考虑自杀）、计划和尝试患病率更高，且从自杀想法到计划进展更早、更快。Meyer的少数压力模型（minority stress model；强调边缘化社会地位相关的慢性压力源与保护资源有限导致健康差异）认为，性少数人群的健康差异源于与边缘化社会地位相关的慢性压力源暴露和获得保护资源有限。Hatzenbuehler的心理中介框架（psychological mediation framework；认为少数压力扰乱情绪调节、社会互动和认知加工等心理社会过程）进一步认为，少数压力会扰乱情绪调节、社会互动和认知加工等心理社会过程，导致精神病理。因此，自杀风险差异可能既来自更多压力源和更少支持，也来自对这些因素的反应差异。既往研究多来自西方，中国情境证据有限。香港受儒家传统、基督教影响及前英国殖民地历史塑造，性少数群体在法律保护不足、家庭和学校等场域面临歧视。现有研究尚未系统考察香港青少年中性取向自杀意念差异来自暴露水平还是反应差异，也缺乏交叉性视角下性别差异分析。因此研究人员基于香港中学生人群样本开展分解分析。
关键技术方法
数据来自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Th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2021年Youth Sexuality Study（YSS） wave。YSS针对香港本地全日制中学生，覆盖超过90%中学生人口。采用以学校为抽样单位、香港四个地区为聚类的聚类抽样；455所抽样池学校中25所参与，邀请10681名学生，应答率78.1%，获得8343名参与者，最终分析纳入6883名。使用Logistic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检验自杀意念相关因素；采用基于logit模型的非线性Oaxaca-Blinder分解（decomposition analysis），将差异分为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由解释变量水平差异解释的部分）和系数效应（coefficient effect；由解释变量与结局关联差异及未观测因素解释的部分）；使用多重插补链式方程（multivariate imputation by chained equations，MICE）生成20个插补数据集，按Rubin规则汇总；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cluster-robust standard errors）；并以Fairlie分解进行敏感性分析。
研究结果
描述性分析：共6883名青少年，年龄10–21岁，平均14.90岁，标准差（SD）=1.65，55.76%为男孩。男孩中性少数占14.83%，女孩占27.49%。性少数青少年显著更年轻。无论男女，性少数青少年自杀意念、网络欺凌、性骚扰和身体不满意患病率更高，对家庭生活、同伴关系和学业成绩的感知更差。
Logistic回归模型：身体不满意、网络欺凌和性骚扰受害与自杀意念较高比值比（odds ratio，OR）相关，但性骚扰在性少数男孩中仅边缘显著。对家庭生活和学业成绩的积极感知与自杀意念负相关，跨所有亚组。亚组差异：较年长女孩报告自杀意念可能性较低，该关联在性少数女孩中仅边缘显著，男孩中未观察到；同伴关系感知仅在异性恋男孩和性少数女孩中显著。
分解分析：男孩中性少数自杀意念比异性恋男孩高10.7个百分点（pp），其中3.3 pp归因禀赋效应，7.4 pp归因系数效应。禀赋效应中，性少数男孩更多经历网络欺凌和性骚扰，对家庭生活和同伴关系感知更差，显著贡献差异；家庭生活感知作用最大，贡献1 pp。系数效应无变量显著。女孩中性少数自杀意念比异性恋女孩高16.4 pp，7.4 pp归因禀赋效应，9.0 pp归因系数效应。禀赋效应包括网络欺凌、性骚扰、家庭和同伴关系，以及年龄、身体不满意和学业成绩；家庭生活感知最大，贡献3 pp。系数效应中家庭生活感知显著，贡献17 pp，性少数女孩家庭生活与自杀意念负关联弱于异性恋女孩（OR=0.60，95%置信区间[CI]：0.49–0.73 vs OR=0.47，95% CI：0.42–0.52）。男孩中该关联相似，系数效应小且不显著。性少数女孩比性少数男孩自杀意念高14.9 pp，4.8 pp归因禀赋效应，10.1 pp归因系数效应。禀赋效应主要来自性少数女孩更多身体不满意、性骚扰以及家庭生活和学业成绩感知更差。系数效应中年龄负值，表明性少数女孩年龄与自杀意念负关联更大（OR=0.90，95% CI：0.80–1.01）较男孩（OR=1.07，95% CI：0.95–1.21），缩小差距。
补充和敏感性分析：未明确性取向青少年比异性恋青少年自杀意念患病率更低，仅男孩显著；进一步分解显示显著系数效应但无显著禀赋效应。完整案例分析结果大致相同。Fairlie分解结果与主分析相似。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这是香港首个基于人群深入分解青少年性取向自杀意念差异的研究。性少数青少年自杀意念显著更高，女孩更明显。约31%–45%差异归因风险和保护因素暴露差异，55%–69%归因这些因素关联差异及潜在未观测特征。身体不满意、网络欺凌、性骚扰、家庭生活感知和学业成绩等与自杀意念相关。年龄负关联仅女孩。同伴关系关联因性取向和性别而异。性少数青少年无论性别均更频繁经历多重压力源，并从家庭、学校和同伴获得更少支持。香港社会态度虽有变化，但法律保护有限，学校文化宗教背景可能不足以减少偏见，性少数青少年更易遭遇性骚扰和网络欺凌，获得社会支持更少，可能强化污名预期和身份隐藏。家庭生活感知在所有显著禀赋效应中贡献最大，反映中国家庭导向文化。中国家庭对性少数成员拒绝率较高，家庭干预重要。整体系数效应显著但因子特定多数不显著，反映Blinder–Oaxaca分解统计性质：整体系数效应显著表示性少数组全套系数包括截距与异性恋组结构性不同。男孩系数效应大于禀赋效应，女孩更多由共同因素水平差异解释。家庭生活感知为女孩唯一显著系数效应因素，性少数女孩家庭生活保护作用更弱。性少数女孩自杀意念比男孩高15%，主要驱动于身体不满意、性骚扰、家庭生活和学业成绩感知更差，年龄负关联部分抵消。局限包括性少数群体合并、无法考察族裔等交叉性、横断面设计、简洁测量、未纳入其他因素及社会期望偏倚。
研究结论（翻译）：中国性少数青少年自杀意念患病率更高，似乎既反映其暴露于更多压力和较低支持水平，也反映其对这些因素的独特反应。家庭相关因素对于理解该差异至关重要。观察到的性别差异强调需要更细致的方法来应对中国社会中性少数青少年多样化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