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ports participation and fertility intentions among Chinese youth: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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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本研究旨在考察中国青年体育运动参与（sports participation）与生育意愿（fertility intentions）之间的关联，并评估生命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与未来信心（confidence in the futu
目的：本研究旨在考察中国青年体育运动参与（sports participation）与生育意愿（fertility intentions）之间的关联，并评估生命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与未来信心（confidence in the future）的潜在中介作用。方法：数据来源于2018和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研究人员设定序列中介模型（serial mediation model），以检验连接体育运动参与与生育意愿的潜在心理路径。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two-way fixed-effects regression models）评估体育运动参与与生育意愿之间的统计学关联。特定间接效应和序列间接效应的显著性通过个体层面聚类bootstrap（individual-level cluster bootstrap）程序进行评价，重抽样次数为5,000次。结果：体育运动参与与生育意愿显著正相关（β = 0.046，p < 0.01）。中介分析显示，生命满意度与未来信心的总间接效应为0.015（95% CI = [0.009, 0.020]）。具体而言，生命满意度的独立间接效应为0.007（95% CI = [0.003, 0.011]），未来信心的独立间接效应为0.005（95% CI = [0.003, 0.007]）。此外，生命满意度与未来信心的链式中介效应为0.003（95% CI = [0.001, 0.005]）。结论：体育运动参与作为一种积极的健康相关行为（health-related behavior），不仅与青年更强的生育意愿直接相关，而且还通过涉及生命满意度和未来信心的独立路径与序列路径与生育意愿间接相关。这些发现提示，公共体育运动参与和心理福祉促进可被纳入生殖健康（reproductive health）与家庭支持政策（family-support policies）的更广泛框架中。将此类方法融入支持青年身心福祉及对未来的积极预期，可能有助于形成更支持家庭形成的社会环境。
解读文章：体育运动参与与中国青年生育意愿的关联：基于CFPS的生命满意度与未来信心链式中介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中国近年人口转变显著。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3，60岁及以上人口占18.7%，65岁及以上人口占13.5%，低生育与人口老龄化挑战突出。为促进长期均衡人口发展，中国先后实施“选择性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并配套延长产假、托育补贴、教育减负、住房支持等措施，但生育意愿未出现实质性反弹，一胎总和生育率从约0.7降至0.5，2022和2023年出现人口负增长。低生育不仅是人口问题，也与家庭福祉、人口健康、社会保障和社会可持续性密切相关。
从公共卫生视角看，生育意愿嵌入由经济、社会、健康、心理和制度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系统。传统家庭经济学成本—效用视角主要强调物质资源，对养育子女涉及的多维健康与心理资源关注不足。心理资本理论强调希望、自我效能、韧性和乐观在应对不确定性中的作用；健康促进模型将健康行为与个体特征、感知收益与障碍、情感体验和人际影响联系起来；积极情绪扩展—建构理论则提出积极体验可扩展认知与行为资源并促进持久心理资源积累。体育运动参与是潜在可改变的健康促进行为，既涉及身体健康投入，也涉及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掌控体验和社会互动。既往研究多关注收入、住房、就业和教育成本等结构性压力，较少关注健康促进行为及其心理路径。体育参与是否通过生命满意度和未来信心独立或序列影响生育意愿，尚未被系统检验。因此，研究人员基于2018和2022年CFPS数据，考察体育参与与青年生育意愿的关联，并检验生命满意度、未来信心的独立中介和链式中介作用。
二、研究开展、结论与意义
研究人员使用CFPS 2018和2022两期面板数据，限定男性22—45岁、女性20—40岁，构建双向固定效应回归与链式中介模型。结果显示，体育参与与青年生育意愿显著正相关，且生命满意度与未来信心不仅分别独立中介该关联，还形成显著序列中介路径。其意义在于，将可改变的健康促进行为与青年生育意愿联系起来，并从心理福祉视角拓展了理解生育意愿的公共卫生框架。但原文强调，这些发现是统计关联而非严格因果关系，体育参与不应被视为独立促生育工具，而更适合作为青年健康促进框架的组成部分，与心理健康服务、生殖健康服务、就业和住房支持、可负担托育及工作—家庭平衡政策协调。
三、关键技术方法
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和2022年，覆盖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覆盖人口约95%；样本限男性22—45岁和女性20—40岁；14,634个观测符合标准，完整分析13,708个观测。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关联；自编Stata程序将个体层面聚类bootstrap（5,000次重抽样）与固定效应回归结合，检验生命满意度和未来信心的独立及序列中介。诊断包括方差膨胀因子（VIF）、残差—拟合图、Q—Q图、偏度—峰度检验、Breusch–Pagan/Cook–Weisberg检验，使用个体聚类稳健标准误；Little MCAR检验不显著（χ
2(158)=183.56，p=0.080）。稳健性采用滞后解释变量OLS、锻炼时长分组和固定效应Poisson模型；异质性采用随机效应交互模型。
四、研究结果
3.1 体育运动参与与青年生育意愿的关联
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控制年龄、户口、教育、婚姻、自评健康、家庭收入、主观社会地位以及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后，体育参与与生育意愿显著正相关（β = 0.046，p < 0.01）。同一人中，体育参与时期的生育意愿评分平均比不参与时期高0.046个单位，支持H1。原文同时指出该绝对幅度较小，不应解释为体育参与可大幅提高生育意愿。
3.2 稳健性检验
通过2022年横截面OLS，将2018年体育参与作为滞后解释变量，并控制2018年基线生育意愿等，滞后体育参与与后续生育意愿显著正相关（β = 0.068，p < 0.001）。通过2022年锻炼时长分组，与不参与相比，1—30 min、31—60 min、≥61 min组的系数分别为0.074、0.088、0.169（均p < 0.001），但原文强调不能解释为因果剂量—反应关系。固定效应Poisson模型显示体育参与仍显著正相关（β = 0.071，p < 0.001）。
3.3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通过个体层面聚类bootstrap 5,000次与固定效应回归结合，总效应为0.049（95% CI [0.021, 0.077]），直接效应为0.034（95% CI [0.010, 0.058]），总间接效应为0.015（95% CI [0.009, 0.020]），占总效应30.61%。生命满意度间接效应为0.007（95% CI [0.003, 0.011]），占14.29%；未来信心间接效应为0.005（95% CI [0.003, 0.007]），占10.20%；生命满意度—未来信心序列中介效应为0.003（95% CI [0.001, 0.005]），占总效应6.12%。H2、H3、H4得到支持。
3.4 异质性分析
通过随机效应交互模型发现：体育参与×性别交互项β = 0.031，p < 0.05，男性中正相关更强；体育参与×户口交互项β = 0.040，p < 0.05，非农业户口青年中更强；体育参与×教育交互项β = 0.005，p < 0.01，教育程度越高关联越强；体育参与×婚姻交互项β = ?0.105，p < 0.001，未婚青年中正相关更强。
五、讨论部分总结
4.1 体育参与与生育意愿关联：体育参与与青年生育意愿显著正相关，但绝对幅度小，不应视为生育意愿的中心决定因素。国际研究关于身体活动与生育力、辅助生殖结局的关系并不一致，可能依赖活动强度、体重状态、人群和情境，因此应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中解释。
4.2 生命满意度中介：生命满意度显著中介体育参与与生育意愿关联，占14.29%。体育参与关联更好身体健康、更低压力、更积极情绪和更多社会支持，而积极生活评价可能关联较低生育焦虑和更强生育意愿。生命满意度只解释部分关联，不应视为唯一心理机制。
4.3 未来信心中介：未来信心显著中介该关联，占10.20%。体育参与涉及目标达成、胜任感和控制感，关联自我效能与心理韧性；生育具有长期承诺和不确定性，未来经济、社会与就业不确定性可能关联更低或更不确定的生育意愿。
4.4 生命满意度与未来信心的链式中介：序列中介显著，占6.12%总效应。体育参与先关联更高生命满意度，再关联更强未来信心，进而关联更强生育意愿，形成从“当前生活评价”到“未来发展预期”的心理路径。
4.5 异质性：体育参与与生育意愿的正相关在男性、非农业户口、较高教育程度和未婚青年中更明显。原文提示这可能与社会角色、家庭形成阶段、资源环境、性别角色与照料负担、婚育经历、体育资源与健康意识差异有关。
4.6 理论贡献：研究拓宽了青年生育意愿解释范围，将健康促进行为纳入分析；扩展体育参与的公共卫生相关性至家庭形成与人口健康；识别生命满意度和未来信心的心理资源路径；强调低生育与身心健康、家庭生活质量及生殖健康的公共卫生关联。
4.7 实践意义：体育促进不应替代托育、住房、就业稳定和工作—家庭平衡政策，而应与青年健康、生殖健康服务、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就业服务、家庭支持和未来稳定预期协调，并关注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
4.8 局限与未来：观察性设计不能严格因果推断；2018与2022年体育参与测量差异导致二值化并损失频率、强度、时长信息；核心变量多为自报且部分为单条目；仅考察两个心理路径；研究处于中国特定社会文化与政策情境；仅两期数据不能确定时间顺序。优势包括全国代表性CFPS面板数据、个体固定效应、独立与序列中介检验及异质性分析。
六、研究结论翻译
基于2018和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本研究系统考察了体育参与与青年生育意愿之间的关联及潜在心理路径。主要发现为：（1）体育参与与青年生育意愿显著正相关；（2）生命满意度和未来信心独立中介体育参与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联；（3）生命满意度和未来信心还形成显著的序列中介路径。总体而言，本研究主要贡献在于将可改变的健康促进行为与青年生育意愿联系起来，并进一步识别涉及生命满意度和未来信心的序列心理路径。由此，研究从心理福祉视角拓展了理解生育意愿的公共卫生框架。但应强调，这些发现是统计关联而非严格因果关系。体育参与不应被视为促进生育的独立工具，而更适合作为更广泛青年健康促进框架的组成部分，与心理健康服务、生殖健康服务、就业和住房支持、可负担托育以及工作—家庭平衡政策协调。未来研究可利用更多波次纵向数据、客观身体活动测量和更强因果识别设计，进一步检验体育参与、心理资源与生育意愿之间关系的方向性及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