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冻胚胎移植后妊娠孕前至孕10周血管生成因子动态：sFlt-1在胎龄4+2至6+0周先于PlGF升高

《Placenta》：Dynamics of angiogenic factors from pre-conception until 10 weeks of gestation

　　

妊娠前至妊娠10周血管生成因子的动态变化
• 可溶性fms样酪氨酸激酶-1（sFlt-1）水平在胎龄4⁺²至6⁺⁰周之间已经升高。
• 相反，胎盘生长因子（PlGF）水平直至胎龄8⁺⁰周之后才升高。
• 在早期妊娠中，sFlt-1可能先于PlGF反映胎盘血管生成过程。
• 该研究提供了从植入前至妊娠10周的精确测量值。

Nina Freiesleben M?rch、Bugge N?hr、Mille Kirk、Line Rode、Pernille Fog Svendsen等研究人员开展了关于冷冻胚胎移植（FET；将冻融胚胎移植入子宫的辅助生殖技术）后妊娠母体血管生成因子动态的研究。先兆子痫（preeclampsia；严重妊娠相关疾病，与母胎发病率和死亡率相关）的发病机制被认为始于早期妊娠，表现为异常胎盘形成、滋养细胞侵袭浅和子宫螺旋动脉重塑不完全，并与促血管生成和抗血管生成因子失衡有关，进而导致全身炎症、内皮功能障碍、血小板聚集增加和胎盘血栓形成。虽然病理生理改变始于早期妊娠，但临床综合征到妊娠后期才出现。低剂量乙酰水杨酸可降低先兆子痫风险，因此早期准确预测对及时启动预防性治疗十分重要。循环胎盘生物标志物中，胎盘生长因子（PlGF；一种主要由胎盘来源的促血管生成因子）和可溶性fms样酪氨酸激酶-1（sFlt-1；一种可结合PlGF并降低其生物利用度的可溶性受体）被广泛研究。PlGF已是第一孕期预测先兆子痫、尤其早产先兆子痫的既定生物标志物；sFlt-1通常被视为第二、三孕期标志物，主要与PlGF联合形成sFlt-1/PlGF比值，用于有症状女性排除先兆子痫。尽管第一孕期使用sFlt-1/PlGF比值仍有争议，但近期数据提示11周前低sFlt-1可能与早产先兆子痫发生相关。由于PlGF约10周起才被认为是可靠生物标志物，极早期妊娠中sFlt-1的作用可能具有临床意义。既往研究对最早阶段数据有限，因为自然妊娠很少能在如此早的孕周采样。本研究利用FET血清样本，因FET可精确掌握植入时间，并在植入前及极早期妊娠进行受控采样。研究目的是刻画FET妊娠从植入前至妊娠10周母体PlGF和sFlt-1水平。

研究人员开展的是先前随机对照试验（RCT）的二次生物标志物分析。母RCT研究三种常用FET方案中血清雌二醇和孕酮浓度。样本队列来源于丹麦Copenhagen University Hospital – Herlev生育诊所，2021年4月至2024年12月。纳入18–40岁、启动FET周期、体重指数（BMI）≤35 kg/m²且甲状腺刺激激素正常的女性；吸烟、既存心血管疾病和使用供卵等为排除标准。共248名女性有基线PlGF或sFlt-1测量，116名持续妊娠者纳入纵向分析，其中110名活产。研究提示，sFlt-1在胎龄（GA）4⁺²至6⁺⁰周已升高，而PlGF直至GA 8⁺⁰周后才升高。该研究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从植入前至10周妊娠的精确测量值，并为未来研究这些生物标志物的生物学和临床意义提供基础。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为：本研究为母RCT的二次生物标志物分析，样本来源于丹麦Copenhagen University Hospital – Herlev生育诊所2021年4月至2024年12月接受FET的女性。母试验为前瞻性RCT，比较三种FET方案。纳入女性18–40岁、BMI≤35 kg/m²、甲状腺刺激激素正常；排除吸烟、既存心血管疾病、供卵等。共248名有基线PlGF或sFlt-1测量，116名持续妊娠者纳入纵向分析。七个预设采样点为月经第2–3天、内膜准备、胚胎移植日、GA 4⁺²、6⁺⁰、8⁺⁰、9⁺⁶。采用自动免疫荧光分析测定sFlt-1和PlGF。统计使用线性混合模型，PlGF和sFlt-1经log2转换，并采用Bonferroni校正。

研究结果如下。

研究人群与样本情况：共纳入248名有基线测量的女性，116名持续妊娠，110名活产。研究人群总体健康，多数为白人和未产，平均年龄32.7岁，中位BMI为24 kg/m²。5名女性发生先兆子痫，其中1名早产。采样时间与预设时间吻合，83–92%样本在目标日期±2天内获得；共700份血清样本，来自116名女性，平均6.0份/人，总体覆盖率为86%。28份PlGF测量和34份sFlt-1测量低于检测限。

母体体重对PlGF和sFlt-1浓度的影响：通过线性回归分析，纳入基线可定量PlGF者240名、sFlt-1者233名。母体体重与循环PlGF浓度无显著关联。母体体重较高与sFlt-1浓度较低存在小幅但统计学显著的关联；每增加1 kg，sFlt-1浓度约降低0.23%，但模型解释力低，R²=0.024，仅解释约2%的sFlt-1浓度变异。

早期妊娠PlGF和sFlt-1动态：线性混合模型显示，PlGF浓度从月经第2–3天至内膜准备和早期妊娠保持低而稳定，GA 8⁺⁰后出现显著升高；GA 9⁺⁶较基线增加92.9%（95% CI +75.7至+112.0），校正P<0.001。sFlt-1浓度从月经第2–3天保持低而稳定，但在GA 4⁺²至6⁺⁰之间开始显著升高；GA 6⁺⁰较基线增加349.7%（95% CI +297.8至+408.4），GA 8⁺⁰增加1472.5%，GA 9⁺⁶增加2273.6%，校正P<0.001。敏感性分析采用不同低于检测限赋值方式，总体轨迹相似；GA 9⁺⁶时PlGF显著升高和GA 6⁺⁰时sFlt-1显著升高在所有方法中均保持，较早较小变化的统计学显著性因低于检测限值处理方式而异。按FET方案比较，有黄体（corpus luteum, CL）方案与无黄体方案之间，在校正多重检验后未见差异。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人员指出，在无并发症妊娠中，PlGF约从8–12周起稳步上升，约30周达峰后向分娩下降；10周前循环浓度低，提示最早阶段胎盘产生有限。本研究中PlGF在GA 8⁺⁰后才上升，支持其在第一孕期较晚才提供胎盘发育信息。相反，sFlt-1曾报道约从6–8周上升，约10周平台，近足月再升，故主要用作第二、三孕期排除先兆子痫。本研究扩展了测量窗口，显示FET妊娠中sFlt-1早在GA 4⁺²至6⁺⁰即开始上升。研究人员提出，sFlt-1早期升高而PlGF约8周才升高，可能具有生物学和临床重要性；可能提示早期存在抗血管生成环境，而PlGF可利用度和促血管生成信号稍后更突出。由于sFlt-1是结合并中和PlGF的可溶性诱饵受体，早期sFlt-1升高可能调节游离PlGF的可获得性和时间，限制植入极早期过度促血管生成活动，待胎盘结构建立后再允许PlGF升高。sFlt-1也可能被视为早期滋养细胞量的标志。但研究人员强调这些解释仍属推测，当前数据不能确定组织水平血管生成活动、因果关系或临床后果。近期发现11周前低sFlt-1与不良妊娠结局相关，可能提示早期sFlt-1上升不足反映早期胎盘适应不良；而约10–11周起低PlGF是标志物，与PlGF在早期植入阶段后更相关相符。同一队列中妊娠相关血浆蛋白-A（PAPP-A）在GA 4⁺²至6⁺⁰显著上升，与sFlt-1早期增加相呼应。既往研究报道第一孕期PAPP-A与纵向sFlt-1水平相关，与PlGF关系不一致，支持sFlt-1更贴近极早期胎盘调节过程。FET方案独立提示模式为生物学驱动而非治疗特异。局限包括：结果可能不适用于自然妊娠、新鲜胚胎移植、BMI>35、吸烟、既存心血管疾病或供卵妊娠；来自RCT可能选择相对健康人群；储存冻融血清可能引入测量变异；先兆子痫事件少，限制结局分析；本研究未设计评估胎盘发育或妊娠结局，不能确定临床和预后意义。优势包括前瞻性生物库、RCT标准化、明确且相对均质人群、七个预设时间点及同一试验框架处理储存样本。

研究结论翻译：本研究显示，在接受FET后妊娠并持续妊娠的女性中，血管生成生物标志物sFlt-1和PlGF在早期妊娠呈现不同轨迹：sFlt-1浓度在GA 4⁺²至6⁺⁰之间已经升高，而PlGF在GA 8⁺⁰之后仍保持低水平。sFlt-1与PlGF之间的时间差异可能反映早期胎盘发育中的不同生物学过程，而不同FET方案之间轨迹相似，提示这些模式并非主要由子宫内膜准备方式驱动。这些发现有助于刻画极早期妊娠母体血管生成生物标志物动态，并可能为未来研究其生物学和临床意义提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