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厌恶的多维结构：基于49种音乐类型与四国样本的网络心理测量和潜变量建模研究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Structure of Musical Dislikes: Findings From Multiple Genres and Countries

　　

音乐品味塑造社会生活和个人身份，但研究主要聚焦于人们为何喜欢音乐，使同样强有力的音乐厌恶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未被考察。基于近期识别音乐厌恶核心原因的研究，本研究在澳大利亚、中国、新加坡和美国（N = 1078）考察了49种音乐类型中音乐厌恶的心理结构、类型关联、个体差异预测因素和跨文化变异。使用网络心理测量学（network psychometrics）和潜变量建模（latent variable modeling），研究人员识别出厌恶背后的五个维度：不愉悦（Displeasure）、复杂性（Complexity）、感伤性（Sentimentality）、社会不协调（Social Incongruence）和主流取向（Mainstream orientation）。这些维度映射到类型水平特征和跨文化听者画像。行为模型显示，只有不愉悦（Displeasure）和社会不协调（Social Incongruence）预测更强的厌恶强度，表明情感不适和身份不匹配驱动厌恶。复杂性和感伤性对文化情境敏感，而基本不愉悦具有普遍性。个体特质——人格和音乐参与风格——比国家层面背景解释了更多厌恶机制方差。通过绘制听者所拒绝之物的系统架构，本研究提供了一个新颖、全面的框架，用以理解个体如何通过主动回避来导航文化边界、调节情感和标示身份，证明音乐厌恶不仅是喜欢的缺失，而且是音乐品味中有结构且有意义的组成部分。

研究背景：音乐品味是人类经验的核心，塑造社会认同、个人表达和日常行为。既往研究主要关注喜欢或偏好，近期研究提示音乐厌恶并非偏好的缺失，而具有社会区分、身份建构和情绪调节等功能。现有问题在于：对厌恶的多维机制、类型与强度、个体特质和文化背景如何塑造厌恶理解不足；已有工作样本小或范围有限，并存在西方和 WEIRD（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zed, rich, democratic，西方、受教育、工业化、富裕、民主）偏差；几乎无研究检验音乐厌恶原因是否跨文化不同。该研究主问题是：音乐厌恶的多维机制在不同文化情境中如何结构化，并如何由类型特征、个体特质和宏观文化背景驱动？研究目标包括潜在结构、类型与强度及文化、听者画像、个体特质与文化背景。研究人员在澳大利亚、中国、新加坡和美国开展跨49种音乐类型研究，得出五维度结构、行为模型、文化变异和个体特质相对更重要等结论，意义在于将厌恶视为音乐品味中结构化且有意义的组成部分。

关键技术方法（≤250字）：在线调查通过 psychTestR 框架和德国音乐心理学会 Online Testing Service Platform (DOTS) 实施；样本来自美国 n=458、澳大利亚 n=253、新加坡 n=240、中国 n=55，其他 n=72；分析厌恶原因时仅纳入评分1–4的类型，n=971。参与者评估49种音乐类型熟悉度和喜欢强度，对最多四种 disliked genres 评价42条厌恶原因。附加 Goldsmiths Musical Sophistication Index (GMS，Goldsmiths音乐素养指数) 主动参与9项、Music Engagement Test (MET，音乐参与测试) 23项和 Ten-Item Personality Inventory (TIPI，十项人格量表)。分析使用 R 4.4.3；采用探索性图分析（exploratory graph analysis, EGA，网络心理测量中通过偏相关网络和社区检测估计维度的方法）、探索性因子分析、桥中心性、偏相关网络、节点可预测性、线性混合效应模型（linear mixed-effects models, LMMs，包含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回归模型）、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以人为中心识别潜在亚组的方法）和方差分区。

结果：
3.1 音乐厌恶的潜在结构：通过 EGA 和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稳健五因子：Complexity、Social Incongruence、Displeasure、Mainstream、Sentimentality。平行分析提示九因子或六主成分，但仅五个核心社区有稳定条目和理论实质；第六“No Expression”残差因子被剔除。桥中心性最强为 too slow（0.75），其他包括 displeasure（0.67）、no feelings（0.65）、incongruent ideology（0.64）、too unrhythmic（0.64）、too complex（0.63）、emo fake（0.63）、too uniform（0.62）。偏相关网络中 Complexity 与 Displeasure 关系最强；Social Incongruence 与 Displeasure 中度，与 Mainstream、Complexity、Sentimentality 接近零；Complexity 与 Mainstream、Displeasure 与 Sentimentality 负相关。节点可预测性显示 Displeasure 最高（R²=0.41），其次 Complexity（0.31）、Mainstream（0.23）、Social Incongruence（0.18）、Sentimentality（0.17）。结论：Displeasure 是中心情感枢纽，身份与情绪错配相对独立。

3.2 类型特征、厌恶强度与跨文化变异：LMM（R²_m=0.13）显示 Displeasure（β=-0.34，p<0.001）和 Social Incongruence（β=-0.13，p<0.001）与更强厌恶相关，Sentimentality（β=0.09，p<0.001）预测更弱厌恶；Complexity 与 Mainstream 不显著。类型对五因子主效应显著，Complexity 和 Social Incongruence 有显著 genre×liking 交互。49种类型呈系统特征：Complexity 在 heavy metal、rap、electronic music（techno、electronica）高，在 gospel、seasonal 无关；Displeasure 主导 metal、rock、hip-hop；Social Incongruence 强选择宗教音乐、country、opera；Mainstream 独特于 pop 相关 K-pop、seasonal；Sentimentality 适用于 vocal-heavy、narrative、slow genres（musicals、opera、gospel、easy listening），少用于 electronic、hip-hop。

3.3 类型层面的跨文化差异：LMM 显示国家背景与具体厌恶原因交互。Complexity 主效应和 genre×country 显著，中国参与者认为 disliked music，尤其 K-pop、blues、soul，显著比澳大利亚、新加坡和美国更复杂。Displeasure 无文化差异。Social Incongruence 中国低于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尤其 opera、jazz、indie；新加坡对 Getai 因社会不匹配显著更厌恶。Mainstream 有 genre×country，中国总体上因 Mainstream 原因更少厌恶，但选择性拒绝 blues 和 Thai EDM。Sentimentality 中国显著高于所有其他国家，尤其 country、musicals。结论：中国音乐厌恶更少由社会身份关注驱动，更多由内部、审美和情绪标准驱动。

3.4 跨文化听者画像：LPA 识别三类，分类确定性高（平均后验概率≥0.99）。Socially Driven Dislikers（n=421）高 Social Incongruence；Balanced Dislikers（n=411）各因子中等；Emotional Dislikers（n=139）对 Sentimentality 敏感。国家分布显著关联（χ²=21.88，p=0.002），Socially Driven Dislikers 在中国样本中低代表。

3.5 个体特质与文化背景：LMM 显示个体特质显著预测厌恶原因。高 active engagement（GMS）和高 openness to experience 作为认知缓冲，预测更低对 Complexity 和 Sentimentality 的厌恶。分析/认知音乐参与（MET）预测更强拒绝 Mainstream 或过度 Sentimental。高 extraversion 报告更强厌恶 Complex 或高度 Sentimental 音乐。强叙事/讲故事参与对 Social Incongruence 敏感，对意识形态不匹配反应强。块比较：文化背景（country）解释 ΔR²=0.011，个体特质 ΔR²=0.033。结论：稳定个体心理 profile 和行为参与风格比宏观国家文化框架影响更强。

讨论总结：多方法收敛于五个相互连接但不同的方面——Displeasure、Sentimentality、Complexity、Social Incongruence、Mainstream orientation，共同塑造拒绝。厌恶不是单一评价通路，而是情感、认知和身份相关反应的协调系统。Displeasure 高可预测性，是中心情感枢纽；Social Incongruence 和 Sentimentality 较独立。桥中心性显示 tempo-related too slow 是跨域关键桥。只有 Displeasure 和 Social Incongruence 预测更强厌恶强度。Complexity 是认知机制，不预测强度，跨文化效应最大，受文化熟悉度塑造；可表现为技能信号，导致评价距离而非拒绝。Sentimentality 与 Displeasure 不同：Sentimentality 反映对情绪表达的不适，预测更弱厌恶；Displeasure 是基本情感拒绝，跨文化无差异。Social Incongruence 与 Mainstream 区别：前者预测强厌恶，后者是评价性/品味信号；类型关联分别偏向 opera/metal 与 seasonal/K-pop。LPA 三听者类型，国家分布不同。个体特质比国家背景解释更多方差。限制：中国样本小，量表德国开发未跨文化正式验证，组间不平衡，探索性方法依赖条目池和数据结构，LPA 聚合降低个体方差。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音乐厌恶源于根本不同的心理机制——情感性的（不愉悦、感伤性）、身份相关的（社会不协调、主流）、认知性的（复杂性）和文化的（对所有机制的调节）——每一种都表现出独特的行为特征、类型关联和跨文化模式。这些机制作为相互反馈系统协同运作，平行运行，通过共享心理路径相互作用，并共同塑造听者如何导航音乐景观。这些机制在行为、类型、听者特质和文化情境中产生系统模式，揭示厌恶不是偏好的反面，而是音乐体验中一个有结构且有意义的组成部分。通过表明厌恶反应是多维的、相互关联的，并与个人倾向和文化环境相联系，该研究证明人们在音乐中拒绝什么，为其如何调节情绪、协商身份并在社会和文化世界中定位自身提供了关键洞见。因此，理解音乐厌恶为音乐品味架构提供了一个强大且互补的透镜，强调要把握个体如何用音乐进行社会区分和情感调节，还必须理解他们回避什么以及为何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