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发展研究中显而易见却被忽视的文化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Some culture is hiding in plain sight in research on child development

　　

儿童发展在本质上具有文化属性，然而，（跨）文化发展科学这一相对边缘的研究领域，与表面上似乎“无文化”的主流研究之间，至今仍存在明显分裂。特别是，依赖便利抽样、且主要在西方后工业社会——即西方、受教育、工业化、富裕且民主（WEIRD）社会——中开展的儿童研究，很少真正进入文化与情境问题，由此助长了过度泛化，并制造了关于何为儿童发展“典型”形态的错误假设。本文有两个目标：第一，阐明在发展科学中传统上被过度代表、却常常未被标记的那些社会共同体所具有的文化构成，同时强调这一群体内部的重要差异；第二，说明这种文化构成如何反过来成为发展科学所采用方法、所产出发现以及所提出理论的关键基础。无论在何处开展，发展科学都是一种文化事业，因此必须正视并处理其文化基础。

本文发表于《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是一篇关于儿童发展研究中文化基础问题的理论性综述与方法论反思文章。研究背景在于，儿童发展长期被视为理解人类心智建构的关键领域，经典发展理论也早已承认文化对发展过程与发展结果具有根本性作用。然而，当前发展科学的经验数据与理论建构，仍高度依赖西方、受教育、工业化、富裕且民主（WEIRD）社会中的便利样本，尤其集中于北美、西欧、澳大利亚和Aotearoa New Zealand等后工业社会。研究人员指出，这种样本结构不仅造成全球儿童经验的代表性失衡，还伴随着一种更深层的问题，即主流儿童研究往往将这些样本视为“默认的人类儿童”，在论文叙述中不对其文化背景作充分标注，从而使文化因素处于“未标记”（unmarked）状态。其后果是，研究结果常被明示或暗示地广泛推广，形成关于儿童发展普遍规律的过度概括，而来自全球南方或全球北方少数化社群的研究却往往被明确地方化、情境化，难以进入普遍理论的中心位置。

基于这一问题意识，研究人员开展的核心工作并非报告新的实验数据，而是系统梳理：第一，儿童发展研究中被过度抽样的社会到底具有什么共同的社会人口学与育儿文化特征；第二，这些未被充分言明的文化特征如何深刻塑造研究问题、实验范式、儿童在任务中的表现、研究结论及其理论化路径。文章最终得出的核心结论是：儿童发展研究从来都不是脱离文化的；即使是看似最基础的知觉、注意、动作、社会学习、错误信念理解、自我调节等发展领域，也会随着儿童所处文化生态、教育制度、家庭结构、社会化目标与互动实践的不同而表现出显著差异。因此，发展科学若要成为真正具有全球解释力的学科，既需要扩大参与者与研究者的多样性，也必须在现有研究中系统加入文化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明确研究结论的适用边界与可推广范围。这一论点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挑战了将WEIRD儿童经验误认为“常态”的认识论惯例，也为如何在不完全颠覆既有研究流程的前提下改进儿童发展研究的报告规范与解释框架，提供了实践方向。

从方法上看，本文主要采用概念分析、文献综合与方法论论证。研究人员整合发展心理学、文化心理学与跨文化研究的既有证据，比较不同社会中儿童发展表现及其育儿生态差异；同时归纳传统上在儿童发展研究中被频繁招募的样本群体的人口学特征、家庭结构、教育制度与社会化模式，并据此分析这些文化条件如何嵌入研究设计、材料选择、实验情境与结果解释之中。本文不涉及新样本队列，也未生成或分析新的数据集。

CHILD DEVELOPMENT IS NEVER FREE OF CULTURE
在这一部分，研究人员首先论证“儿童发展绝非脱离文化”。文章指出，认知科学与心理学常以人类心智的结构一致性与普遍性为前提，而发展科学研究者尤其容易认为，对儿童尤其婴儿的研究能够尽量避开后天文化影响。然而，过去数十年的研究已反复显示，即便是被视为基础性的儿童发展里程碑、发展顺序与时间表，也存在显著文化变异。研究人员列举了三个典型例证。其一是过度模仿（over-imitation）：在后工业社会中长大的儿童常会复制与目标结果无关的动作，但在以生计型生活方式为主、学校教育较弱的社群中，儿童明显不那么容易出现这种行为。其二是错误信念理解（false belief understanding）：在许多后工业社会中，儿童通常约在4岁左右掌握这一能力，但这些社会普遍重视心理状态语言与心理自主性（psychological autonomy）；缺乏此类社会化训练的社会中，儿童往往在更晚年龄才掌握相关任务，且个体差异更大。其三是延迟满足（delaying gratification）：在后工业社会中，学前儿童普遍较难延迟满足，而在Cameroonian Nso儿童所处的等级性关联社会结构中，这类任务似乎困难小得多。通过这些研究，作者得出结论：许多被视为稳健的发展规律，可能只是出现在具有若干共同文化特征的社会内部，一旦扩展到更广泛文化背景，其“普遍性”就会瓦解。文章进一步指出，这种文化差异甚至在婴儿期便已出现，并且存在于知觉、注意、空间认知和动作发展等看似“基础”的领域，而这些能力又恰恰构成婴幼儿实验任务得以运行的前提。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REQUIRES DIVERSIFICATION AND CONTEXTUALIZATION
在这一部分，研究人员指出，若要获得具有全球相关性的儿童发展科学，对研究对象进行多样化扩展无疑是必要的。然而，历史上代表性不足社群的研究发表仍然稀少，尽管近期已有学者对如何采集与报告社会经济数据提出操作性建议，心理学研究者总体仍倾向于优先测量核心变量，而忽视社会人口学变量。作者认为，样本多样化与纳入社会人口学测量是必要路径，但现实障碍在于许多研究者并不知道如何在不打乱既有工作流的前提下开始行动。因此，本文旨在提升研究者对“文化就隐藏在显而易见之处”的认识，并为那些开始思考自身研究文化基础的学者提供切入点与资源。这里得出的关键认识是：在目前尚难迅速实现全面样本多样化的情况下，至少应先系统地情境化自身研究所依托的文化环境。

BARRIERS TO CULTURAL PERSPECTIVES IN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这一部分聚焦为何儿童发展研究中长期缺乏文化视角。研究人员指出，研究者通常依赖本地实验室、研究人员和被试数据库开展便利抽样，这是资源效率最优的现实选择。若转向更广泛的文化招募，往往意味着研究流程中断、成本上升、训练缺失与研究议程面临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心理学教育中（跨）文化心理学训练不足，也进一步削弱了研究者处理文化与情境问题的能力与意愿。在这种条件下，不仅研究多样化受到限制，连对主流样本进行明确情境化也常被边缘化到专门期刊、专刊与审稿共同体中。研究人员同时强调，样本同质化的便利抽样并非不可接受，因为它可以对特定目标群体产生较精确估计；问题在于，这要求研究者把结论限制并说明于这些狭窄社群，而不是默认泛化到“儿童”整体。

UNMARKED CULTURES IN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在这一部分，作者开始系统回顾儿童发展研究中典型参与者群体的社会文化构成，指出这些群体虽然在全球范围内相对罕见、且在历史上较晚形成，却在发展科学中被反复过度代表。研究人员强调，这些社会文化特征通常在科学传播中并不被标记，但它们对儿童发展高度相关，并且深刻影响研究方法、结果与理论推演。作者特别指出，欧洲、北美与大洋洲中以白人为主、城市化、上层中产阶级占优势的社群，是最常见的研究来源，但恰恰这些地区的研究最不倾向于研究文化、也最少在报告中情境化其参与者。

UNMARKED DEMOGRAPHICS IN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这一节具体描述未被标记的人口学特征。研究人员指出，发展科学中的儿童受试者通常来自教育程度较高家庭，尤其是能够接触高校与研究机构的群体。移民或少数化社群儿童则经常因语言标准、单语要求等因素被低估或排除。家庭结构方面，这些儿童多成长于规模较小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通常只有1—3名子女，由一到两位成人照料者抚养，父母生育年龄相对较晚，大家庭寄养与扩展亲属共同抚养相对少见。幼儿从很早开始进入机构化托育（institutional daycare），日常生活被课程、课外活动和外部组织安排高度结构化。多数样本来自中高社会经济地位、大学集中的城市地区，拥有较高社会保障、医疗筛查覆盖率，并嵌入市场化与服务型经济。儿童自幼接触数字技术、屏幕媒体、儿童定制玩具、图书与家具。通过梳理这些特征，作者说明：所谓“常见儿童实验参与者”其实具有相当特定的社会历史位置。

UNMARKED CHILDREARING IN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这一节进一步总结这些社会中常见而未被标记的育儿模式。研究人员指出，照料者普遍强调个体成就、独立、积极自尊、（心理）自主性（psychological autonomy）、自我调节与创造力。儿童被鼓励依据自身兴趣、愿望和个人选择开展社会互动，而非围绕家庭义务与社会责任组织行为。文章区分了心理自主性与行动自主性（action autonomy），认为前者在这些社会中受到高度重视，而后者——如主动承担家务、贡献家庭劳动——则相对弱化。儿童与照料者之间的关系更趋于民主化，儿童在饮食、家庭活动等日常事务中往往拥有发言权。与此同时，这些社会重视权威型教养（authoritative parenting）、安全依恋（secure attachment）和排他性照料关系，强调与少数个体照料者形成深厚的情感亲密。研究人员还指出，照料者在儿童中心主义（child-centrism）框架下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通过面向儿童的语言、共享注意、正向强化、针对儿童设计的游戏与活动，以及频繁的心理状态谈论（mind-mindedness），来培养儿童的自我意识、主观性敏感性与心理状态理解能力。这些实践与后文所讨论的许多实验任务之间存在直接对应关系。

CULTURAL VARIATION WITHIN TRADITIONALLY OVERREPRESENTED SOCIETIES
在此部分，研究人员强调，即便是传统上被过度代表的社会，也绝非文化同质。虽然这些社会通常位于全球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谱系较高的一端，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与德国、荷兰、加拿大之间仍存在明显差异；在宗教性、经济不平等、族裔语言宗教分化程度，以及社会保障、育儿假制度、进入机构托育的年龄等方面，也各不相同。因此，即使研究都来自“西方后工业社会”，其结果也不能被视为单一文化模板的稳定产物。作者据此主张，对这些社群内部差异的细致情境化同样必要，文化研究并不只意味着“出国做跨文化比较”，在本国境内、少数化社群或不同社会群体中也能开展严谨的文化取向儿童发展研究。

THE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RESEARCH METHODS IN CHILD DEVELOPMENT
这一部分是全文的关键论证之一。研究人员指出，儿童发展研究的方法本身就是建立在特定文化基础之上的。为了建立因果推断，研究者经常在标准化环境中对儿童进行个别测试，由陌生成人一对一引导任务，这类场景高度类似于后工业社会儿童在学校和家庭中早已熟悉的成人主导、轮替问答和教学式互动。许多实验还要求儿童理解象征、图示、假装、假设性推理，并使用简化玩偶、图片或因果不透明（causally opaque）的装置唤起反应；这些任务之所以可行，很大程度上依赖儿童此前所受的文化训练。研究人员还指出，在主流研究环境中，研究者会努力淡化成人—儿童等级差异、迅速建立融洽关系，并用玩偶等方式使互动更接近同伴交流，这种安排依赖儿童在心理自主性与陌生人互动方面的文化经验。此外，视频指导、远程会议、录像记录以及技术设备标准化操作之所以常见，也与这些儿童成长于技术饱和社会、习惯复杂人工制品密切相关。作者的结论是：研究范式并非中性工具，而是与典型样本的文化生活方式彼此匹配。

CONTEXTUALIZING RESEARCH
在这一部分，研究人员提出如何改进研究报告。其核心观点是，主持研究的文化环境信息，应像其他方法信息一样，成为理解、复现、重复验证和推广儿童发展研究所必需的组成部分。作者提出两个推进方向：第一，系统情境化研究参与者；第二，明确讨论研究的可推广性（generalizability）。文章引用期刊与学会的新要求，说明作者应报告样本的族裔、社会经济地位、母语、性别认同、宗教、地域来源等理论相关特征。除直接采集的个体数据外，民族志与公开数据也可用于补充社区层面的背景说明。

CULTURE IN DESCRIBING RESEARCH
这一部分分为“Demographics”和“Research design and question”两个小节。
Demographics
研究人员指出，研究者必须以结构化方式提供参与者人口学信息，包括生物学信息、胎龄状态、健康状况、来源社群、照料环境与社会经济地位等。这些变量与儿童社会、认知和身体发展密切相关，却在研究输出中长期缺失。尽管国家或社区层面的公开数据不足以解释个体差异，但有助于将样本置于更广泛的目标社群中理解。
Research design and question
在这一小节中，研究人员强调，儿童发展研究设计依赖儿童的文化能力，因此研究者应反思程序所隐含的文化假设。例如，使用视频指令的研究，应说明儿童与此类设备和交流形式的接触经验；利用陌生、因果不透明装置考察因果理解时，也应讨论儿童接触成人引入技术的频率及其探索行为的文化适切性。除研究设计外，研究问题本身也需要被情境化。作者建议围绕摘要中出现的关键自变量与因变量，查考这些变量在WEIRD与非WEIRD社群中的已有研究，从而判断其可能的文化敏感性。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儿童并不是带着抽象普遍的认知进入实验室，而是带着其文化概念、经验与思维方式参与研究，因此这些信息必须在学术交流中被清晰传达。

CULTURE IN DISCUSSING RESEARCH
在这一部分，作者将焦点放在讨论部分的写作规范上。研究人员指出，几乎所有发展研究都在某种程度上追求推广，但对于推广假设的明确说明却极为罕见。当前学术激励往往鼓励作者保持“策略性模糊”，将结果适用于笼统的“儿童”而不阐明边界，这阻碍了重复研究和理论进展。文章建议设置专门的“普遍性约束”（Constraints on Generality）部分，依据已掌握的情境信息说明研究结论在何种文化环境中可能成立、在何种文化条件下任务适切性可能变化，并据此为未来的概念性重复研究提供方向。作者还援引“Environment of Articulation”概念，主张研究者应明确指出其效应被认为能够发生和重复出现的文化环境。

CULTURE IN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STITUTIONS
这一部分将问题扩展到制度层面。研究人员认为，儿童发展研究的文化情境化不仅是作者个人责任，也需要大学、科研机构、资助体系和期刊共同推动。当前许多教育体系中的心理学训练很少系统纳入文化与多样性，也不一定吸收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视角。若缺乏系统培训、招聘与资助支持，研究机构就会持续培养一种试图绕开文化基础的发展科学。因此，真正的改变需要制度激励与学术守门机制的同步调整。

讨论部分总结
总体而言，本文的讨论部分围绕一个中心命题展开：儿童发展研究中的文化并非附属背景，而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理论解释的构成性条件。研究人员反对把传统过度代表社群视为无文化默认值，指出即便在这些社群内部，也存在需要被说明的重要差异。文章并未否认便利抽样在现实中的合理性，而是主张研究者应诚实标记样本边界、说明文化前提、限制泛化范围，并通过更完善的人口学报告与讨论规范，提升儿童发展科学的透明性、可重复性与全球适用性。其贡献不在于提出全新经验事实，而在于把文化重新置于儿童发展科学的中心位置，使研究共同体意识到：所谓“主流”研究并不是文化中立的，而是深深扎根于特定后工业社会的育儿生态、制度环境和价值体系之中。

研究结论翻译：
全球性的儿童发展科学需要实现参与者与研究者的多样化。然而，当前仍有相当大一部分研究持续产生于西方后工业社会。此类研究及其研究问题、研究方法与研究结论，都与承载它们的文化共同体紧密相连。发展科学应当开始主动识别那些一直显而易见却被忽视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