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联合国大会确立的“国际稻米年”，联合国决心用一年时间宣传这一全球半数人口赖以果腹的农产品。昨日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第24个“世界粮食日”里，针对“生物多样性促进粮食安全”的主题，杭州的中国水稻研究所主办了“水稻可持续生产”国际研讨会。而在生物资源最为丰富的海南省，农业部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共同举行大会，强调了生物多样性对促进粮食安全、保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不同地区的活动有一个共同关注点：转基因水稻，以及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水稻科学家朱有勇教授说：“利用生物多样性确保粮食安全，有广阔应用前景，也代表了世界粮食生产的发展方向。” 

    政府对水稻乃至农作物的多元化更是不遗余力，农业部副部长牛盾昨天在海南说，中国政府始终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行动，1993年就正式批准加入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是最早批准加入的国家之一。 

    不过，同样来自农业部的非官方信息透露，中国有可能在2005年或2006年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开全球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之先例。中国是第一水稻大国，中国大门的开启对全世界水稻生产和消费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稻子的魂魄

　　PG Economics在一份题为《转基因水稻能否引领全球接受转基因粮食技术》的报告提出：虽然转基因水稻的市场前景看似平平，但如果生物技术公司可以在亚洲叩开转基因水稻的大门，那么全球范围内的转基因技术大推广指日可待。 

    欧盟通过了目前世界上最严格的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和进口限制。当被问及欧美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差异时，欧盟农业、农村发展与渔业委员会的发言人格雷高·卡兹赫伯（Gregor Kreuzhuber）说：“欧洲有珍视自然食品的传统，而美国可能习惯了吃快餐。” 

    食品是构成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亚洲国家，尤其是日本和韩国对转基因食品的排斥很大程度上来自文化心理。人们终究珍视自然赐予的庄稼，希望通过摄入自然的食品，保持与自然的和谐。 

    在云南稻米之行中有一站是红河哈尼族的寨子，“绿色和平”用哈尼族方言将成员所乘坐的车辆命名为“车拉枯”，意思是“招稻魂”。这是哈尼族庆祝丰收的一项传统仪式，就像哈尼族民歌唱的那样：用一只公鸡招谷魂，用一只母鸡迎稻魂——稻子是有魂魄的，人类对自然是敬畏的。



    转基因水稻背后的利益纠葛

　　1995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写作了一书颇令世界不安的《谁来养活中国》一书，提出“中国将令世界挨饿”。当时反驳布朗的中国年轻学者黄季焜如今已经是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首席科学家。 

    黄季焜认为：发展转基因作物符合国家利益。黄季焜曾论证过抗虫棉的经济效益。他认为继棉花之后，水稻也应该推向商业化种植。黄提出转基因水稻降低成本，提高单产，使价格降低，从而促进我国大米净出口的增加；从稻农的角度，稻农的收益高于价格下降造成的损失，稻农的收入将增加。 

    黄季焜的论证角度的确是转基因技术的商业诱惑所在，也是许多生物技术公司借以说服政策制订者和种植者的理由。转基因技术是一种高度商业化的技术，因为这些人造物种的种子在自然界中不存在，农民只能向特定的机构或企业购买。垄断转基因技术等于垄断了农业生产的上游环节。 

    通过对转基因技术的巨额投入，孟山都（Monsanto）、先正达（Syngenta）、拜耳（Bayer）等六家跨国公司已经控制了全球98％的转基因农产品市场。2001年在全球种子市场上，91％的转基因种子由孟山都公司提供。这些公司即是种子公司，又是农药公司。种植某个公司提供的种子，还必须相应地使用该公司配制的农药。同时，这些公司也在全球的农贸市场中持有大量股份。总之，巨型企业几乎渗透了农业生产贸易的每一个环节。 

    这些嗅觉敏锐的企业早早就受到了中国以及亚洲市场的吸引。早在1998年，孟山都、先正达等公司就曾接触过黄大年，希望将其专利商业化，最终因为缺乏中国政府的政策许可而中止。先正达正在印度实施一个大型的水稻研究项目，有一些印度水稻品种已经被先正达申请专利占为己有。 

    因此从狭义的国家利益角度看，中国拥有自己的转基因水稻知识产权或许不失为防止利益流失的一种办法，但“绿色和平”的项目经理施鹏翔认为：“中国自己发展转基因水稻，对农民来说，不过是把本来付给外国公司的钱付给了中国的科学家，因为中国的科学家也会成立公司，成为本土的孟山都和先正达，所以农民并未获益。”施鹏翔说，部分科学家由于商业利益而积极推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是不负责任的。至于转基因作物是否真有很好的经济效益，施鹏翔的看法是，即便在最初一两年内节约了部分成本，但远期来看，考虑土壤和生态的成本，转基因是得不偿失的。 

    对于渴望发展的中国来说，一切争辩最有力的证据总是经济效益。讨论转基因水稻之可行与否也无法规避这一点。从世界贸易的大背景来看，转基因水稻的出口似乎并没有太乐观的前景。 

    根据世界粮农组织的数据，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水稻年产量为1.88亿吨，其中约1.5亿~1.6亿吨用于食用，出口约180万吨（占产量约1％）。中国的水稻生产颇为充足，主要是用于国内消费，而不用于出口。 

    水稻的国际市场走势又如何？英国农业经济独立咨询机构PGEco－nomics提交的一份报告认为，随着亚洲国家人均收入的提高，可选择的粮食品种更多，稻米在这些国家的消费比例将有所下降，日本和韩国尤其明显，而其他地区的需求基本不变，结合考虑人口增长的因素，在未来10年内，国际稻米需求的上升将十分缓慢，国际稻米价格缓慢跌落。这份报告还预测，到2012年止，全球稻米消费的年增长速度小于1％，而全球稻米产量的年增长速度大于1％。也就是说，可能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 

    如果这份报告的预测准确的话，那么即便种植转基因水稻，可以在一个过剩的稻米市场上获得多少收益呢？另外还需要考虑的是高昂的种子专利费、土地的机会成本、远期的生态成本，以及除美国之外全球市场对转基因的保守态度。转基因水稻的优势之一是节约劳力，但有许多讨论认为从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来看，农村不是劳动不足，而是劳力过剩。 

    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提出，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生态农业。但生态农业所需的许多田间地头的知识普及和培训并不能转化为某个科学家的专利，不能转化为某个机构的商业利润，所以热心人并不多。 

    另外生态农业所要求的多样性与规模农业所要求的统一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全世界稻米的4/5是由低收入国家的小规模农业生产者种植的，一家一户的种植方式如何应对产业化的需要？华南农业大学的章家恩博士认为，根据不同地域的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采取不同的生产系统，尊重多样性，是解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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