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通官微
陪你抓住生命科技
跳动的脉搏
生物通官微
陪你抓住生命科技
跳动的脉搏
抗艾滋病药国内市场扩容难题 低价药遭遇专利壁垒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04年05月31日 来源：
编辑推荐：
“目前，我们的绝大多数抗艾滋病药物是以出口为主，投放国内市场的不到10％。”东北药业集团ＨＩＶ部负责销售工作的氐先生对记者说。这在国内的抗艾药生产企业中是普遍现象——目前，我国大陆地区只有四家企业经有关部门批准，可以通过仿制，生产种类不同的艾滋病药物，
出口远大于进口。
当中国人终于盼到了自己的“鸡尾酒疗法”时，却出现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结果，原因何在？
便宜没“好”货？
“国产艾滋药便宜！”这是国产的艾滋病药物上市之初的卖点。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的护士向记者介绍，目前的艾滋病病人如果完全使用国产药物，便宜的每月也就大约500－600元的支出。东北药业集团氐先生也说，使用他们生产的国产药，一年的费用大约是4000至8000元，相当于国外的三分之一或是五分之一。
但是，有国外专家认为，中国的仿制药与外国同样的仿制药相比价格并不便宜。甚至还有人对中国的艾滋药药物疗效持怀疑态度。“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江晓朋认为：“现在ＷＨＯ（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药品：ｄ4Ｔ或者ＡＺＴ＋3ＴＣ＋ＮＶＰ或者ＥＦＶ。其中，3ＴＣ拉米夫定没有国产化。是核心药品，核心问题，没有国产化，解决其他问题都是隔靴搔痒，必须解决核心问题。”
北京地坛医院艾滋病研究中心徐克沂主任则不同意这种说法，“拉米夫定在所有的治疗艾滋病药物中，副作用是最小的，所以显得比较重要。但不是其他配药方案就无效。由于拉米夫定对治疗乙肝有疗效，所以外国公司在我国申请了长达7年的专利权保护，现在无法仿制完全是因为有专利权限制，不是技术原因。”
中国医学科学研究院艾滋病科学院副主任、美国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研究员曹韵贞教授也认为，有拉米夫定更好，没有也不意味着其他配药方案就不行。曹韵贞还透露，中国政府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将从一家外国公司低价进口这一药物。
数量寥寥的买家
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国政府采购艾滋病药物，主要用作免费药品发放。目前全国接受免费药物的患者人群大约7000人，其对象主要是农村患者和城市里按照规定经济条件确实困难者，规模有限。
“在我们地坛医院，没有国家采购来的治艾药物。我们用药要再找厂家。”徐克沂主任说。
在北京这样一个户籍登记人口超过1280万的大城市，只有地坛医院和佑安医院可以收治艾滋病人进行临床治疗。协和医院可以进行相关药物研究与实验。各地卫生防疫站如发现艾滋病人，要及时送到这两家医院来。也就是说，在北京只有两家医院是艾滋病药物的长期买主。
对于国内市场的状况，氐先生说：“现在是国家给口饭我们就吃，不给我们要么就饿着，要么自谋出路。但是机器设备买来又不能闲置，所以，生产出的药要靠大量出口来获取利润。”而且国家采购时以成本价进行采购，因为国家采购用于免费发放，指望国家抬高采购价格也不现实。氐先生没有披露东北制药集团出口艾滋病药物的数量。但业内的说法是，另一生产厂家——厦门迈克药业的抗艾原料药年出口总额超过5000万美元。
信息不对称的市场
医院也不是最终的消费者，药最终要到患者手中。那么除去免费使用药物者，个人自费使用者又有多少呢？
曹韵贞认为：按照卫生部的官方说法，目前中国的艾滋病患者84万，还要排除一些不使用药物的人群。因为并不是每个病毒携带者都要服药，只有当患者的症状达到一定指标后才会开始治疗。“这样算来，超不过50万。”
但是，这些估计出来的潜在用药者，有许多人却无法得到必要的治疗和用药指导。
在徐克沂主任看来：“如果说农村人是因为没钱，才得了艾滋病却瞧不起病。城市人的主要问题是不知道哪里可以治疗艾滋病。”
作为生产厂家负责销售的业务人员，氐先生承认，现在的国内市场不是很大，重要原因是患者群体严重不清。也就是说，供方与需方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他这样分析形成信息不对称的原因。首先是患者的心理作用。目前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宽容度大了许多，但是，许多患者还是有心理顾虑，怕被人知道。另一方面，由于宣传不够，有些人鼓足勇气想要出来治疗，却不知道找谁，或是不知道有国产药可以用。据他所碰到的，有些医生也不知道。
潜力依然在
不过，这种状况正有所改变，氐先生说，国家对艾滋病药物的宣传正在“破冰”。去年，卫生部曾对地方医护人员进行了大规模培训，增加他们对艾滋病药物的知识。今年5月，卫生部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对在职卫生人员加强艾滋病等重点传染病防治知识培训。不久前，为解决农村艾滋病治疗基层医疗队伍培训匮乏现状，为期5天的第三届农村村级医生艾滋病临床治疗培训班在京开班，30名从事艾滋病临床治疗的一线河南村医参加培训 。
他认为，国家对于艾滋病知识的宣传力度加大，将有利于这些制药企业的生存。
杨立宽说：“我国自主生产销售艾滋病药的历史还很短，现在发展已经很快了，其实这个市场还是很有潜力的。”
目前，还有不少企业看到这个市场的潜力，正在努力挤入生产艾滋病药物的行列。比如上海玉安药业就正在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生产艾滋病药物。后来者将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 对此，玉安药业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中表示，现在申请还没完成。
链接
能否得到及时和必要的救治，是艾滋病患者的人权之一。但是跨国制药公司仍然需要知道自己的利益怎样才能得到保障。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全怪他们，毕竟现有的药物都是他们投入巨额人力和财力研制出来的，让这些公司亏本或者破产，对于抗艾大业来说并非长远之计。
ＷＴＯ的框架内用于保护知识产权的ＴＲＩＰＳ协定，在药品方面却引发了最多的争议。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这一旨在保护知识创新者利益的协定遭受到最多质疑的地方，包括：新出品的必备药在专利权的保护下是否一定要制定高价？仿制药进入市场的速度是否被有意减缓了？用于治疗被忽视的疾病的新药是否研发得越来越少？制药巨头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和直接投资是否在减少？
解决争议的办法一般有两种：政府强制仿制；另一则是强制进口，即他国低价的仿制药品。目前，南非、巴西、泰国、印度等国已经开始了对艾滋病药物的强制仿制。
尽管如此，全球的艾滋病患者缺乏适当的药物和诊疗仍然是一大问题。
根据世卫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署的调查，目前全球只有不到8％的发展中国家患者得到了药物和诊疗。
因此，2003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3／5计划”。即在2005年之前向发展中国家的300万艾滋病患者提供鸡尾酒治疗。
作为“3／5计划”的一部分，世界卫生组织同时宣布“艾滋病药物和诊疗服务”（ＡＭＤＳ）项目启动。
ＡＭＤＳ项目的任务之一，就是向药厂提供正确的需求信息，以向全球患者提供更大量、价格更合理的药物。
另外，ＡＭＤＳ项目也将向药品需求者——尤其是政府——提供关于药品方面的所有信息，以利于政府进行统一采购。ＡＭＤＳ项目的任务还包括，向各国提供技术支持，提高各国政府采购和内部供应管理水平，帮助各国尽量实现药品自给。
世卫组织希望到2004年年中时，通过ＡＭＤＳ项目进行艾滋病药品采购和分销的国家能达到20个。
国家将抗艾滋病病毒药品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目录和城乡医疗救助支出范围，向农民中的艾滋病患者和城镇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免费提供抗艾滋病病毒治疗药品，对经济困难艾滋病患者相关疾病治疗药品费用给予适当减免。
免费艾滋病药品：艰难的第一步
4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坦言：中国艾滋病疫情，目前正处于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大面积扩散的临界点。国际经验表明，在这个关口，成功抑制艾滋病的扩散将避免一个国家因陷入“艾滋病泥潭”而引发大量社会、经济困难。近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
作的通知》，表明中国遏制艾滋病大面积扩散的努力，由民间发力转向政府发力的阶段。
在这个临界点，艾滋病药物的研发、生产和推广使用正成为有效防止艾滋病大规模扩散的关键。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具有民间力量不可比及的权威与能力，但现实仍不容乐观。我们还面临很多困难，在河南，由于医疗体系、药物本身、相关宣传和财政资金的困难，免费发放艾滋病药物取得的成效仍待提高；在国内对低价艾滋病药品需求巨大的情况下，国产药却难以打开国内市场（《抗艾药国内市场扩容难题》，06版）。
5月27日，在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杨屯乡上某村，农民们正在为收割小麦犯愁。联合收割机割一亩地需要30元钱，每个农民有一亩六分田地。60元并不是一个大数目，但是对于这个受到艾滋病肆虐的村子来说，这成为目前最大的难题。杨屯乡的所有干部今年还没有拿过一个月的工资。专门为麦收筹到的3500元救济款，是迄今为止收到的最大的一笔救济款，但是还不足以解决该村的问题。该村一共有2400多口人，1990年代参与卖血的村民人数在1000多人，目前在册登记的艾滋病感染者刚刚超过120人。
面包车在一路颠簸中从县城开进了这个村子，一到村子车就赶紧调头回县城，如果雨还是一直下，稍过一会儿就无法从泥泞的路上开出去了。
村卫生室的墙上写着“关爱艾滋，共享生命”，贴着预防艾滋病传染的招贴画，另外还贴着河南省政府今年在38个艾滋综合示范区（其中有22个在上蔡县）的关怀项目，例如“五个一工程”和“七个一工程”。该村的艾滋病治疗及关怀工作比较成功，90％以上的感染者都在坚持服用免费药。
农忙时节卫生室冷冷清清，只有一位老村医值班。卫生室成立于2002年，属于河南省较早成立的卫生室，其成员只有五位村医，也就是赤脚医生。省里虽然派了一位医生，但并不常驻村里。五位村医要为属于该村的120多名艾滋病感染者和发病者提供帮助，这些病人的机会性感染、服药后的副作用、随访、定期检测、艾滋知识的宣传和教育等内容基本由他们负责。
一位五十多岁的感染者进来反映服后副作用问题：“手麻，腿也老是麻。别人就说少吃一点药，我就少吃了，但还是麻。”她从去年3月开始服药，觉得国产药还是有用，“不吃你都起不了床，吃了你还能下地干点活”。但是她的服药时间并不固定，国产药本身的副作用也大。“农村的人一干活就忘了时间，有时等到上床了才想起吃药。”村医摇摇头。在他面前放着一份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患者知情同意书。每个服药的村民都签了同意书，但是同意书上的内容就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了。在这里，初中文化已经算得上相当有文化了。
农村的医疗体系原本就捉襟见肘，基层更谈不上专业的艾滋病医护人员。几乎没有人对感染者说明鸡尾酒疗法并不对所有感染者适用，也几乎没有人告诉感染者一旦不按时服药或停药会导致的后果。无国界医生组织医疗协调官助理姜晓朋说：“什么时候开始进行鸡尾酒疗法很重要，这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还是道德问题和伦理问题。”他认为开始鸡尾酒疗法的医学条件是，病人必须经过免疫力、病毒载量等检测，选择适当的时机控制病毒。但是在河南，这样的检测只有省一级的医院才有可能提供，而全套的检测费用高达2000多元。因此，免费药品就像发口粮一样每月发到所有登记在册的感染者手中。只要你是感染者，那就请吃药。
据上蔡县村民的反映，去年1月，河南省在国家支持下发放的免费抗病毒药品是进口药，副作用小，效果明显。但是几个月后，改成国产鸡尾酒药品，原本身体状况良好的感染者服用后，产生了呕吐、腹泻、嗜睡等症状，对药物产生了怀疑就擅自停药；也有的感染者看到周围人的副作用反应，不敢吃药，就把免费药成堆成堆放在家里，打算到发病的时候再吃。
在政府与村民关系特别紧张的商丘市柘城县双庙村，停药人数高达80％。这个村已经死了一两百人，受感染的成人还有四五百。
但是，最初的不科学的抉择却很可能断送将来的希望。“一旦停下来，就会产生耐药性，下次就必须换另一种药。有一个病人的例子比较极端，他在自己服药一年后做了耐药性检查，结果发现在目前世界所有的22种抗逆转录病毒药品中，他对17种都有耐药性，基本就没有用药的选择了。”姜晓朋说。
去年，河南省实施了一项措施，号召对全省18个地市的市级、乡级、村级感染科的医生进行为期三天的关于艾滋病基本常识、治疗、救治和行业暴露等问题的培训。但是，对于最基层的村医的教育，河南省抗艾办的马丽萍说：“有的地方能做到，有的地方做不到。”省、市、县、乡再到村，层层下来，原来的政策很可能就走样了或不了了之。她承认，目前对服药的感染者的随访率很低。河南省公布的今年一季度的感染者人数为14505人，其中接近5000人在坚持服药，仅仅靠每个村的几位村医怎么可能随访这么多病人？而且，随访并不免费，每次病人需要出20元，很多病人无法负担。河南省现在艾滋病的重点疫情区所在的六个地市——驻马店、商丘、信阳、南阳、周口和开封都是贫困县。
河南省抗艾办是今年4月中旬刚刚成立的一个部门。马丽萍说，下一步政府希望免费药品达到的效果是“发药到手，看服到口，不服不走”。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样的标准未免有些理想化。
据记者了解，免费抗病毒药品的操作途径是：河南省疾控中心每季度向中国疾控中心汇报所需药品和剂量，药厂直接把药品送到各市防疫站，市防疫站发放到县防疫站，县防疫站和乡镇卫生院协调后，发放到村卫生室或直接发放到病人手中。马丽萍说，免费药品走的是医政处和疾控处的交叉线，比较复杂。县防疫站与乡卫生院没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只能协调。“有的乡卫生院很富，就不愿参与这个事情。因为这是免费的，而且接受艾滋病人，其他病人可能就不愿来了。
而药品分发的事情，本不属于防疫站的任务，但是如果卫生院不配合，就只好防疫站来配发药品并做治疗，加重了工作负担。河南省艾滋病防治中心有19人，到了市里可能只有六七人，到县里可能只剩下四五人。
其次，河南省现在究竟有多少艾滋病人，谁也不知道。四月底，全省进行了一次全民自愿免费艾滋病初筛检测。记者所去的村子接受检测率高达90％以上，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为了儿女的婚姻考虑或者出于其他原因，有的感染者想隐瞒病情，就请健康者带着假身份证代为检测或者干脆不检测。也有少数的村民明明不是感染者，却贪图感染者的种种优惠政策。他们往往通过各种办法假冒感染者，拿到免费药品后进行倒卖，同时享受地方政府的补贴，以及学费减免等其他政策。
一个看上去非常实用的政策在落实中却困难重重，症结在于即使在一个艾滋病高发区，歧视仍然是治疗的瓶颈。尽管“艾滋病传播途径及预防”的招贴画从县城的宾馆一直贴到了每个村的卫生室、村委会，一位在基层已经工作一段时间的干部还是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应该把所有感染者集中到一起隔离起来，并给他们提供生产、生活条件。
一位河南上蔡县村民把能够在当地开展项目的ＮＧＯ负责人称为“大侠级人物”，因为除了媒体以外，带着实际利益而来的人要进入这个地方也很难。无国界医生组织从2002年开始就与河南政府接触，但是政府不承认有这种需求。“我们和当地政府连沟通都谈不上，只能通过各种渠道发放消息，表明意向，现在还在联系。”姜晓朋说。无奈之下，无国界医生组织最后选择在艾滋病低发区湖北启动项目，他们在当地的工作内容包括进行免费的机会性感染治疗和提供免费的ＷＨＯ推荐的鸡尾酒疗法，另外还开展免费检测、免费住院、信息咨询等工作。
目前，中国还没有儿童剂量的艾滋药品可提供，但是，无国界医生组织在湖北襄樊的项目中就为儿童免费提供治疗艾滋的进口糖浆。双庙村的李秀萍说，该村的村民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关怀互助组”，如果不让无国界医生组织进入，“我们村子自己把他们接进来”。自从村民自办的两所孤儿院先后被县政府勒令关闭后，双庙村的干群矛盾日益激化。
仅仅“五个一工程”，今年河南省政府就投入了6054万。去年，省财政在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免费药品上一共投入了4000万元，当然国家的支持比这个数字更大。今年，国家为艾滋病流行严重地区的抗病毒免费治疗药物全部埋单，但是其他地区的免费药物及工作费用则由省级开始分级承担。“财政的压力很大。”马丽萍说。在记者调查的上蔡县杨屯乡那个村的村委会甚至已经把原来所有的29间办公房间全部卖了出去，暂时借住在一户农户家里。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除了38个示范村之外的地方，感染者的待遇可想而知。据悉，南阳、信阳等地也存在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希望申请示范村，但是政府没有能力再负担了。
5月28日，驻马店上蔡县召开了全省艾滋病防治工作暨全球艾滋病综合防治项目（ＧＡＰ）启动会。“我们会在五年内投入1500万，其中70％的钱由中国政府执行。”ＧＡＰ项目中国区项目官员叶磊说。另外，据他介绍，中国于去年成功申请了全球基金9950万美金，这笔钱将完全由中国政府自己操作。这也是一个五年计划，将在中原的河南、安徽、山东等七省的56个县设立重点项目区，资金主要用于病人的治疗、管理、用药、免费检测方面，全球基金会通过这笔钱来购买进口艾滋药物，但是目前这个项目还没有正式开始。
5月28日，瓢泼的大雨在继续侵蚀河南驻马店上蔡县农民的信心。成熟的麦子经不起风吹雨打，已经收割的麦子都摊在泥路上，再不见太阳就会烂掉。越穷越病，越病越穷，要脱离这个怪圈，免费的艾滋药品仅仅是治病中最初的一步。
生命在昂贵药价前凋谢 艾滋低价药遭遇专利壁垒
两个月前，在北京治疗的艾滋病患者李想被迫停止了抗病毒药物的治疗，“因为买不起”。
1994年，李想因为输血感染了艾滋病，后来他发起成立了国内第一个民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组织——红树林支持组织。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帮助那些处在困境中的艾滋病人。然而，在昂贵的药品面前，李想本人却备感无助。
两年前，李想开始进行抗病毒药物治疗，为此李想每月要花一千到三千元。“药物的支出，大概相当于我每个月百分之六七十的收入。”李想说，“我认识几百个艾滋病患者，几乎没人能承受药物治疗的费用。”
李想说，目前国家提供的免费抗病毒药物只有6种，大约有5种配方。不适合这些配方的病人，就必须买其它的药物。“还有一些病人，害怕登记身份证或者不知道到哪里去领取免费药物，都得自己出钱治疗。”
东方早报报道，据中国卫生部和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2003年底发布的联合评估报告，目前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84万，其中艾滋病病人约8万例，疫情波及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虽然在去年9月，中国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已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做出了“对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免费提供治疗药物”的承诺，然而截至去年年底，接受免费药物治疗的病人只有6000余人，不到全国病人的十分之一。
而自己花钱买药，对于大多数艾滋病人而言都无法承受。在三年多的治疗过程中，广东病人李小杰卖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而他还是幸运的，“我知道有的病友，因为没钱治病死掉了”。
昂贵的艾滋病药物价格，同样也成为国家的重负。据北京佑安医院传染科副主任医师张彤介绍，目前全球的抗艾滋病毒药物共有20余种，可组成多种的鸡尾酒配方。在抗病毒药物未国产化前，最便宜的配方，每人每年也要三四万元人民币，而如今国产药物的价格市场价已降到每人每年近6000元人民币，政府统一采购价则已经降到每人每年3500元左右，这也是国内最便宜的艾滋病药物。
而即便是3500元这一价格，以目前的8万病人计算，中国政府每年至少需要投入2.8亿元的药物专项经费，仅这一项，就已超过我国目前每年2亿多元的艾滋病专项防治经费；从长远看，由于因卖血感染的病人在近几年将陆续进入发病期，不算今后继续感染的人数，要解决84万感染者的免费治疗问题，每年就需29.4亿元药物经费，这已超过了我国2001年启动的“遏制与预防艾滋病5年行动计划”的总投入。
专利权制约降价
与我国的高价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一些非洲和加勒比海国家，目前每人每年的药物价格已经从300至500美元降到了130至150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200元。也就是说，这一价格仅相当于目前国内最便宜的抗艾滋病毒药物的三分之一。
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抗艾滋病药物价格如此便宜？主要在于他们利用“药品强制许可”这一规定，获得了部分抗病毒药物厂家的专利授权。
专利是构成艾滋病药物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1995年1月生效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规定，当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可以颁发强制许可。2003年8月，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实施专利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的最后文件，根据这份文件，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因艾滋病、疟疾、肺结核及其它流行疾病而发生公共健康危机时，可在未经专利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在其内部通过实施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生产、使用和销售有关治疗导致公共健康危机疾病的专利药品。
“有了专利授权，非洲和加勒比海国家的那些厂家就可以仿制这些药物，这样就省去了药品价格中很大一部分的专利开发费用。”全球艾滋病项目中国办公室主任叶雷说。
究竟如何才能让中国抗病毒药物的价格降下来？
叶雷说，一种方式就是利用强制许可；而另一种就是通过中国卫生部和生产商协商，让其国内的药厂把价格降下来，从而使国内生产的药物也有一个较低的价格。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指出，利用“药品强制许可”的关键在于对“公共健康危机”的界定，目前中国公布的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是84万人，对于中国13亿的人口基数而言，还不足以构成“公共健康危机”。
从目前来看，第二条道路的可能性显然要大得多。“据我所知，现在卫生部确实在和葛兰素史克进行积极的谈判。”叶雷强调，只要药厂能够给出中国政府可以承受的价格，中国的抗病毒药物完全可以国内生产。
“无论如何，抗病毒药物降价是一个国际趋势，这对中国肯定也会产生影响。”对于艾滋病药物的降价，叶雷显得很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