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谷”的效应与方向

　　  欧盟制药协会总裁麦奇洛曾善意地提醒中国：应当吸取欧洲的教训。在15年前，欧洲有着全世界最成功的制药公司，欧洲的药品市场比美国大得多。但近l0年来，欧洲的药品市场在不断萎缩，美国的药品市场后来居上，占了世界的一半份额。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欧洲的决策人没有考虑到药品市场的特性，没能够奖励制药公司为创新所作的努力，而美国则大大鼓励创新。麦奇洛断言，中国只要对创新给予足够的关注，就会取得很大的成功。

        事实上，创新是中国制药行业必走之路已成为业内共识，北京、上海、浙江、山西等地纷纷涌出的“药谷”，也显示着我国医药行业为此正作出努力。

        1.成功典范

        近年来，上海浦东新区将生物医药产业作为重点发展的科技产业，推动了张江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的快速发展，该基地的生物医药产业出现了万马奔腾的景象，一大批从事研发创新工作的生物医药企业和研发机构的实力逐步显现，形成了浦东新区在生物医药研发创新上的全国领先优势。

        似乎一夜之间，张江“药谷”就蜚声全国。张江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办公室的杨振发自豪地介绍说，目前，园区内的生物医药企业累计达到210家。从2003年开始，上海药物所整体迁入并开始运行，上海中医药大学新校区建成开学，中药创新园和国家生物芯片工程研究中心等相继建成。去年非典期间，园区内已经形成的新药创新链紧密合作，覆盖了从基因测序到药物筛选的全过程，尤其是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中心提供的sARs病毒基因测序和数据成为重要的抗原库。2003年，浦东新区的生物医药产业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总产值达到 88．93亿元，同比有大幅增长。

        国家生物医药基地的品牌效应和上海“聚焦张江”战略的实施，吸引了一批中外著名的医药集团抢滩张江，众多的中外知名制药企业以及国家级医药研发机构纷至沓来，其中包括罗氏、史克必威、葛兰素史克、杜邦、礼来等为代表的跨国公司，中洋海洋、乔源、先锋药业为代表的大型国企等42个中外医药巨头，中科院药物所、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发中心等3l家研发机构，绿谷集团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微创医疗器械为代表的海外留学生企业。

        许多业内人士都认为，张江“药谷”已韧具规模。2003年，张江生物医药产业实现产值32．4亿元，同比增长26％。大型企业的集聚，彰显了张江“药谷”的聚合效应。

        2.三大缺陷

        在张江的“药谷”效应带动下，各地掀起了一股建设“药谷”的热潮，杭州、无锡、湖北葛店分别提出，将斥资100亿元、200亿元、4l亿元巨资建设大规模的“药谷”。据统计，目前全国约有各类医药园区多达l00多个。一个个雄心渤勃，都立志要建成中国最大的“药谷”，“丢把米马上就要鸡下蛋”的浮躁风在科技界盛行。

        但是，目前许多“药谷”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那就是缺乏与其规模相适应的人才。例如上海浦东的张江高科技园区原是一片偏僻的农田，智力资源短缺的缺陷与生俱来。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总经理戴海波说：“张江连小学都没有，更遑论大学，这是张江的‘软肋’。尽管张江辟出了2000多亩土地兴建大学区，但大学区不是‘一夜城’。要想迅速聚集人才，必须另辟蹊径。”

        中国“药谷”的另一个缺陷是盲目“圈地”，根本不考虑实际情况，以及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但已经有目光长远之士认识到这一点。目前。上海闹市区徐汇区正在筹建一个医院园区——枫林生命科学园区。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袁昭宇说：“徐汇区是上海医疗的优势区，共有100余家医疗卫生机构。其中三甲等级的医院有l0家，占全市的五分之一强。而医学发展有赖于优质的学术研究环境，徐汇区范围内的院校都拥有精良的研究仪器设备与最具创新能力的庞大研究群。可以说这里产业链已具雏形，基础条件甚至优于许多世界顶级的生物医学类园区。”

        斯秘卡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勇也同样看好枫林生命科学园区，他认为，该区与上海张江、南汇园区的最大区别是：园区是在已有的城市条件上加以利用、发挥，而不是重新开辟一块场地招商引资。黄勇强调：“我们建立园区并不是‘圈地’，我们要规范土地的利用率，要有科学的发展观，在产业链构建中合理地发展，从而调节其结构。

        除了上述两大缺点外，中国的“药谷”还有一个不足之处。归国不久的海外学子、现任药明康德化学合成部高级主任的廖文胜博士说：“中国的科技园区大都还处在刚起步的阶段，园区内都是一些提供原料药、合成中间体等的企业，而真正的药物研发公司可以说目前还没有。我认为，现在我们最欠缺的就是基础的东西，而基础的东西又是学科发展的关键。”

        3.努力方向

        美国惠氏公司中国区前任经理金克文认为，中国目前自主开放的知识产权在生物医药行业领域中给了中国一些机会，中国拥有优良的教育体制和大量海外科学家的资源，使中国有可能成为生物医药合同外包研究中心，中国的“药谷”可谓应运而生。

        但是，中国“药谷”的发展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中国罗氏前任总裁威廉凯乐曾对我国的医药科技园区发表过见解，其中的一句评价是：“现在站在正确的道路上，但路途仍旧漫长。”黄勇也同样认为：“我国目前的制药行业还是相对落后，我们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中国的“药谷”除了要克服上面提到的三个缺点外，还应该在哪些方面作出努力呢?

        黄勇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平台，但是要将之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要建立一个研发的平台，更准确地说，我们是要拥有一个研发的氛围，使之活跃起来。在国外的类似园区中都有CRO(合同研究组织)，而中国却很少，这是被我们忽略的很重要的一部分。CRO也就相当于我们国内的咨询公司、中介公司，也就是第三方。他们可以将研发需要的各种元素整合在一起，把环境、人和机制融合起来，更简单地说就如同帮助药厂完成研发工作，这就需要服务性的公司来创造。目前我们国家其实已经具备了各种元素。但是这些都是一些分散的、零星的力量，需要把它们组织起来。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帮助企业申报新药的企业，其实这就是CRO功能的一部分。没有氛围就如同大剧院已经建好，却没有足够的戏班演戏。所以就需要大剧院的管理公司来解决，整合社会对文化发展的需要。这样‘药谷’才能活跃起来，才能办好。”

        中科院药物所所长陈凯先则表示，在医药科技园区建立一个药物代谢中心非常重要，其可以使园区的研发平台更加完善。只要有一个好的机制，好的国际合作环境，打响一两个产品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我们的研发中心的研究目标太分散，应该加强交流合作，包括各学科之间、各单位之间，这很有必要，可以避免重复勞动。

        丹麦谱和诺德研发中心前任主任陈克勤说：“根据本人在跨国制药公司、在中国的外企或创业型企业中任职工作的经验，医药和生物医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一是需要资金，二是要主动出击，选择好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