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遭遇心理尴尬

　　

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记者很容易就找到了“心理咨询中心”半开的小门，面前是一条通向夹层的楼梯。踏上去，心里暗忖：“什么人曾到这里做心理咨询呢？什么样的故事留在了这里？”这个夹层与心理所的其它办公室完全隔离。右边是接待室，左边是摆放了几张舒适沙发、一两盆绿色植物的咨询室。工作人员小张正在接电话，听得出来，一位家长想带上网成瘾的孩子来做心理咨询。小张告诉记者，几乎每天都会安排咨询，咨询室时间表通常都是满的。

    几分钟后，记者见到了刚刚给学生上完课的心理咨询中心主任高文斌博士。

人生高峰：提早到来的尴尬

    临床医学专业出身转入心理学领域、有着丰富心理咨询实践经验的高文斌表示，在他的职业生涯中，遇到过不少极端的心理问题。他给记者讲了两个例子。

    某高校科研人员甲，不到40岁，在国外颇有成果。被聘请回国后，职称、住房、实验室、科研助手、学生等各种条件都很快到位。当时学校承诺，项目成功了，他就能获得更高的职务与科研条件，并获得其他待遇。“也许给他的科研任务过高或国内外的环境和条件不尽相同”，高文斌分析。总之项目没有成功，结题时单位希望他自寻出路。但换个单位，给他的职称由教授变成了副教授。在走与不走之间，他非常犹豫。周围人的眼光也让他觉得异样。在此之前，他与爱人之间又出现了矛盾。多种因素结合，让他的心理状况极度脆弱，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并产生自杀倾向。

    “个人膨胀有很多种，一种就是对自我认识发生了歪曲。比如我接下来要说的研究员乙。”高文斌介绍，乙从小学到大学到研究生毕业，没有当过任何学生干部，工作后，也没有做过任何管理工作。出国做博士后，取得了一些成绩，回国后马上被赋予重任：研究员、博导、实验室主任。这种情况好比是，“没落举子突然被皇帝召见”，反差巨大。他个人因此产生了自我认识的歪曲：“我到底是谁？我到底该做什么？我到底行不行？哪些方面我行？哪些方面我不行？”他的结论是觉得自己“全行！没有干不成的事”。然而工作几年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人际关系不好，与所领导配合不好，与学生冲突。最后聘期一满，只好调走。

    “当然，这两种情况都比较特殊，大部分情况是，人生的高峰提早到来，造成心理失衡。不论大学还是科研机构引进人才，往往会突然给一个人很多优惠条件，完全没去考虑对这个人以后的发展有什么影响。”高文斌强调。比如，科研人员甲，30多岁，当个副教授本来很正常，但他越过了这个阶段，过程出了问题，心理上已经“回不去”了。而研究员乙，没有任何管理经验，突然让他当领导他不可能做得好。“反过来，从个人角度看，他很可惜。如果当初没有给他这么好的条件，让他自己沿着正常的道路走，按部就班地，能当上实验室主任就当，当不上就搞自己的科研，未见得会出现这样的结果。”高文斌认为，尽管这样的事与个人特质关系密切，但外部环境也起了很大作用。

    令人担忧的是，人生高峰期提早到来的现象，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并不罕见。不仅在科研人员中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机关的中层干部，也面临这种窘迫。

    高文斌告诉记者，10年前很少会有这种情况，5年前，他们开始接触到这样的人，最近3年进入了高发期。10多年前，中国经济起飞，出现了很多20多岁、30多岁的商界精英。几年后，他们的人生难于实现再次飞跃，一个公司不可能把全部中层领导都提拔为高层。他们现在35～45岁左右，心理上需要这种提升来肯定自身价值。由于高峰期提早到来，人生的瓶颈也到来了。

    另一方面，机关有大量处级干部，年龄都不是很大，由于提拔早，已经做了5年甚至10年处级了，原本到了该正常提拔为处级干部的时候。现在的问题是，继续留在这个位子上，没有热情和动力；向上提升，空间又有限。

    过快提升带来双重问题，单位和个人都面临着尴尬境地。

    “焦虑型社会”：认同单一评价体系

    大部分人不可能脱离实际环境去发展，尤其在心理学范畴中，特别关注人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不只高文斌，记者接触的其他心理学者也同意，周遭环境对当前心理问题的发生，有着重要的影响。

    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王二平认为，当前科研人员面临的压力的确很大，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科研工作本身的竞争，一是科研管理。前者可说是科学家探索未知的好奇心引发的行为，对一个正常人来说，良性竞争是合理、必要的，也是科研工作者自己易于调节的。

    “管理才是现在最大的问题。管理不公正，会给科研人员的心理带来很大压力。”王二平拿着一份正在填写的调查报告说，这是中科院心理所面向京区所有研究所做的心理状况调查表，其中正好问到被调查者“给科研人员造成心理压力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可以用管理心理学的组织公正理论说明。我们科研人员感受到的压力来自不公正的管理程序和不恰当的管理要求。比如，有的科研人员得到的资助是一般人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还可以占有其他很多稀缺资源，而考核科研成果时，却不看投入产出比。这样的要求公正吗？还有，放任某些人侵占我们知识产权的行为，我们能感受到公正吗？可以说，只要管理上程序公正，很多不必要的压力自然就消除了。”

    高校教师如今也要承担科研工作，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博士生王芳认为，高校教师压力主要来自社会或单位评价体系。她的博士论文以高校教师职业枯竭症为对象，导师许燕是北师大心理学院心理测量与评价研究所所长，从2001年开始带领王芳关注职业枯竭症。“当时还觉得要找到一个患职业枯竭症的人很难，但是最近3年，发现这种心理疾病已经从服务型行业、与人打交道多的职业，如记者、警察、医生、护士，扩展到几乎所有职业。”

    职业枯竭被看作一种在工作重压之下身心俱疲、厌弃工作的感受，是一种身心能量被工作耗尽的感觉。其具体表现主要有疲乏、冷漠、丧失成就感，严重的身体不适，甚至有暴力倾向。判断职业枯竭症，有一套完整的心理量表，并且要进行长时间跟踪，王芳说，不过，仅从症状上来看，前段时间发生的科研人员过劳死，有可能与职业枯竭症有关。

    “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焦虑型社会’，很多人都处在一种忙碌紧张的状态，但究竟在忙什么？有没有收获？谁也说不清，可绝对不会因为说不清，就不忙。科研人员也认同自己这个角色，着急出成果，着急做有显示度的工作。但这种忙乱与科研工作并没有必然联系。”高文斌认为，在拷问个人心理特质之前，必须先审视社会大环境。

    但抛开社会和单位的评价体系不谈，高文斌指出，现今很多人的心理过程只是单一评价体系，而不是多元的评价体系，而后者标志着一个人能享受健康、成熟、高质量的生活。儿童成长为成人，都要经历单一评价体系转变为多元评价体系的过程，不同人的行为和话语都能对他起作用。这会延伸到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中去。

    “这里的单一评价体系是指人的综合心理结构是单一的。”为什么研究人员甲会严重抑郁？就因为他的评价体系是单一的。只能从下往上走，不能从上往下走，不能允许自己有暂时的低谷和挫败。他唯一认可的东西没有了，生活的支点当然也就没有了，高文斌说。

    如果一个人有多元的评价体系，就能有和谐的生活。内外相互呼应，社会采用的是单一评价体系，个人又认同单一评价体系；一旦一方不满，矛盾和冲突就不可调和。正因如此，最终导致的处理方式也就单一，出现单位要求个人自寻出路、个人产生严重心理问题的情况。

    “子”与“士”：人才培养何处去

    心理健康不是一个现在才出现的问题，古已有之，然而，人类的心理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王二平告诉记者。作为国际应用心理学联合会会员，他多次参加国际应用心理学大会。他注意到，从1994年开始，在大会上提交的心理健康的论文，超过了原本最大的两个应用心理研究领域——管理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王二平认为，这是因为现代生活和工作节奏加快，质量期望和要求提高，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心理健康问题。

    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关于心理学的专门研究，但高文斌告诉记者：“中国古代传统的‘士大夫’阶层有很多自我调节的手段。只学会了做文章、做官，不算真正意义的士大夫，只有学会琴棋书画、学会修身养性，才进入‘士’的阶段，否则只是‘子’，一个知识分‘子’。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压力虽然大，心事也比较重，但自我调节能力并不低，有其它途径去解决。这是值得提倡的。”

    不过现状并不值得乐观。因为对中青年骨干的培养，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修身养性”，变成“子”，而不是“士”，具备了产生烦恼的“资格”，但不具备解决烦恼的能力。“从上下几代知识分子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高文斌为记者历数了这几代知识分子。

    “中国现代科学的奠基人，还健在的80~90岁的老科学家，很多都是‘士’。学问做得很好，又有其它修养。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留学回国什么也没带，就带了一架钢琴，或者就带了一部留声机。”

    “再往下一代，70多岁的科学家，解放后培养起来的骨干，是比较苦的一代，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很好，他们也懂得应对压力。虽然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被迫害，也有自杀的，但是在那样的高压环境下，生存下来的知识分子，都很懂得保护自己，知道怎么往前走，同时还保留了做科研的基本命脉。说明他们是成功的。”

    “再往下，45~55岁这批人，文化大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无论是工农兵学员，还是第一届高考生，整个科研队伍的骨干、各单位领导、学科带头人，这个年龄段的人很多并不是‘士’，而是‘子’。很多人不具备自我认识、自我缓解的能力。这绝不是个人造成的，然而，这恰恰是一个关键人群。”

    “再往下一点，40岁以下的青年，情况又有所好转。其成长环境是稳定常态的，没有过激的异常，不违背客观规律。前面提到的那些人中，有些是违背客观规律的。该念书的时候没有念，老大不小的突然念研究生了；刚毕业不久，马上提拔副教授、教授、博导，然后迅速成为领导。”

    现在不少关键领导和科研骨干身上体现的，是一代人心理调节能力的整体缺失，而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他们生存能力很强，是靠自己的本事拼搏上来的。然而这种拼搏过程中，高文斌指出，往往靠着一种偏执，这种偏执带到生活和工作中去，不仅给自己带来麻烦，也给下属带来烦恼，其他人要和他合作，就会产生冲突。

    “比如现在很多研究生与年轻导师产生冲突，而不是和年老的导师。因为成长经历很不一样，在一起不会发生心理学所谓的‘共情’。但领导和骨干应该具备很强的共情能力，才能让自己和下属、学生都很舒服。”

    高文斌建议，在关键人才选拔上，要加入心理方面的测评，并使其常规化、规范化。某些企业和政府部门已经与他们合作，开始对应聘者实施心理测评。在科研人员重要岗位的选拔上，中科院也已经把心理测评结果作为参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咨询中心也在努力“走出去”，把心理健康服务送到需要的人身边。他们在中科院各研究所、研究生院，乃至企业和政府机关，举办过多种宣传心理知识和健康的讲座，开展了一系列心理健康促进项目，受到他们影响的人，既有普通员工，也有领导。

    另外，他希望加强对科研人员的爱护和培养，知识分子不是什么都懂，需要不断的支持和引导。他可能“术业有专攻”，但不一定所有地方都很在行。要把科研人员选拔为领导干部、管理人员，首先要对人才负责，既不能把不胜任的放在过高的位置，也不能出了问题就劝其离开单位。必须给人才一个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因人而异。能力强的人快一点，能力一般的人慢一点。

    反思自我：向社会责任的延伸

    “到我们这里来咨询的有各式各样的人，不过学历高的人确实比较多，如果按学历看，大学本科以上的大概占70%~80%。也有个别学历没上去，但有比较丰富生活经历的人。今年我们接待过两三个附近务工的人，比如饭店保安、服务员。他们都没有心理疾病，其中一个觉得自己的性格和工作不相适应，根据这些年在外面工作获得的经验，眼界也比较开阔，他自己作了判断，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应该寻求心理咨询。所以就找到我们这里来了。”

    与高文斌的交谈中出现的这个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种人哪怕只有一两个，对我们来说也是新生现象。反观那些有一定知识文化层次的人，或许对心理咨询还抱着某种偏见。他们有学历，但是没体验、没经历，反而把自己‘封杀’了。我有时候给研究生讲课，说培养出来的‘博士’，不能都是‘深’士，就是在一个领域内非常深，一点也不‘博’。这种情况带来的问题可能是自我意识并不强，面对很大压力和困惑的时候，不能意识到‘我还可以有其它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而我刚才提到的务工人员，他学历并不高，但是有了很多经历后，他学会用更多视角去看问题。”

    自然地，外在环境和个人特质都要对心理问题负一定责任。就个人来说，能够意识到这是心理问题，应该寻求心理援助，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中国知识分子往往喜欢自己处理问题，认为求助于人是能力不强的表现，更不愿把工作或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归结到心理上，让他们迈出心理咨询这一步或许比其他人更难。

    高文斌的一位心理咨询对象就有着这样的经历。某大公司的总裁助理，学历很高，年轻出色。起初是他的夫人认为他状态不好，劝他去做心理咨询。半年前为了把夫人对付过去，这名高级管理人员硬着头皮来了。“那次谈得很冠冕堂皇，不过是作了一个铺垫，至少改变了他对心理咨询的偏见。”高文斌回忆。最近，他自己发觉，工作中很多问题可能与心理有关，自己主动来了。“前后做了10次咨询，基本上解决了他的问题。他表示还想做，那就是成长性或发展性的心理指导了，属于保健性质，人人都可以做。”

    由此，高文斌想到，知识分子能不能在问题解决和发展性心理指导这两个阶段上做一做努力？人的一大本领应该是反思，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首先拿起这个武器。“我的态度是什么？我是怎么做的？在科研体制中出现的问题，我怎么看的？我怎么处理的？我到底怎么看人才的压力状况？”先想自己怎么看，再说别人怎么看，再看社会。否则先看外面，再说自己，就有很多其他因素起作用了。

    反思自己，对知识分子来说，既是能力，也是要求。高文斌认为，在心理层面上对自己负责，事实上也是向社会责任的延伸。如果知识分子不会思考、不去思考、不敢思考，社会意识的觉醒就要付出很大代价。

    “只有从个体角度，才能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王芳说。高文斌也认为，应该鼓励科研骨干关注自身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科研人员的自我心理保健意识要强。这是最大的挑战，别人不提，科研人员要提；别人怕提，科研人员不能怕提。“爱护自己才能爱护别人，对自己负责才能对社会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