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我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成果的历史真相

【字体: 时间:2005年09月19日 来源: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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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9月17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化学系和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三个单位的有关科学工作者,合作在世界上首次实现用人工方法全合成蛋白质牛胰岛素。我国科学家的这一重大基础研究成果,是在多肽化学薄弱、专门人才缺乏、各种氨基酸和特种试剂国内不能生产等不利情况下,同科学发达的美国、联邦德国有关实验室的激烈竞争中取得的。消息一经传出,国外许多科学家对此始则表示惊讶,继则给予高度评价,甚至有的著名科学家认为它可以获诺贝尔奖。国内许多人士对它获诺贝尔奖也持乐观态度。但后来的结果却是它与诺贝尔奖无缘。

    近年来,诺贝尔奖成为国内有些人士的热门话题。他们期盼在中国本土取得重大研究成果的学者尽早实现零的突破,在诺贝尔奖中占有一席之地。与此同时,他们对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成果与诺贝尔奖无缘而遗憾。这种心情可以理解。然而,人们在探讨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科学家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原因时,以讹传讹,错误的说法广为流传,湮没了历史真相,因此有必要予以澄清,还它以本来的面貌。

    传闻之误

    近几年,国内出版的一些专著、传记、报刊,乃至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都把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科学家失去登上诺贝尔奖领奖台的机会,归咎于我国有关机构违规申请诺贝尔奖。其中有代表性的说法当推两本专门研究中国人与诺贝尔奖的书,即栾建军的《中国人谁将获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奖与中国获奖之路》(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和吴东平的《华人的诺贝尔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这两部书中写到: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化学组主席对此给予很高评价,并希望中国推荐领衔这一研究的科学家角逐诺贝尔奖。但后来没有结果。……到了1975年,杨振宁又推荐了这一成果。有消息说,我国有关机构曾提出以集体作为候选人,因为不符合诺贝尔奖的评选规定,以后又经过平衡,从参加研究的十多位科学家中,推荐出四位候选人,但由于诺贝尔奖同一奖项获奖者不得超过三人,又不了了之。”(栾建军,第206页)

    “‘文革’后期,杨振宁回国时再度提出×××等人研究成功的胰岛素,应该去争取诺贝尔奖一事。他本人也极力向诺贝尔奖评选委员推荐。当时中国也写了申请,并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了四个获奖人。根据诺贝尔奖的评奖规则规定,每项科学奖中一次最多不超过三个人,有人提议将报告中的获奖人减少一人,但由于国情,强调集体主义,不能助长个人主义,还是坚持报了四个人……”“据说瑞典方面也愿意把奖发给中国科学家……就此和中国有过交涉,但是中方不肯更改名单,这个问题被卡住了”;“正是如此,使×××等人失去了登上诺贝尔奖领奖台的机会。”(吴东平,第163~165页)

    两本书的说法大同小异,概括起来就是:(1)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成果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的;(2)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推荐了两次;(3)“我国有关机构”也写了申请,推荐了四个候选人,虽不符诺贝尔奖的规定,却又不肯更改,从而导致中国科学家失去了诺贝尔奖。

    以上说法都是错误的或毫无根据的。事实是:(1)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成果只有一次,是1979年1月;(2)杨振宁确实十分关注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成果,1972年、1978年先后向周恩来和邓小平提出过,但也只在1979年这一次作了推荐;(3)中国科学院只是应杨振宁等有资格提名或推荐诺贝尔奖候选人的人士的要求,向他们提供了一份代表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的全体人员的名单,作为诺贝尔奖1979年候选人的有关资料,而且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同诺贝尔奖有关部门进行任何联系。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诺贝尔奖候选人的问题上,机构、组织、团体是否有推荐权。在诺贝尔奖的几个奖项中,除和平奖外,其它奖都不受理任何机构、组织、团体推荐的候选人,也不受理任何个人自荐,只受理有资格提名或推荐人士的个人提名或推荐。这些规定,栾建军、吴东平是知道的,在他们的书上也有所表述。然而,他们却在“我国有关机构”直接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了4个人的候选人名单等这类子虚乌有的事情上煞有介事、津津乐道,令人费解。

    批判拒绝诺贝尔奖的时代背景

    上述两本书还提到,“文革”期间,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科学家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另一可能原因,是江青认为诺贝尔奖是“资产阶级的奖金,我们不要”(栾建军,第207页);“有的领导者”认为诺贝尔奖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感兴趣。对此,我无从查证。

    我国对诺贝尔奖持批判拒绝态度不是始自“文化大革命”,其发明权也不属于江青或“有的领导者”。拒绝或反对诺贝尔奖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对学术奖励制、学位制、学衔制乃至于军衔制等采取全盘否定的必然结果。

    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成果,正式通过国家鉴定的时间是“文革”前夕的1966年4月。在这次鉴定会即将结束时,有人发言:“诺贝尔是靠搞炸药发了财的,后来拿出一些钱作奖金,我们要打破诺贝尔奖金的迷信。奖金本身是资产阶级物质刺激办科学的手段。诺贝尔奖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我们不要这些奖金,我们要的是人民的奖赏,这是最崇高的。”(1966年4月19日,鉴定会议简报第14期)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地。我国科学事业在“文革”中遭受空前浩劫。1972年,杨振宁向周恩来提出,拟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成果。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形势,周恩来婉言谢绝。“文革”期间,它提不到日程上来。

    与诺贝尔奖接触的真相

    钱三强为促进推荐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成果参与1979年度诺贝尔奖评选做了大量工作。1977年6月12日至30日,以钱三强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在同澳大利亚科学家的一次谈话中,有人对钱三强说:“你们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工作是应该获得诺贝尔奖的,问题在于你们愿不愿意接受。”对此,钱三强不知个中原委。

    钱三强如此“孤陋寡闻”是有原因的,这里不妨作点儿交代。钱三强是中国科学院的筹建者之一,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始人。他创建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划归原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后,他转任二机部副部长。他对该部一些不按客观规律办的事不违心迎合,大胆直言,因而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不止一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从1965年10月起到河南信阳农村参加劳动,紧接着“文革”时进一步受到批判斗争,直到1972年5月因心脏病发,经批准才回到北京治病。“文革”结束后,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由于以上情况,他对我国科学工作者在世界上首先实现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以及国内对诺贝尔奖持批判拒绝态度都一无所知。

    在同澳大利亚科学家的这次谈话后,钱三强才从同团出访的童第周、王应睐那里知道了事情的梗概。他认为,中国科学家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这一可喜的重大成就,不管能否获得诺贝尔奖,应该借此扩大中国的影响。他愿意出面推动这件事。过了不久,机会来了。

    1978年9月,杨振宁向邓小平提出他准备提名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中国科学家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王应睐收到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主席B·乌尔姆斯特洛姆等6位教授的来信,要他在1979年1月31日前推荐1979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候选人。

    这时,国内正在进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这也为打破对诺贝尔奖偏见的思想禁锢提供了契机。

    在得到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方毅、副书记李昌的同意后,钱三强便开始运作,向杨振宁发去电报和信函。

    1978年11月3日,国家科委党组与中科院党组举行联席会议。会议认为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科学家,可以作为候选人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

    接下来的难题是按诺贝尔奖的有关规定,从参与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众多科学家中推选出代表,作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成果,是3个不同单位人员共同合作的结晶,仅最后一两年直接参加研究工作的人员就有30余人,其中:生物化学研究所20余人,负责胰岛素A、B链的拆合和B链(30肽)的人工合成;北京大学化学系和有机化学研究所各六七人,共同负责A链(21肽)的人工合成。

    为此,1978年12月11日至13日,钱三强组织并主持召开了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总结评选会议。与会的有3个单位参加合成工作的主要研究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30人,以及通过协商组成的评选委员会委员17人,他们是童第周(主任委员)、周培源、于光远、严济兹、华罗庚、钱三强、杨石先、黄家驷、贝时璋、张龙翔、王应睐、汪猷、冯德培、梁植权、柳大纲、邢其毅、过兴先。评选委员会的任务是对会议最后推出的候选人进行无记名投票。

    会议初步选出在合成工作中4名成绩突出者:钮经义(生物化学研究所)、邹承鲁(原生物化学研究所,1970年调北京生物物理研究所)、季爱雪(北京大学化学系,女)和汪猷(有机化学研究所)。

    会议认为,如以4人申请难以被接受;出3人,矛盾较多,而且联邦德国、美国在胰岛素人工合成方面也取得较好成绩,有可能此奖将由两国或三国科学家共同获得。据此,我国以一名代表申请为宜。北京大学和有机化学研究所认为,如出一名代表,理应由生物化学研究所选出。生物化学研究所则推荐钮经义为代表,认为他自始至终参加B链合成,成绩突出,也有一定学术水平。最后,评选委员会表示赞同。

    会议期间,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国家科委主任方毅接见了与会的全体同志。

    会议在良好的气氛中进行和结束。会后,钱三强主持起草亦代表中国科学院,签发了1978年12月25日呈报国务院的《关于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成果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现在我国正进入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新时机,我们正在加强同国际上的科学技术交往,对诺贝尔奖金似不宜于长期持拒绝态度。”

    《报告》在汇报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总结评选会议的情况,推荐钮经义一人为代表的原因和过程后写道:“我们建议,以钮经义同志一人名义,代表我国参加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工作的全体人员申请诺贝尔奖金,拟由杨振宁教授和王应睐教授分别推荐。”一周后,请示报告获得批准。按要求所需的各种推荐材料,由钱三强具函,以最快速度寄给杨振宁以及也受诺贝尔奖委员会邀请推荐候选人的美籍华裔科学家王浩。与此同时,王应睐也作了推荐。

    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集体的代表钮经义,被推荐为诺贝尔化学奖1979年度候选人的过程和事实就是如此。

    最后,1979年度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为美国人布朗和德国人维提希。我国钮经义未能获选,自然令人惋惜。1982年,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是后话。


    薛攀皋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27年12月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县,1951年毕业于原福州大学生物系,同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院部,从事生物科研组织管理工作,历任见习科员、科员、生物学部办公室副主任,生物学部副主任等职,直到退休。

    1956年~1966年先后兼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联合主持的全国科学技术长远规划生物技术组组长,组织编制1986年~2000年全国生物技术规划纲要草案,其中前期研究工作获1988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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