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位院士寄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20周年

　　

祝贺与期望     我想选取几个时间节点，简要回顾中国自然科学基金随中国基础研究发展而发展的历程，作为对祖国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20周年的祝贺，同时对祖国基础研究事业的发展和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工作提出一点期望。     1981年，89位学部委员致函中央领导，建议设立面向全国的自然科学基金，充分发挥科学家在配置基础研究资源方面的作用。1982年，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开始实施。为促成全国自然科学基金制度的建立，此后一年多我尽力收集一些发达国家的有关资料，提供给科学院的领导者们参考研究，并多次向中央领导提出有关建议。1985年7月3日和7月12日两次给小平先生的信中，我都提出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意见。1985年7月16日小平先生接见我时，我又向他面陈建立自然科学基金制度的重要性。小平先生和其他在场的中央领导明确表示赞成。不久，正式成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现代化建设开展得蓬蓬勃勃，也确定了“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但科学传统和基础本来就比较薄弱，对基础研究的重要作用难以形成共识并给予强有力支持。然而在这样困苦的情况下，自然科学基金在高水平成果、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92年5月，自然科学基金委举行科学基金实施10周年纪念活动，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先生高度评价了科学基金取得的成绩。我荣幸地应邀参加会议，并作了题为《没有今日的基础科学，就没有明日的科技应用》的演讲，呼吁进一步发挥科学基金在发展基础研究方面的作用。     现在，全社会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得到很大提高。基础研究整体水平长足进步，在一些学科领域取得不少重要成果，队伍年龄结构不断优化，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中国由于种种原因曾丧失了20世纪科技发展的很多历史机遇，现在一定不能再错过，完全可以在某些学科领域取得“点”上突破，并以此带动全面发展与提升。其重要保障措施是继续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使其占全国R＆D总支出的比例从现在的5%左右提高到15％以上，同时进一步发挥自然科学基金的作用。自然科学基金委也应发扬良好传统，发挥引领未来的作用，肩负起迎接新一轮科学革命挑战的神圣使命。     李政道　1926年11月生，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校级教授，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弘扬传统 激励创新     我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创建和发展初期的一些重大决策，可以说见证了我国科学基金事业早期的成长与发展。这些年，我虽然与科学基金工作的直接联系不多，但对其仍十分关注。二十年来，基金委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支持基础研究，在科技界建立了良好声誉，赢得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为提升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现在强调自主创新，但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和落实促进自主创新的措施。自主创新要靠人才、靠环境，还要有体制和制度的保障。人才要靠好的环境来培养、来让他发挥作用，而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需要有良好的体制和制度。基金委此前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基金制，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平台,并在营造有利于创新的良好环境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科学基金制在我国的成功，我认为可以归因于以下几点：     首先，建立了一套科学家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科学事务的机制。在20世纪80年代初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背景下，这套机制对推动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探索和示范作用。其次，坚定执行了“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十六字评审原则，这种依靠科学家群体民主决策的方式，也许不能保证每个最优秀的项目都能得到资助，但是能有效避免差的项目得到资助。再次，基金委的工作人员大都来自科研一线，了解科学发展走势和我国基础研究实际，又有很强的服务意识，使基金委形成了密切联系科学家、热情服务科学家的工作作风。最后，依靠科学家的监督，保证资助工作的公正、公平和公开。     我希望基金委今后在保持和弘扬优良传统的同时，积极探索激励创新的新举措，为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作出更大贡献。为此我有三点想法和建议：第一，大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重大创新，失败几率高，对失败者要有宽容的态度，鼓励他们继续坚持研究。第二，基金委专门设立一个软科学课题，研究世界上所有重大创新的历史，深入分析促成创新的环境和因素，为营造创新环境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第三，现在科学基金事业发展很快，申请量、国家拨款、资助强度不断提高，科学基金的管理应高度重视审计工作、提高科学基金的使用效益。（陈敬全、赵学文、侯珉整理）     侯祥麟 1912年4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顾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一、第二届委员。     创新管理 引领未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20年来，在推动科学发展、培养科技人才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形成了成熟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得到了科技界的广泛认可。今天的自然科学基金委，作为直属于国务院的事业单位，在推动基础研究发展、提高我国科技源头创新能力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20年前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科研经费按行政单位分配发放。当时广大科技界及教育界人士认为，这种方式有许多缺点和弊病，改革的呼声很强烈。1981年，中国科学院89位学部委员联名向中央建议，设立面向全国的自然科学基金，促进基础研究持续稳定发展。我也是当时的签名者之一。1982年，国务院拨专款设立科学基金。     我认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公平”两字上做得较好，这是得到科技界公认的。科学基金资助面广，覆盖自然科学所有学科，因此在推动各学科均衡发展、提升我国科技源头创新能力方面能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我对自然科学基金是很有感情的，“爱之深，责之切”，因此在这里愿意多谈一些希望和建议：     首先，希望基金委高度重视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工作，组织调研我国在资助的各学科领域的发展现状、与国外的差距，并研究提出我们应该重点赶超的学科领域，对推动这些领域的发展提出政策措施。     其次，我国跨学科领域的交流平台太少，基金委几乎与我国开展基础研究的所有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有密切联系，又建设了包含各个学科领域的庞大的评审专家库，最有条件构建一个开放、跨学科、国际化的学术交流平台。     再次，自然科学基金的“创新研究群体”资助方式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我认为对团队的资助还需加强。培养团队的思想应体现在科学基金工作的方方面面。例如加强项目实施中研究生的培养、促进项目资料的共享等等，在管理上可以研究采取多种措施。     最后，希望自然科学基金委能在促进项目研究成果和研究资料的共享上做些工作。各领域项目取得的许多观测数据应该共享，是一些项目承担者的共识，但如何实现共享，目前还缺乏有效的管理和协调机制。我认为基金委可以牵头建立一个项目成果的共享平台。     叶笃正 1916年2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顾问，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 2005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科学创新的希望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成立对我国科学发展意义重大。基金委成立以来的20年，也是我国科学不断发展创新的20年。可以说，科学基金的发展，承载了我国科学创新的希望。     对数学学科来说，科学基金带来的希望之光显得尤其宝贵。长期以来，数学领域的研究不容易获得经费支持。基金委成立后，数学领域的基础研究从此有了一个长期稳定的支持渠道。     我很早就和基金委打交道，可以说，基金委给我的印象是美好、亲切而又朝气蓬勃的。与基金委的同志打交道令人愉快，因为基金委的工作人员不仅具有良好的学术素养，还有很强的服务意识。上世纪80年代，我和数理科学部数学科学处接触较多，他们对我国数学领域的一些优秀科学家及其研究领域都比较了解。希望基金委的同志能够继续发扬优良传统。     基金委与学术界联系密切，对科学发展的需求比较敏感，能够与时俱进地改进自己的管理模式，这是很好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创新研究群体等资助模式的出台都非常及时，说明基金委在不停地探索和改进资助模式，并且颇有成效。     我们既要重视学科自身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科学问题，也要支持社会需求提出的问题的研究。适应新的学科发展环境，探索新的资助模式和管理方法，也是科学基金工作面临的问题。我觉得基金委搞的联合基金就是一个很好的资助模式，应该坚持和完善。同时我觉得，基金委应不断探索和加强对交叉学科和交叉领域研究的支持。     基金委的管理比较人性化。基金委业务系统的信息化工作是做得比较好的，界面也很人性化，我们提了意见，改进也很快，这也是基金委良好服务作风的重要体现。     实现科技创新，人才是根本、是希望。科学基金重视对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对青年人才的培养，这是它的一个特色。我通过科学基金的资助就培养了很多博士生和硕士生。     科学基金的管理注重营造宽松的环境，鼓励潜心研究，受到科技界好评。我认为，以人为本要求针对不同情况的人，采取适合他的管理方式。基金委设立的多种人才类项目，实际上就是针对不同的群体采取了不同的资助和管理方式，这就是人性化的表现。     相信科学基金将迎来更大发展，为我国孕育充满希望的自主创新的明天。     吴文俊　1919年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名誉所长，2001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自主创新的助力     2006年早春，全国科技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我颁发国家最高科技奖。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获此殊荣，是多方关怀和支持的结果，其中离不开科学基金的资助。可以说，没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就没有我今天的成绩。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临床医学事业的迅猛发展，科研、临床与教育越来越密不可分。临床靠实践经验，科研和教育要靠科学基金。临床医学中有应用方面也有基础研究方面的创新。我的特点就是在临床中发现问题，抓住一些关键科学问题搞基础研究，再回过来将成果应用于临床，这样不断循环、不断提高。我们现在非常重视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得到基金支持意味着能在特定领域驰骋自己的科学想象，这是年轻人提高研究水平、发展成才的一个契机。     许多好的创新思想，首先在科学基金资助下得到孵化；许多名不见经传的优秀人才，首先在科学基金支持下得到培育。科学基金就像一个人才与思想的“发酵罐”。印象中人类基因组等相关研究就是最早在科学基金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没有科学基金，就没有后来我们国家对人类基因组测序作出的1％的贡献。     科学基金始终把重点放在培养科技人才特别是青年科技人才，这是顺应科技发展潮流之举。在支持人才方面，有一件令我印象十分深刻的事情，那就是基金委开创的允许受资助者拥有国内外两个基地的“哑铃”模式，我的学生郭亚军就是首批获资助者之一。这种管理体制上的宽松以及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灵活融通，解决了许多海外留学生去留两难的问题，为我们搭起的一座座国际合作平台，帮助我们吸引了海外优秀人才。     一年一度的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评审，是最好的学术交流平台。我担任临床医学学科评审组组长时，专家组每位成员都认真负责，在评审中没有私心杂念，严格遵守基金委的回避制度。评审中不论学历、不论资历、不看身份，只要创新，这是科学基金始终坚持的原则，也是科学基金的宝贵经验，一定要弘扬光大。     科学基金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一套符合科学规律的制度使然，同时也凝聚了基金委的同志们的心血和智慧。科学基金委已经和正在发挥良好的辐射作用，为科技管理界做出了典范。面向未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事业中，一定会有更大作为。      吴孟超 1922年8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教授，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创新的制度 创新的实践     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使一度沉寂的中国科学界突显了蓬勃生机。用什么样的体制来资助科学研究，才能更大程度地解放科技第一生产力，更好地推动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这一话题成为众多科学家忧心国是的重要内容。     1986年2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标志着科学基金制实施进入了新的阶段。为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开辟了一条稳定可靠、持续增长的经费渠道，更意味着科技体制改革与探索在基础研究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1986年春天，唐敖庆先生受命担任第一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以其深邃的学术视野、严谨的学术风范，躬行履践了他提出的“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抚今追昔，20年发展，历经五届委员会，每一届较之以前都既有承继、弘扬，又有创新、开拓。科学基金制日臻成熟和完善，科学基金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科学基金从建立伊始，就自然地关注和支持科技工作中更长远、更前瞻、更具战略性的基础研究部分。如果把科学技术比作一条长河，基础研究则位于源头。科学基金定位于支持基础研究，不断发挥孕育源头、蓄积储备的优势，只有这样才能夯实根本，为中国未来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科学研究能力。     科学基金与富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培养有着天然的联系。一方面，基础研究创新的关键在于培养和造就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另一方面，基础研究本身是培养、造就我国急需的高层次科技人才的主要途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科学基金一直把人才培养放在突出位置。历经20年发展，自然科学基金委已形成从支持青年后备人才到高层次科技人才的较完整的“人才链”。     1993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同志给科学基金制总结的三个好机制：“平等竞争、激励创新、科学民主”，已成为科学基金管理实践的主旋律。在20年的实践中，科学基金的管理理念和运作模式，已为我国科技管理界所广泛采用，科学基金制已经和正在发挥国家创新体系先进制度的示范作用。1998年建立的监督委员会，为加强科学基金工作中的科学道德建设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20年前，有外籍科学家在肯定这项制度本身的同时，担心它能否在中国成功实行。今天，他们的顾虑早已消除了。     张存浩 1928年2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主任，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二、第三届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等。     感悟科学基金文化     人们常常谈论和探讨科学基金文化，我以为，这种文化贯穿和影响于科学基金工作的各个环节，但最根本和最本质的内涵是尊重科学研究规律，努力营造良好的研究环境，保护科学家的首创精神，激励科学创新。     基础研究一个鲜明的特征是不确定性。科学基金以广阔的学术眼光和包容精神，勇于资助那些尚处于创新探索阶段，既无明确需求牵引、又无先例可循的研究，发挥了源头创新第一推动力的作用。我的第一个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经历便深刻地印证了这一点。1984年，我和方家驯教授在交流之中萌发了建立一种新的、性能更好的、集当时两类主流加速器优点于一身的整体分离环型重离子RFQ加速结构的想法，这样一种尚处于创新探索阶段的研究，作为面上项目迅速得到初创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批准。“整体分离环型 RFQ”的原型结构研究成功后，又及时申请到国际合作基金的支持，开始了同德国同行一直延续至今的国际合作研究，得到国际同行的肯定。     科学基金对于取得良好研究进展、显现出创新前景的资助项目，给予特别关注和跟踪管理，并在通过专家评审的基础上予以连续资助，为科技工作者持续开展创新性研究增添了新的动力。有了第一次获得基金资助的经验和体会，我们又申请到一个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研制成功能用于离子注入的第一台300 KeV整体分离环型RFQ样机。在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支持下，制成第一台加速重离子的整体分离环型RFQ加速器，成为世界上运行的重离子RFQ中，高频效率、负载因子等性能达最高水平的少数几台机器之一。北京大学重离子实验室也因持续得到科学基金面上、重点及重大项目等资助而生长、壮大、发展起来，被评为教育部优秀重点实验室。     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管理，立足于为科研服务，尽可能删繁就简，以减轻科技工作者的负担，为自由探索创造良好环境。有人说，科学基金项目的管理是“严进宽出”。我看这未必不好，因为这样的管理才符合基础研究的特点，才有利于自由探索。当然，所谓“宽出”并不意味着迁就和允许拿了国家的钱而不认真研究。再者，基金管理人员坚持“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与科技工作者建立密切联系，这是科学基金管理工作鲜明的特色，也是科学基金赢得科技工作者普遍赞誉的原因之一。     陈佳洱 1934年10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全委会顾问，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四届主任、北京大学校长等。     忆海拾贝     今年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20周年，作为第一届领导班子成员之一，我做了一些具有开拓性的工作；最近在陈宜瑜主任的鼓励下，我又主编了《中国科学基金发展历程》一书，使我对基金委2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因而感到非常欣慰。     回想20年前，当我从中国科学院调到基金委时，深感科学基金对我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发展有重要使命，因此，我全力以赴地为办好我国科学基金事业作出最大努力。     首先，国务院规定基金委具有学术与管理双重功能，而我十分强调其中的学术特点，以有别于一般政府部门。因此，要求干部不但有管理能力，更重要地要有一定的学术水平，特别是学部领导和学科主任，他们一方面要了解本学科前沿，也要了解国内基础研究实力的分布，包括人才、装备、业绩及学风等。第二，在严格执行唐敖庆主任所总结出来的十六字评审方针“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同时，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一方面防止偏差，另一方面保证有效地使用基金。第三，不断扩大基金在国内外的影响，争取共同资助，促使我国科学技术在有限的投入下取得高速发展。     在以上指导思想下，我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仅举例如下。如在我主持下，编写了基金委第一本《科学基金项目指南》，指南分为三个层次：定向课题、鼓励领域与新构思和新概念，这样既满足了科技规划的要求，又不埋没科学的自主创新。第二，推动各学科(54个)发展战略的编写工作，其目的不只是有利于申请指南的编写或长期规划的制定，更重要的是通过这项工作培养学科主任，因为他们是副组长，经常参加讨论，据此不但了解本学科前沿，也和国内知名科学家交朋友。     为扩大基金委在国内科技界的影响，并深入了解国内基础研究实力之所在，我极力主张基金委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审及“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工作。这些在领导班子中有不同意见，在学部也有阻力，认为这不是基金委工作范围。但我以为通过这些工作，不但可以了解各基层的实力，而且扩大了基金委在国内的影响，同时有利于提高基金评审的准确度。     我国科学基金制已得到健康发展，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在今后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将发挥更大作用。

师昌绪 1920年11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特邀顾问，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