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高校被批掠夺教育资源，财经报记者开出药方

　　

生物通综合：建议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近日痛批名校掠夺教育资源，指责部分名校硬件设施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所一流高校，但巨大投入没有相应价值的产出。洪可柱草拟的“建议”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社会舆论广泛关注。 

洪可柱痛批名校掠夺教育资源

核心问题

“很多高校经济窘迫、陷入财务危机，而清华、北大、复旦、交大为代表的四大名校硬件设施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所一流高校，可巨大投入没有相应有价值的产出，在科学前沿领域原创性、基础性的重大创新方面以及为全人类贡献普适的价值和思想方面，众多名校作为甚少！”昨日，一直关注教育公平的洪可柱代表，痛批以少数名校为代表的中国高校沉疴泛起，严重地遗失教育公平。

洪可柱代表在他草拟的《关于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为代表的名校应大力开展反教育(学术)腐败促进高校改革与教育公平的建议》中，列举了四大名校现状的诸多弊端，并称“清华、北大、复旦、交大为代表的一批名校程度不同地在催生成为教育(学术)腐败的摇篮。”

名校弊端一：投资巨大、浪费惊人、亏损严重、创新乏力

国内众多高校因1999年开始的学生扩招，在“负债经营”的理念指导下，盲目扩张与贪大攀比，致使各校负债累累。“十五”期间，清华、北大、复旦、交大四所名校分别获得教育部和地方政府投资18亿元，四校利用银行授信，疯狂贷款大兴土木。四校在投资和贷款使用上浪费惊人，某顶尖高校设计建造了上千万元的星级

卫生间，接待中心、洗浴中心其豪华程度不亚于四星级宾馆，与四校齐名的某人文社科类高校，教师食堂楼高不超过四层，居然花数百万元安装最现代化的观光电梯。与只有巨大投入，没有相应有价值的产出，在科学前沿领域原创性、基础性的重大创新方面，以及为全人类贡献普适的价值和思想方面，众多名校作为如何？贡献多少？

名校弊端二：学术腐败盛行，欺世盗名成风

洪可柱说，中国每年成千亿元以上的科学研究开发和高等教育经费，有成百亿元以上被学术腐败给吞噬掉了，四所名校所占比例数额惊人。以四所名校为代表的众多名校的学术腐败、信誉欺诈体现在多个层面。具体表现就是，上至院士、博导，下至研究生、大学生，抄袭剽窃成风，巧取豪夺成性，弄虚作假为常，欺世盗名为荣。学术腐败已有从学者的个体行为发展成为集体、集团行为的趋势，并且有制度化、合理化的趋势。一批名校名学者公开地、明目张胆地欺骗政府、舆论和社会，典型的有某校“十大名师”之一的剽窃事件，汉芯知识产权造假、骗取国家巨额投资事件等。

名校弊端三：名牌大学已沦为江湖，著名学者公开为强势集团辨护

比如某著名学者鼓吹，“只有拉大贫富差距，才能推动社会进步。”名校对涉及社会公平基石的教育公平问题一直文过饰非，矢口否认不公平现象，极力为强势地区和强势群体辩护，“他们正沦为强势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可连8岁的孩子都知道，只要户口进了北京、上海，原来只能考非重点大学，现在就能上北大、清华等名校。”这些名校的很多教授博导在世界上没多少影响，在国内却是学术江湖的老大，霸气十足。他们拼命压制其它高校有创新精神和创造才能的年轻教师，甚至将他们扼杀在摇篮中，以保护自己的名誉、地位、权力。

名校弊端四：上市圈钱、与民争利、为外国培养高精尖人才。

四所名校还有一大创造，就是利用优势资源派生出多个上市公司在股市圈钱，从民渔利。这些公司的主要利润一般多来自于

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开发，高科技产业不少是亏损、或者成为融资的“幌子”。为高企

房价推波助澜，其大学精神、人文理念在追名逐利中不断丧失。这些名校培养的学生很多缺乏社会责任感，“只不过是国外名校的生源输送基地”。

名校弊端的社会恶果

洪可柱指出，中国的高等教育已成为群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一方面大量的企事业单位需要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只能以考研、出国来推迟就业。每一个家庭为培养一个大学生投入了巨资，挤压了家庭的其他需求，导致国内内需长期低迷，国内GDP的增长只能靠加大投资、进出口贸易强力支撑，而维持长期发展最为重要的扩大内需却因教育、住房、医疗三大改革难点的困扰，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大难题。高等教育将负担转移给民众。全国人民对教育更是又恨又怕，恨之高收费、乱收费、不公平，怕是怕孩子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得罪不起教育部门，敢怒不敢言；最需要关注的农村教育和基础教育又关注了多少？

在忧心高等教育失范的同时，洪可柱也开出了一些“药方”。那就是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为代表名校应大力开展反教育腐败与教育体制改革。在总体上不断加大国家投入下，大力推进高等教育的财政改革。引进竞争管理机制，在解决教育腐败（尤其学术腐败）的问题上应下重手，呼吁学者、大师回到科研和讲堂上来。

《财经报》记者开出药方：引入发展竞争机制改善名校尴尬处境

洪代表的话，说出了当前高等教育的一个尴尬处境：国家为少数高校投入了大量资金，并给予了众多政策优惠，但却没有收获到相应的成果。

对于洪可柱的话，教育部主管部门或许并不认同。在主管部门看来，对于少数高校的重点投入，正是中国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最可行路径。主事者还有案例可以借鉴：日本当年就是将相当比例的高等教育资金投入到东京大学，然后将其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

对于洪可柱的话，被批评的高校领导或许也不以为然。许多学校认为自己并没有如大众议论的那般富裕，甚至认为国家的投入相对于建设一流大学的需要来说可谓捉襟见肘。在过去两年中，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就曾在多种场合回应社会舆论。有舆论认为北京大学获得了每年6亿元的政府投入，已经算是十分富裕，但许校长却称北大刚刚脱贫——理由是，相对于世界一流大学每年一二十亿美元的开支来说，北京大学现在的投入确实并不多。

有不少学校还表示，当前的问题是因为钱并不充足带来的——如果学校有充足的资金，就不用想法去筹钱（如去贷款、去炒股、去办产业），就可以聘请一流的教师，就可以让教师无后顾之忧地干自己想干的事。当然，这样的观点不大容易被多数民众所认同，因为学校的许多问题并非由于钱不够造成的。

这正是中国高等教育中一个尴尬的真实现状：政府认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正确，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确实需要资金，但国家不可能把每所大学都建设为世界一流大学，也不可能对所有大学给予均衡投资，所以选择少数学校重点投资建设是必然选择。也正是因为如此，国家才启动了“985工程”（第一批高校9所，目前发展到35所）重点投入，其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每年获得6亿元投入，复旦、上海交大每年获得4亿元投入，这些学校被期待实现跨越式发展。

既如此，部分名校为何屡屡遭受指责呢？问题就在于，部分高校办学中出现了严重的乱花钱的现象，结果导致了国家再多的投入也会打水漂——对于这样的资源投入，部分高校无疑就是在利用人们的一流大学梦想掠夺资源。而高校乱花钱有多种表现方式。

首先，国家的不少投入没有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如发展教学与科研），很多学校是用来建设校园、美化景观，考虑建楼堂馆所，这显然是学校的办学理念落后，且政绩思想突出所致。

其次，部分高校虽用投入的资金来提高教师待遇，但真正工作在第一线、从事教学与科研的人员待遇，往往没有得到多少实质性的提高。比较而言，不少拥有行政职务、有资源配置权的管理者却大获其利。如此，投入增加没有增加办学凝聚力，却制造了校内的不公平，还带来教育的腐败问题。

另外，增加的投入在某种意义上助长了大学里的功利氛围。由于大学的资源配置权掌握在行政官员手中，而不少行政官员在办学过程中，过于强调其政绩，因此，一系列不合理的政绩指标纷纷出台，如专利数、论文数、课题数，要求教师必须达到方可“兑现”待遇。可以想象，这种环境中的教师，挣“工分”换薪水已经成为头等大事，谁还会有多少心思去履行社会责任？这样的大学，怎么可能有洪可柱所期待的“相应有价值的产出，在科学前沿领域原创性、基础性的重大创新方面以及为全人类贡献普适的价值和思想”呢？

多年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教育界的一大梦想。我们并不质疑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路径一定的合理性。问题在于，怎样才能使得这种资金投入更为有效？从眼下中国高等学校现实看，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来改变尴尬局面。

其一，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淡化高校负责人的行政色彩，让高校领导真正操心教育发展和学术发展，这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前提。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提，中国大学拥有再多的钱也无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提，北大、清华们所列出的20年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只会是空想。

其二，引入高等教育发展竞争机制。名校当是靠市场竞争获得其地位和声誉的，不应只靠国家政府部门授予、评审出来。因此，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必须有淘汰机制。某些学校不是理所应当地就该获得国家的大量投入，如果其花了国家大量投入却不见效益，就应该从重点投资名单上除名，而让办得更好的学校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人大代表简介

洪可柱，男，中共党员，1943年9月出生，福建闽侯县人，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任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局长，第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顾问。《关于“改进高考制度、实现高考机会公平、建立全国三十所名校联考与地方自主招生两次考试相结合模式”的建议》广受媒体关注，2005年度《南风窗》为了公众利益年度人物，2006年《南方周末》两会十大言者。今年两会，洪可柱代表第三次提出“取消发达地区的高考特权、实行全国三十所名校联考与地方自主招生两次考试相结合模式试点”的建议。

会议召开期间，洪可柱提出的建议还包括：停止一次性收取出让金建筑成本可透明、房地产泡沫严重调控收效甚微4原因、对证监会发审委历届委员责任审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