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限制博导：1年只招3博士

　　

厦门大学限制博导1年只招3博士 不接受破格复试

来源：东南快报 　　

　　今年原则上不接受博士生破格复试申请

　　厦门大学今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工作将在5月10日前完成，复试基本分数线已公布，考生可到该校招生办网站查询。

　　据介绍，今年厦大计划招博士生540人，可招生博士生导师为369名，本校每名博导的招生数（含不同专业和方向）原则上不得超过3人，新增博导和校外兼职博导原则上每人招生不超过1人。 


　　校方解释，限制博导招生数，是为保证博士生培养质量。3人为每名本校博导在院系招生计划允许下的招生上限，并非每名博导都拥有3名招生指标。

　　在录取时，招生指标和公费指标将对重点学科、人文基地、创新群体、优秀博士论文导师等单位或个人适当倾斜；各院系在确定公费生时，同等条件下应优先考虑应届毕业生（含提前攻博与硕博连读、直接攻博生）。

　　今年博士生复试基本分数线按学科门类划定，较充分满足了各院系的生源需求。厦大表示，今年该校原则上不接受博士生破格复试申请。 山东大学校长展涛：提高导师水平 明确导师责任 
 
 
 
(2007-04-26 07:39:42)    来源：中国教育报 
　　提高导师水平 明确导师责任——关于改进研究生培养方式的思考

　　导师是提高研究生培养水平的重要因素。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先要从导师角度入手。

　　联合培养：建立国际水平海外导师队伍

　　近年来，许多高校开展了研究生联合培养的探索。应该说，研究生联合培养是创新研究生培养机制、提高研
究生培养质量的好的思路，但是要取得好的效果，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联合培养应以导师合作为基础，以导师为主导。从一些研究生的申请材料上看，有些申请者所选择的国外导师与自己的本校导师并没有实质性的交流与合作，在国外大学和国外导师的选择中，在联合培养方案的制定中，中方导师没有发挥主导作用。在今后组织申请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导师的作用，导师负责联系和确定外方大学和导师，导师负责与外方导师共同研究制订培养方案。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要求我们的导师有积极的国际合作，有优秀的合作伙伴。同时，我们也建议留学基金委，应该支持高校的研究生导师到外方导师那里去合作研究（现在可以申请高级访问学者项目）。就山东大学而言，还可以利用学校自己的“课程教师”和“博导引进项目”邀请国外导师来校开展合作研究。这样就能够通过联合培养研究生来推进导师之间的合作。

　　其次，要建立一支国际水平的海外导师队伍。山东大学现在所选择的国外大学和导师大多是与学校有合作关系的大学、校友或兼职教授。我们应该有一个策划，经过几年的时间建立起相对稳定的“海外兼职导师队伍”，把与学校合作的大学中那些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杰出的合作伙伴、优秀的校友都纳入到这支队伍中来。原来与他们谈合作，总觉得没有一个简单启动且能持续长久的方式。现在可以请他们为我们联合培养博士生，而且坚持每年或者每两年向他们那里派出一名研究生。这样，不仅我们的学生受益，导师也可以从合作中受益，合作可以久远，可以在学生培养与科研等多个方面开展。所以，我们要建立一支国际水平的海外导师队伍，提升整个学校的国际合作水平。

　　第三，要提前策划，使学生有充分准备。导师和学院应该对每年的派出及早策划，提早确定人选，使研究生可以在专业学习、外语等方面作好充分准备，做好培训。比如，学校可以初选，确定一个出境联合培养研究生“后备人员库”，提前培训，提前准备，使得他们“有备而去，满载而归”。甚至可以拿出部分名额，首先请导师“竞争”每年的派出计划，这样导师已经为未来的学生选择好联合培养的外方大学和导师，使研究生的申请和派出更具有计划性，准备更充分。这样还有利于导师吸引到优秀的生源。

　　第四，要鼓励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和导师走向世界。山东大学开展研究生联合培养，文科的申请人还比较少，原因之一是文科相对于理科而言国际合作的数量和层次有差距。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该更加关注文科学生和导师的申请，把研究生公派项目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和学生走向世界的难得机遇和途径。

　　论文答辩：要规范程序明确导师责任

　　进入4月中旬，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渐入高峰。由“答辩潮”带来的“学术热”成为每年5月山东大学的一道风景线。对于论文答辩，从程序上讲工作越来越规范，从标准上讲要求越来越高，论文的水平和管理的水平都在不断提升。总结过去的工作，在答辩这个环节上我们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改进。比如，有些答辩时间过短，没有针对论文的深入研讨而是流于形式；有些答辩委员会的意见仅有寥寥数语，没有对论文学术价值的评价，只有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评论；我们一方面对论文质量频频表示“担忧”，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论文获得“优秀”。如此种种问题之存在，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导师和答辩委员会的责任不明确，出现对论文的“高评”或“浅评”，甚至“错评”也没有直接责任，难以追究；其二，我们在管理程序和规范上还有待加强，比如答辩委员会决议的内容与形式要求，有些规定虽然有但没有严格执行。

　　如何改进答辩工作？笔者建议：

　　

　　一是要改进和规范答辩程序。学校研究生院所制订的“答辩程序”应该有其权威性，必须严格执行。建议在答辩程序中增加一些要求，如由导师介绍学生的论文选题与主要学术价值；提问阶段之后，答辩委员会每位委员都必须当场对论文作出自己的评价；答辩委员会决议必须对论文的学术价值作出非常明确的评价，必须指出论文的不足，任何“泛泛而论”的决议都应该视为无效。我认为，学生本人对其论文内容不必一一详细讲解，而应该把主要精力和时间用在回答委员的问题和与委员的共同探讨上。这就要求我们的答辩委员会委员在“答辩”之前就对论文的内容有详尽的了解，这也是自然的要求。

　　二是明确导师和答辩委员会委员的责任。现在虽然导师和答辩委员会的责任是明确的，但是需要探讨采取什么措施增强大家的责任心。我建议，导师对学生论文的评审意见、答辩委员会决议、答辩委员会主席的姓名，要成为研究生毕业论文的一部分，加入到论文之中。我甚至曾经建议，把研究生论文的评阅全部由“匿名评阅”改为“署名评阅”，并把评审意见放在论文里。我们研究生的论文是要上网，是要送往国内各主要大学和图书馆的，这样的形式就把答辩委员会主席（评审专家）的声誉与论文质量“捆绑”在一起。当然，导师更不例外。要强化一种意识，对研究生的毕业水平把关的核心人物是两个人，一位是导师，另一位是他的答辩委员会主席。同样，研究生水平的展示，也与这两位学者结合在一起。

　　三是要公开答辩过程和结果。尽管现在我们的答辩也不是秘密的，但事实上“外来听众”并不多。今年，山东大学研究生院已经在起草一个推动“公开答辩”意见，要求所有的答辩必须提前公布时间和地点，并且将有组织地开展一些观摩式的答辩，组织一些教授和学生去“旁听”和“点评”，同时将答辩委员会决议与成绩在网上公示。这样可以使我们逐步“学会”一种“研究型”和“开放式”的答辩形式，这也是一所研究型大学应该做到的。另外，对于“优秀”论文，应该有更加明确的质量水平要求。“优秀”论文应该少之又少，出类拔萃，如果多数都是优秀，优秀也就是一般了。

　　四是要严谨学风，严格管理。学风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我们担忧的地方。特别是随着对毕业论文水平要求的提升，抄袭、造假（实验数据与结果）等问题必须引起我们高度关注。除了加强平常的教育与管理之外必须强调两点：一是导师的责任，导师要对学生的论文结果的真实性和原始性把关负责；二是发现问题坚决严肃处理，绝不能姑息。对论文抄袭和造假的处理，要像对待学生考试舞弊一样严肃与坚决。当然，我们不希望出现这些问题，这就需要学生教育和管理者，需要导师把工作做在前面，警钟长鸣，使学生引以为戒。

　　研究生培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答辩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笔者希望倡导一种“研究型”的工作方式，推动大家研究问题，开阔思路，达到举一反三不断创新的目的。（山东大学校长 展涛）

　　

　　《中国教育报》2007年4月25日第3版

　　

 
别盲目为博导“下课”叫好

 2007年04月26日 09:04    来源：长江商报
 　
　  
　 　　中南大学对该校博导们进行了为期近一年的教学评估，“量化指标”分为论著和成果、在研科研项目、现有科研经费和指导博士生情况四个方面。据悉，此次评估中5人被撤销博导资格，有两人是因为没有稳定的生源，已连续两年没有招到学生，另外两人是因为科研经费不够，还有一人则是因为论文专著等不达标。(4月25日《潇湘晨报》)

　　相信会有不少人为中南大学这样的举措叫好，在不少博导躺在“终身制”的温床上高枕无忧且碌碌无为时，中南大学让博导“下课”这样的消息总能激荡起舆论关注和喝彩的层层涟漪。在学术上，教授、博导这样的“名头”从来都应该奉行“能者上，庸者下”式“轮岗制”，而不是排队站岗式的一劳永逸。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南大学打破博导“终身制”，无论从什么方面讲，似乎都应有不可轻视的积极意义。

　　但问题是，打破博导“终身制”固然是值得推崇的价值理念，可这并不代表让博导“下课”的技术标准就一定可行——我们不能被一个宏大而美好的价值诉求遮蔽住本应理性判断的眼睛。不妨审视一下5位博导“下课”的理由：不稳定的生源、科研经费的不足以及论文专著的不达标。必须确定的是，这些标准到底是行政标准还是学术准则。毕竟，评估或者否定博导资格最重要也是唯一的标准是，导师本人能否到达博导的学术标准。

　　学术标准的引入不可避免地要求以学术自治作为衡量前提，因为当学术无法自治时，由行政化所主导的学术评价标准，必然使得学术本身沦为行政标准的“奴婢”，而缺乏自身本应有的独立衡量和评判的价值。以学术自治的眼光来理性审视中南大学让博导“下课”的举措，不能说其不具有任何学术价值，但至少在行政主宰学术的高校中，这很有可能是对颇具学术能力导师的一次“合法性伤害”。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个生源充足、科研经费丰厚、论文专著都达标的博导，其学术能力未必就“名副其实”；而一个真正有学术能力的导师，在某种本不合理的标准下，也可能无法获得自己应有的学术荣誉和地位。如以论文专著标准而言，容易滑向“只看数量不看质量”的“泛数量主义”深渊，由此导致那些“十年磨一剑”的学者，无论在什么方面，都无法见容于现行的学术体制，从而能够在行政标准主导下，很容易地被“伪学术”标准所淘汰或者排斥于学术的边缘地带。

　　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有价值的博导“下课”，必须是建立在高校学术自治基础之上的“学术命题”，而不是虽然打着“学术委员会”旗号但实则是“行政委员会”主导下的“行政级别命题”。否则，行政主导学术下的博导“下课”，不见得就能让人看不到学术环境净化的希望。

　
 
潜规则：复试前要给导师送礼？

中国宁波网
　　核心提示：这种电视剧里经常出现的情节就在考研复试前发生了，去拜访导师的考生希望为自己的复试做更充分的准备。从3月底到4月初，省内各高校将全面进入考研复试阶段。目前，正在各大考研网站上转帖的复试成功的四大细节之一居然是找对导师，送对礼物。

　　复试(面试)成绩现在占总成绩的30%-50%，听说每年都有笔试前两名、却在复试中被淘汰....

　　民间流传考研潜规则：外校生拼不过本校生，与导师素昧平生的拼不过一面之交的，一面之交拼不过找对导师送对礼的……事实真的如此吗？

　　一袋水果底下压着3000元钱！这种电视剧里经常出现的情节就在考研复试前发生了，去拜访导师的考生希望为自己的复试更“充分”的准备。

　　从3月底到4月初，省内各高校将全面进入考研复试阶段。目前，在各大考研网站上转帖的“复试成功的四大细节”之一居然是“找对导师，送对礼物。”找对导师无可非议，送对礼物却让人心生疑窦：考研还要送“人情”吗？

　　抢一个面试机会

　　笔试成绩出来之后，投考经济学专业的陈晓明就不断地向师兄弟同学等咨询是否要提前和老师联系，“能找的话就找，混个脸熟总没错。”很多人给这样的意见，尤其是他父母。

　　“复试(面试)成绩现在占总成绩的30%-50%，听说每年都有笔试前两名、却在复试中被淘汰的。老师都说要挑有灵性、有潜力的学生。”可面试时间这么短，陈晓明担心自己一个问题回答不好就被扁了。“如果提前找到老师聊聊，展示一下自己，相当于抢了一个面试机会。”

　　不少学生和陈晓明抱同样的想法，尤其是外省的考生。湖南的小何就千里迢迢打“飞的”来浙江找导师了。“不是说老师会任人唯亲，但面对一个比较熟悉的学生和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学生，谁都会选择一个熟悉一点的吧。”

　　然而也有找老师适得其反的。读工程力学专业的小张就告诫他的师弟们说，“有些老师课题多，又有行政职务在身，学生上门拜访反而让他们嫌烦。”这正是一些考生犹豫要不要上门的原因。

　　要不要给老师送礼

　　对陈晓明而言，除了要不要找老师，还有要不要带礼物去的问题。“空手去总不成样子，家里给我准备了一些土特产，还有刚上市的新茶。”

　　有学生将这个问题发到了网上论坛，征询大家的意见。“我知道有个师兄曾经给老师送了一袋水果，还在其中偷偷夹了3000元钱，结果老师让他第二天自己拿回去，弄得很尴尬。”网上有人这样回帖。

　　已经攻读文学硕士一年的徐欢怡说，最近经常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想知道各位导师的喜好，就想办法找到研究生寝室，找到正在读研究生的同学咨询，比如某某导师会不会抽烟、喝酒，某某导师是否会接受礼物。”有一个学生甚至给徐欢怡也送了一对玉镯工艺品要她帮忙沟通。而她的寝室同学去年考研时就冲到杭州大厦给导师买了一个名牌包，价值2000多元。

　　“如果一定要送东西，礼物也不能太贵重。”这是小张给师弟们的建议。

　　“导师与学生双向选择通常在入学一年以后。可如果复试前找了老师，以后自然不好意思再挑的老师。”于是小张的师兄妹们经常要跑两三个导师，比较一下各位老师的学识、研究方向，如果被一个老师拒绝了，就得赶紧再跑第二家。

　　导师亦为人情所累

　　“学生找导师是正常的，他们在选择专业和方向时当然应该先与老师沟通。”浙江大学的一位教授说，“这也便于老师了解学生。”

　　今年全国17所高校将开始推行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教授带学生有人数限制，并要自己出培养经费，“老师对学生的挑选会更严格，沟通就更重要了。”不过他认为选择在复试之前这样敏感的时间，不如选择在考研前更合适。

　　据了解，在欧美国家教授与学生在考前的沟通很正常。然而中国的人情社会有点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浙大教育学院博导周谷平就觉得与学生见面是件难事，“学生带着小礼物上门，你如果不收，学生会觉得你没有人情味；你如果收下，似乎就是答应会在选择时有所倾斜。这实在是很为难的事情。”相比之下，她更希望学生以电子邮件的方式与她联系，“这样比较简单”。

考研面试呼唤导师的良知  
 
 
 
来源：大众日报报业集团—齐鲁晚报 
　　４月１８日《信息时报》报道，由于学生郭肖霞在研究生初试中以３９２分的高分名列本专业榜首，面试后却未被录取，近日，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的博客上撰文质疑考研面试制度。王全杰称，通过不到两小时主观面试，不能确定高分者一定低能，假如郭肖霞的父亲有能耐结果可能会不一样。

　　每年在考研面试之后，叹
气声、哭声、质疑声、痛斥声经常随之而来。与以往不同的是，王全杰是在博客上为学生打抱不平的。问题是，一则５万多点击量、４００多条评论的博文，能改变郭肖霞的命运吗？

　　从制度层面说，研究生招生增加面试环节没有错。如果说初试考察的是考生的基础知识和对知识的运用能力，而面试则是导师测试考生的应变等能力。既然是面试，就会以导师个人的主观评判为主。因此，哪怕面试再公正，任何一个被淘汰的考生难免感到失落，这是很正常的。

　　从社会层面看，时下的研究生面试，确实不太规范。主持面试的导师，只要和某些考生存在人情、金钱关系，面试就有可能存在不公正的情况。从媒体披露的一些不良事件看，研究生面试过程中的任人唯亲现象，并不稀罕。

　　研究生面试非议多多，一味责怪现行的招生制度是不够的。笔者以为，面试遭遇质疑，和某些研究生导师缺乏荣誉感有关。一个人，不管从事何种职业，假如根本不把自己的职责当回事，再好的制度，也会被扭曲得不像样子。就学术界而言，一名教师能否胜任研究生导师，在看其学术水平的同时，更要看他的荣誉感和责任感。郭肖霞报考的那位导师及招生单位，在面试过程中是否存在腐败现象不好说，但正如王全杰所质疑的那样，面试程序缺乏公开性，结论缺乏科学、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草率地否认一个高分考生，受到指责，不是没有道理。

　　客观地说，我们的研究生招生面试，还处于“初级阶段”，考试制度需要完善，更需要招生单位和指导老师多一些良知。 (刘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