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批泰山学者

　　

山东省评选出第二批泰山学者50名  
来源：山东省教育厅 

　4月27日，在山东省第二批泰山学者评审工作会议上，评选出了50名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专家）人选。

　　据悉，泰山学者建设工程从2004年正式实施，第一批已设置60个岗位，成功选聘54位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专家）。本次评选，共有58个泰山学者岗位，166名专家学者参选。评委会严格评审条件，认为其中有8个岗位人选不够理想，最后评选出了50名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专家）人选。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刘伟，副省长黄胜出席会议并主持评审，来自省内外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和省直有关综合部门负责人参加评审，其中院士4名，中央有关单位专家5名。

　　刘伟在主持评审时说，全省要坚持做到好字当头、好中求快、又好又快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作用，发挥好高层次人才的作用。泰山学者建设工程是省委、省政府实施科教兴鲁和人才强省战略的重要举措，是凝聚、培养和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作用的示范工程。实施好泰山学者建设工程，重要的是选准岗位、选好人才。要着重看人选的学术技术水平，切实把在本领域处于领先水平、能够追踪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的学术、技术领军人才选拔出来；要坚持培养与引进并重，充分发挥泰山学者岗位的育才、引才、聚才、用才作用；要从岗位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着眼建设创新团队，选拔影响力、带动力强的人才。要坚持不懈地认真组织实施泰山学者建设工程，促进全省人才队伍建设，为实现全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七大和省第九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首届“百人工程”学者论坛举行

来源：中国青年报 　　

日前，以“和谐·创新·发展”为主题的首届北京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学者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隆重开幕。与会学者共同探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创新北京城市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五位学者分别做主题发言，围绕“和谐·创新·发展”主题，从各自研究的学科视角提出自己的深刻见解，交流研究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郑功成教授从民生的角度分析了和谐社会的人本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韩震教授以《论民族精神的历史性与时代性》为题，深入探讨了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民族精神；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宁向东教授从中国企业持续竞争力问题出发，分析了在世界经济竞争格局中中国企业的发展状况与前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所长房宁研究员总结了从以德治国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演进历程；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夏文斌教授从宏观战略角度，深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发展——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新的重要战略思想。

　　据悉，北京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于1995年实施，现已选拔培养了460多名中青年学者。为进一步完善“百人工程”工作机制，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社科联、北京市社科规划办决定从今年起与首都高校联合举办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学者论坛，今后每年举办一届，将办成首都社科理论研究的一个品牌性活动。

160多名专家学者聚首福州研讨中国海洋经济

 

 稿件来源:福州新闻网—福州日报
 
　　27日上午，2007中国海洋经济论坛暨海洋经济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在榕开幕，来自全国各地近160多名海洋经济专家学者齐聚榕城，共同研讨中国海洋经济的总体现状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副市长陈奇出席了论坛开幕式。

　　与会专家认为，福州市是我国著名的沿海开放城市和海洋大市，海岸线绵长，港湾众多，蕴藏着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开发的潜力巨大。近年来，福州市在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综合管理、海洋科技创新和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他们表示期待与福州市社会各界精诚合作，在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参与福州市的海洋开发。

　　论坛由福州市政府、中国海洋大学、中国海洋学会海洋经济分会联合主办，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市海洋与渔业局、市海洋经济学会承办。论坛开幕式结束后，举行了论坛主题学术报告会。

　　福州市海洋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叶向东认为，福州市海域深水岸线的开发利用率不到10%、浅海可养殖面积利用率还不到30%、不少海岛远未开发、海洋生物的深层次开发仅有少数企业在进行等都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

　　叶向东说，目前，福州市的海洋科研与产业未能形成有效合作机制，海洋科技成果产业化程度偏低，无法对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以此同时，福州市还缺少一个引进专家人才的有效平台。

　　叶向东呼吁，福州市应建立一个海洋高科技园区，吸引海洋高科技企业落户福州，促进福州海洋经济发展走向精深。

　　张振克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报告题目：《美国海滩经济对中国滨海新渔村旅游业发展的启示》

　　海滩是美国重要的旅游资源和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如美国加利弗尼亚州，国家海滩只有该州公园数量的2.7%，但却接纳了72%的观光者。

　　加利弗尼亚海滩对联邦政府经济的直接和间接贡献高达730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大规模海滩养护工程，用较小的投入换来了巨大的经济回报。不仅防止海岸侵蚀，而且营造了良好的滨海沙滩旅游环境。

　　目前中国滨海渔村海洋经济结构单一，过度依赖于捕捞和养殖，天然海洋渔业资源面临严峻危机，单一的海洋经济结构使得滨海渔村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易损性和波动性，大力发展滨海渔村的旅游经济将是沿海渔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现阶段，实施新渔村滨海旅游和休闲观光战略，应抓典型、进行示范村滨海旅游建设，首先地方政府机构和滨海基层政府应及时转变经济发展观念，积极发展滨海旅游业，走海洋渔业与滨海旅游业共同发展的道路。其次，要加强滨海渔村生态建设规划，重视海岸环境保护和人工海滩建设，进一步改善海岸海洋生态环境。多渠道筹集旅游开发资金，以旅游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韩立民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海洋经学会秘书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敬俊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论文题目：《渔民转产转业的沉淀成本分析》

　　近年来我国近海海洋渔业资源的衰退明显加剧。从经济学中的沉淀成本角度来看，渔船作为渔业生产中的重要生产要素，它是以资本投入的形式加入到渔业生产活动中来的，对渔船的投入构成了沉淀成本。从事海洋捕捞作业渔船退出渔业行业转入新的领域，无异于放弃原有生产能力，重新进行全面投资。当存在沉淀成本时，渔民就将面临退出的壁垒。也就是说，由于沉淀成本如此之大，而且渔民退出又不能收回这种成本，因此没有任何一个渔民愿意退出生产，实行转产转业。

　　广大渔民不愿转产转业的症结所在，就是转产转业面临的最现实问题——资金问题。以目前比较普及的100吨、250马力的钢质渔船为例，造价为80万～100万元，这些钱大部分是渔民借贷来的，若渔民转产转业，渔船报废，虽然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政府都给一定补助，但加起来也就8万～9万元，是原渔船造价的1／10，难以偿还债务。很多渔民就是在渔船的贬值过程中债台高筑。

　　因此，为了更好地推进渔民“双转”工作的开展，必须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加大对渔民的补助，提高补偿金额使之足以补偿沉淀成本，那么渔民的转产专业将是水到渠成的易事。

　　徐质斌广东海洋大学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报告题目：《中国渔业资源衰退问题的“多重因”与“组合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海洋渔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捕捞能力多年的盲目扩张，超过了渔业自然资源的最佳可捕量，加上海洋环境污染对渔业资源的严重伤害，破坏了海域的生态平衡，导致渔业衰退。

　　近年来，面对渔业资源衰退，沿海地区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捕捞准入控制、伏季休渔、种苗放流、人工鱼礁建设、休闲渔业(游钓渔业)等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总的来说效果并不理想。综合分析，渔业资源衰退的势头仍然没有遏止的原因是：首先，措施单一或孤立实施。如只采取休渔，其他措施缺位，或措施比较少，杯水车薪，势单力薄。其次，如增殖放流措施执行不到位。造成无序放流、放流品种种质不纯、监督成本比较高等问题。

　　渔业资源衰退问题的复杂性提示我们，必须要提供一种“套餐式菜单”――即“组合解”作为综合性对策。具体说，就是以渔业资源的保持和增殖为目标，把各种孤立的措施如观念意识、产权制度、政策法律、科研教育、技术改进等措施组合为一个体系，形成程序化的制度或习惯，以获取渔业经济最佳的、持续的效益。

　　任淑华浙江海洋学院研究员、博士、院长助理

　　报告题目：《舟山新渔农村建设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的思考》

　　一般劳动力资源的低效使用甚至闲置与高素质劳动力的极端缺乏，是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发展的基本矛盾之一。农村人才市场供求矛盾未得到有效的控制，“过剩”和“短缺”现象并存。

　　“过剩”现象表现在部分人才在本部门、本机构的作用发挥不出来，被大量地浪费、闲置，“短缺”现象主要表现在可以用的人才奇缺，尤其是迫切需要的农村适用的科技人才短缺。

　　农村人才管理体制的改革相对滞后，在保持人才资源总量供求基本平衡、促进人才配置分布优化、建立健全人才的评价机制和人才法律法规体系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由于人才的进入、激励、选拔、开发缺少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导致想要的人进不来，想用的人留不住，不想要的人出不去。此外培养机制不完善，培训工作滞后，农村人才严重不足。

　　新农村建设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建议：建立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管理体制和机制；构建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培训体系；构建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的教育体系；优化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人才发展环境；完善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激励和保障机制。

　　徐忠上海水产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报告题目《渔业风险因素结构分析——一个理论的比较框架》

　　水产品的生产形式主要有两种，养殖与捕捞。养殖渔业和种植业的风险因素结构类似，捕捞渔业和矿产资源行业的风险类似。

　　养殖渔业生产方式比较类似于农业中种植业的生产方式，一定的人工加上一定的技术和机械，在恰当的气候和季节，在比较固定的区域投入种子或鱼苗，施以化肥或者饵料增加营养以帮助作物生长，同时加入农药除病害，最后获得预期收成。养殖渔业在生产环节的风险是相对可以控制的。

　　而捕捞渔业的生产方式和种植业生产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它的生产对象基本上是不可以培育的，产出是不可控的，风险和收益都比种植业高。在资源依赖性方面，捕捞渔业的风险比较高，投资于捕捞渔业有可能获得较好的盈利，但也可能血本无归。一方面渔民要面临资源枯竭，无鱼可捕的情况，另一方面渔民还要面临由于供给过多，养殖产量增加而带来市场价格下跌的风险。渔业在面临外部竞争时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

　　韩立民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海洋学会海洋经济分会秘书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报告题目：《“三渔”问题的基本内涵及其特殊性》

　　何谓“三渔”问题，就是渔业、渔村和渔民这三个问题的总称。渔业是人们依托渔业水域，通过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增殖水产资源，以取得符合社会需要的水产品的物质生产部门；渔村是指以一定的地理区域为基础，以渔业生产活动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社会区域共同体；渔民是指居住于海岛渔区，以从事渔业生产为主要职业的劳动者。

　　“三渔”问题的有效解决，核心是渔民问题。“三渔”问题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归根结底，渔业发展是渔民增收和渔村社会稳定的基础；渔村(区)建设是渔业发展和渔民生活富裕的保障条件；渔业发展和渔村建设最终的落脚点是提高渔民生活水平和渔民素质。

　　渔业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虽然农村和渔村都是具有一定人口、有一定的规模和具体地域范围的社会共同体，但是渔村又有着区别于农村的独特之处；虽然在大农业的概念下，渔民是农民的一部分，但渔民与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具有很多不同于农民的特殊性。(记者 陈宓 侯芳)
 

 

美国“中国研究热”升温 
　来源：中国新闻网  
 
 

    美国《侨报》日前刊文说，2004年，当华裔学者黄靖从犹他州立大学调到布鲁金斯学会时，大华盛顿地区自称专门进行中国研究的学者、说客和咨询人员大约有700多人，现在已骤增到1200多人。“吃中国饭”的人越来越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研究热”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持续升温。

    文章说，今天，当你走在号称“美国智库一条街”的华府马萨诸塞大道，也许不经意间就会碰见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这条大道两旁的著名智库--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卡托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所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及离这里不远的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乔治·华盛顿大学，都有中国项目，甚至有中国研究中心。史文、盖保德、卜睿哲、谭慎格、蓝普顿、季北慈、葛来仪、何汉理、沈大伟……一大批有着中文名字的美国学者、教授正活跃在美国的外交学术界。

    1998年进入卡内基的华裔学者裴敏欣说，8年多来他看到的“中国热”呈现几何级的变化，这与中美关系的发展和中国的崛起是息息相关的。裴敏欣在接受《侨报》记者专访时指出，中国问题一直是美国重要的外交议题，但以前主要关注台湾、人权、贸易等比较单一的双边问题，而现在牵涉面则广泛得多。以前谁也不会设想，非洲、拉美、能源问题会成为中美关系中的议题；贸易也从双边逆差，发展到汇率问题、全球经常项目不平衡问题；防止核扩散以前中国与美国并无多少合作，而今在朝鲜、伊朗核问题上，中国与美国正密切合作。

    美国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学者主要集中在大学和智库。裴敏欣介绍说，美国大学里研究中国的人数最多、实力最强、专业面和兴趣面最广，但往往与政策圈脱节；华盛顿和波士顿研究中国的顶尖机构最多，但就与美国政策制定者联系紧密，能为美中关系走向把脉而言，华府智库是其它地方没法比的。这些智库中，卡内基、布鲁金斯、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项目被普遍认为是比较强的，前两者还在中国国内开设了研究分部。

    据估计，全美最好的100所大学内，大约有300到500位专门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学者。黄靖告诉《侨报》记者，现在不光是智库和大学，美国主要部委、大兵种都有中国研究专项，所有大公司也都有中国项目或者中国部门。《华盛顿人杂志》今年初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中国分析员有百余人。

    许多退休官员如今依然活跃于美中关系学界，如芮效俭、尚慕杰、傅立民等人，也有一些学者“学而优则仕”，如原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柯庆生，现在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

    黄靖表示，20年前冷战高峰期，美国投入大量精力研究苏联；现在中国强大了，美国的研究热转向中国，而且势头更猛烈。“中国热”升温是好事，但对学者也提出更高的要求，而现实是人多了，难免鱼龙混杂。如何客观、公正地研究中国成为一大课题。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李成对《侨报》记者说，美国人对中国的关注点与美国政治的关联度很大。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很多美国人仍以老眼光看中国。美国研究中国总的趋势是会越来越细，虽然有时跟不上中国快速变化的步伐，但在比较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下，美国学者凭借着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深刻了解，在研究美中关系方面有其强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