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经费如指挥棒

　　

科研经费如指挥棒 部分教师为“找钱”而忙 

来源：大众日报  
  申请科研经费，在有的高校正演变成为经费而经费。

    山东省某著名高校的张先生最近很得意，尽管这几年没出什么成果，甚至没有一篇论文被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一些专家为此在其评定教授职称时提出质疑，但最后还是通过了评审，刚过30岁就当上了教授。

    张先生的“硬件”就一条：他给学校拿到了300万的科研经费。

    评业绩评职称“找钱”是第一指挥棒

    外界评价高校教师，一看教学，二看科研。而据记者了解，在省内一些高校，“找钱”是第一指挥棒。
    4月15日，张先生所在高校某学院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学校年度业绩考核如同“记工分”，一学期给本科生上一门课（36课时）计1分，发表一篇收录SCI的论文计2分，在指定国内核心期刊发一篇论文计0.5分，而拿到10万元科研经费，计2分——这是指与企业横向挂钩的，与政府纵向挂钩的更高。

    “要想多挣分，单靠上课显然不行，就算你疯狂地上课，每学期上5门课，一年下来不过挣10分，而事实上许多老师不可能被安排这么多课。至于论文，被SCI收录也非易事，去年该学院被SCI收录的不过七八篇。这样一来，挣分的主要手段显然是跑项目和经费。”这位负责人说。

    在该学院有近30名教师，1分700元，去年挣分多的有50多分，奖金35000多元；少的仅挣两三分，奖金也就一两千块钱。那些挣分高手都是善于“找钱”的“牛人”。

    至于评职称这样的“头等大事”，除了学历、论文、获奖情况，当下许多学校也都把科研经费作为一项重要指标。这位负责人向记者列举了这样一份清单：评副教授，可支配资金工科须在4万元以上，数学、文科2万元以上；评教授（教学科研型），自任职副教授以来，累计科研经费须在50万元以上；博导，必须拿到国家或省部级的项目经费。其中还有一个很诱人的条件：如果申请到的科研经费数额较大（300万元以上），学术水平及论文数量均可不管，直接破格提教授。前面提到的张先生即属这种情况。

    该校一位普通教师对记者说，善于拉经费的教师被众人视为“有本事”，除了考核业绩、评职称时“吃香”，还更受领导青睐，在晋升方面有更多机会。

    “找钱”有玄机拿到经费就有支配权

    高校为何如此看重教师拿到的科研经费多少？一向被视为清高的高校教师中，为何许多人对“找钱”趋之若鹜？

    对此，上述某学院博导王先生的看法是：正常情况下，善于跑项目和经费并非坏事，项目和经费越多越有利于个人学术水平的提高。但现在的事实则是，不少人申请项目主要不是对某一课题真正有兴趣，也不是想给国家、企业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看重的是经费本身，是“钱”。

    “由于对经费审计不严、追踪制度不健全等原因，基本是谁拿到了科研经费，谁就具有了绝对的支配权，只要到财务那儿能报上账，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有些人甚至中饱私囊。这样的事并不少见。”王博导一语道破其中的“玄机”。

    该学院有位周副教授，去年总共挣了5分，其中上课1分，论文一篇没有，跑来20万经费，4分。他自嘲说，这20万来自于10个小项目，其实那叫什么项目啊，就是帮企业解决点小问题，打打杂，自己都说不出口。但是，有了这20万，一年的日子就好过了。相比之下，区区几千甚至几万元奖金又算什么。

    另据了解，每年争取到多少立项和科研经费，也是教育主管部门考核高校的“硬指标”，似乎科研实力、学术水平、学校声望都可以由科研经费来决定。更重要的是，学校由此也可以得到实惠：按照规定，对这些科研经费，学校一般要扣除8%左右的管理费。

    如此，学校以考评指挥棒激励大家“找钱”，也就不难理解了。

    前面提到的那位学院负责人说，尽管经费可以给学校带来诸多利益，但作为科研和学术阵地的高校，显然不同于企业，不能将钱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更不能以牺牲学术为代价鼓励人们去“找钱”。

　　浮躁和急功近利热衷“找钱”代价不小

    “拿到钱就等于拿到了一切，名利全有了。”据调查，此种心态在高校很具普遍性。
    王博导直言，此种心态和考核指挥棒的引导，直接催生了学术浮躁和急功近利。现在许多老师感兴趣的是那些短平快、容易拿到钱的项目，很少有人愿意坐冷板凳花大时间去作深入研究，有点想法就想让它抓紧“冒出来”，根本沉不下去，甚至将一个大课题拆分成几个做。有的为了能结题，甚至伪造实验数据。

    更可怕的是，有些“找钱”高手甚至将送钱送车送房的手段都用上了。这一方面助长了学术腐败，另一方面也造成宝贵的科研经费投向了一些没多大价值的项目。

    王博导举例说，他们学院刚刚结了一个10万元的课题，当时合同上签的该项目要发若干论文，要做项目模型，搞示范工程等等，结果只发了一篇论文就结题了。还有个水污染防治项目，当时合同上签的是作一条大河的检测，结果只作了一条小河就草草结题。

    这位年轻博导质问：科研最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心态和精神，急功近利如何能出大成果？如何出大师？（记者 张西可）

 

“1％的故事”：中国的基础科研经费哪去了？

 中国《新闻周刊》
 
　　目前，中国一年的全部科研经费总合约为100多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一家大型科研机构(国家健康研究院)一年科研经费的一半。

　　而且在中国，科研资金大部分投向了短期内即可获利的应用科学，而基础科学研究要想争取本来就数量不多的资金，也往往是在一种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

“中国现在是一个先进的发展中国家，近10多年来，GDP每年以6%～10%的速度增长，现已超过了10万亿人民币。如果政府仍用‘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作推辞，而不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就没有什么理由了。”吴瑞(美国康乃尔大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系教授)在《中国之声》中对中国在科技、尤其是基础科学方面的投入如此评价。

　　吴瑞特别强调，他所指的不是政府需拿出一个绝对的资金数量，而是一个占GDP的百分数——发达国家已达到2%～3%，而中国则是1.2%。

　　以纯粹的民间力量，争得无米之炊

　　坐落在北京顺义空港工业区的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是一家民营科技公司。它的身份有点怪：身为企业，却一直没有脱离中科院遗传所的影子(它的部分工作人员，既属于遗传所，又属于华大)。

　　它的奇异身份，来自于它的不凡历程——由于代表中国争得人类基因组工程的1%份额而名扬世界。

　　如今，在华大办公室的墙上，可以看到这样几个大字：“一种策略：先抢占山头，再打扫战场”。研究中心主任杨焕明回忆了这几个字背后的故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类基因组计划提上议事日程。这项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宏大的科学工程是由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等国政府和科学家自发进行的一次科学研究。各国按比例分配人类基因组的测序任务，无论哪个国家投入多少，将来的研究成果是全球分享。但能参与到这样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工程里，对科学家本人和其所在国都是莫大的荣誉。

　　1998年5月，这项工程出现了一段小插曲：美国的Celera公司发表了一个声明，称该公司有足够的实力研究人类基因组，并宣布，国际人类基因组需要10年完成的事情，该公司3年就可以完成。

　　英国首先做出回应，他们提出将由之前认领的工程量的1/6增加到1/3，以抗议这种做法。英国人担心一旦Celera公司提前完成，会以此赢利，世界的生物产业就会掌握在这家公司手中。

　　此时，中国站了出来，作为惟一的发展中国家加入了保护人类基因组的队伍中——1999年9月1日，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的国际基因组织的答辩会上，杨焕明作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向世界保证“中国政府各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有关资助单位以及中国广大民众，对这一工作给予了足够的财政支持”。

　　他顺利通过了答辩，争取到了国际基因组中1%的任务份额，整个过程总共只用了25分钟的时间。

　　然而，在答辩会上杨焕明是有难言之隐的。6年后的今天，他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华大那时根本没有什么财政支持，他们只拥有区区几百万元人民币的资金。

　　世界瞩目的一项科学工程，通过正常渠道却拿不到基金

　　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的三个创始人杨焕明、于军和汪建，最早提出参与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的动议，是在1997年11月。1998年，中科院遗传所批给该所研究人员杨焕明500平方的办公场所，那里几乎是四壁空空，资金、人员、技术等方面都没有到位。

　　通常，中国的基础研究经费是经3个渠道分配下去的∶中国科学院(CAS)，科技部(MOST)(特别是通过973计划)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NNSFC)。

　　吴瑞在《中国之声》里这样写道：“在中国，国家自然基金委有最强的同行评审系统，也是对所有申请者开放的渠道。但虽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采用了与美国自然科学基金相似的公平的评审系统，由于符合资格的评审人员很少，经常是很难找到足够的熟悉特定研究领域的评审人员来做可靠的评审。”

　　吴瑞进一步披露说，对那些有限的经费的竞争，也常常是在不平等的情况下进行的。“……经费的去向往往受到高级官员的影响。另一种情况是，一些评审人员选择帮助自己或朋友得到研究经费，而不是根据项目申请书的价值来决定取舍。”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杨焕明表示，为争取到参预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的科研经费，他们三人尝试了所有的正常渠道，几乎跑遍了所有可以想到的地方——与科技相关的各个部委、各局、政府的投资部门以及与此相关的很多民营企业。但结果一无所获。

　　最后，在家乡浙江省乐清市，杨焕明遇到该市当时的市长路光中。路光中听了杨的人类基因组梦想后，说：“尽管我不懂你们的专业，但是这钱我借了。”这笔1100万的人民币对于华大成功争取到人类基因组测序1%的份额至关重要。

　　尽管如此，杨焕明本人还是拿出了全部家当7万美元，于军、汪建也向朋友借钱，研究中心的职工同样捐款，总共凑到420万人民币。

　　事实上，当时中科院也有一笔资金打入遗传所对他们进行了帮助。但据杨焕明的一个学生说，这笔大约500万元的资金，是支持这个项目的一位领导在没有得到组织认可的情况下“违规操作”批给他们的。

　　申请成功后，最终成为国家项目

　　或许，政府早期对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扶持不力，跟决策者的不自信有关。杨焕明介绍说，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是做不了基因组测序工作的。直到剑桥答辩前不久，政府还打算出资184万元人民币让国外的公司做测序。

　　在答辩前一天，他还犹豫地打电话给身在国内的于军，问是申请之前商量好的“1%”，还是减少一些比例以增加通过的可能性？最后大家商量的结果是，“义无反顾，破釜沉舟”。

　　1999年9月1日，“剑桥答辩”顺利通过，9月9日，专为测序工程而成立的属于中科院遗传所名下的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正式启动，这一天，也是“1%”工程启动的日子。

　　在华大成功申请“1%”两个多月后，1999年11月12日，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评审小组才终于通过、宣布支持中国参加国际人类基因组的计划，“1%”项目至此成为国家项目。

　　虽然在此之前，“1%”的申请使用的是“中科院遗传学研究所中心”的牌子，注册后，国际组织也一直将其视为中国的项目，但是，只有杨焕明他们心里明白，他们是在玩一个“先斩后奏”的策略——这也就是华大办公室的前墙上“一种策略：先抢占山头，再打扫战场”字样的含意。

　　11月25日，科技部立项讨论人类基因组研究费用问题，到12月就批下来4000万元，其中给华大的是2200万元。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这也应和了科学界人士经常说的中国科技项目评审——“大经费，不评审”的说法。

　　华大正式向国际人类基因组提出申请，是在1999年6月26日，很快7月8日，国际人类基因组织在网上公布了中国加入国际测序组织的注册。一个月后的7月28日，台湾阳明基因组中心也向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提出了申请。阳明基因组中心那时的研发能力、技术平台比当时尚未正式成立的华大更有实力，但由于晚到一步，国际基因组已没有比例可分配了。

　　这也就是说，如果华大的申请晚一个月，那么后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在2000年6月26日共同宣布“值得载入史册的一天”——“人类基因组工作框架图”绘制完成的时候，感谢的名单里就不是“中国”，而可能是“中国台湾”。

　　“忽视”基础研究的根源：科研投资整体不足

　　华大“1%”的故事已经是旧话重提了。但直到今天，类似的故事还不断在中国科学界发生。造成这种情形，除了申请科研资金上的重重障碍，也在于政府对基础研究投入上的根本不足。

　　2001年，中国的科研经费总数首次突破了千亿元，达到1043亿元人民币，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1%，而发达国家科研经费的投入一般都会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左右。

　　杨向中(美国康州大学再生生物学研究中心教授)在《中国之声》中对中国在科研经费总体投入上的不够表示了忧虑。“仅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NIH)2003年的科研经费就达到27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全部科研经费的2倍……美国工业界的投入也很大，如微软公司一年的科研经费为50亿美元，接近中国全国研发经费总额的一半。”

　　中国的科学研究的经费本来就不多，其中的大部分又用于支持短期即可获利的应用性研究项目，造成基础科学研究经费严重不足。

　　吴瑞以中美两国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投入做比较发现(见表二)：2000年，中国支持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经费年度预算大约为2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5亿美元)，约占当年GDP的0.02%；而美国政府每年投入支持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经费大约为300亿美元，占到GDP的0.3%。两者相差足有十几倍！

　　此外，美国每年还有大约数额在300亿美元的经费来自工业界和各种基金会，而在中国，几乎没有这类经费来源。

　　杨向中认为，充足的经费支持是美国可以长期保证其科技全球领先水平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政府对科学研究的经费支持力度和中国排名世界第六的经济实力相比不相符合，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也有较大差距，中国仍然是相当落后的‘科技发展中国家’。”

　　科研造假的体制警示 学者揭科研经费使用黑幕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近来被各方关注的科研造假事件，损害了国家形象，造成国有科技资源大量流失。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专家学者表示，在中国出现类似“黄禹锡事件”的科研造假，是科技界的耻辱。 偶然性的背后有必然性的因素：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一些科研学术人员在名利的诱惑面前心态浮躁，某些制度性的严重缺失又为他们打开了方便之门。从表面上看，科研造假是科研学术界的事，但是这些事件背后往往有主管部门和机构行政不当的影子。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难以遏制造假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教授说，现在的高校行政系统和科研项目“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高校领导人需要科研成果、著名学者越多越好，这是他的政绩。所以，一些高校很难对科研项目和科研人员进行有效的审查。

    唐安国说：“现在社会环境处于一种浮躁的心态。学校要排行，要综合实力评价，首先要科研成果，要有知名学者。高校领导人只要看到排名下降，心里就很着急，晚上肯定睡不着觉。”他举例道：“高校聘了很多学者，一来学校就给很多津贴和荣誉，但随之而来的，大家都盯着看成绩，做不出来怎么办？有的科研人员没有办法交待，只能造假。这样，学校领导人、研究人员和他的下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有共同利益：你出了成绩，学校有光彩，领导有政绩；你如果出问题倒台就都倒台。这个时候，领导人即使不是有意包庇造假，也可能容忍造假，可能不严查，睁只眼闭只眼。”

    从造假起步的科研项目一旦做大、做出名声，就更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唐安国称，这就是“光环效应”、“马太效应”。

    作为年届七旬的老科学家，汪品先和林争辉都向记者表示，现在，有些巨额的科研审批经费掌握在少数不懂技术的行政主管部门官员手里，他们掌握生杀予夺大权，造成权力寻租、“跑部钱进”的怪现象。他们建议，财权和审批权要分离，掌握财权的政府部门要从直接的科研项目审批中退出，建立科研投入基金制度和公正公平公开的专家评审制度，只有这样，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才能顺利实现。

    汪品先说，一些上亿元的大项目都让司长、处长们管着，一个处长就可以操持上亿资金。每个高校科研处都要有公关人员，就是这个道理。他说：“我曾经和科技部领导算过一笔项目账，国家投入多少，其中多少是浪费的，这位部领导说不归他管。可见，权力在‘小鬼’那里。”汪品先还举了自己的例子：“我是做海洋的人，主管部门就截掉了国家下来的钱中很大一部分经费，他们那里的研究人员不用争项目，咬不动的硬骨头才甩给我们高校啃啃。”

  林争辉告诉记者，国家下达科研经费到账后，一定要跟踪账的走向，因为有些造假者会巧立名目把钱划到国外的自己公司的名下。

    前一段时间国家科研经费被转出境涉嫌“洗钱”的事情较多。唐安国指出，科研经费用于洗钱的方式有多种：第一，购买设备，例如国家下拨700万元，只购买500万元设备，大笔回扣进了小金库；第二，大量购买汽车房子，最后纳为私产。第三，购买保险，例如，“我今年55岁，买5年养老保险，每月2000元，5年就是12万，等我退休后，这笔钱我可以取回，至少可以拿回本金，将来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买保险则有发票可以报账；第四，合作研究，例如，“一个亿的总课题，我说需要别人合作研究，跟对方地下约定，让他开个高价，把钱打过去，再地下分赃吃回扣”。第五，产业化，自己建立公司，拿科研经费作股份；第六，旅游消费。

    院校争取来的科研经费还有可能成为向官员、专家行贿的来源。包括：第一，送回扣。有的项目经费至少拿10%打点关节。唐安国说，一般一个专家的回扣率为项目申请费用的2%～5%。其次，送项目。专家评审通过了总课题，科研人员就拿子课题贿赂对方。 详细内容

我国科技投入长期不足 科研项目莫成圈钱工具
    国家审计署不久前公布的审计公告可谓触目惊心：２００４年度的审计发现，科研系统２个部门和４５个科研单位转移、挤占、挪用科研经费６．６９亿元，另外还有１３个单位把３．２７亿元的科研经费违规出借、对外投资甚至投入股市。

    我国科技投入长期不足，这也是制约科技创新的一大瓶颈，然而有限的钱并没有全部用在刀刃上，却成了有些科研人员“圈钱”的手段。有科研人员反映，只要跟着项目，吃喝拉撒，甚至给孩子买支铅笔都能在课题组报销。

    科研经费令人痛心地流失着！一方面，这与我国科研经费的分配机制不完善有关，相关主管部门及其主管人员拥有太大的资源分配权和项目审批权，容易造成决策不当、资源浪费乃至腐败滋生。而一些科研单位将人员收入与科研经费挂钩，诱使很多科研人员拼命去争项目、争经费。

    另一方面，对科研经费的使用监管严重缺位。经费下拨后如何使用，一般由项目主持人一人说了算，致使部分资金 “拐了弯”，装进个人腰包。至于科研成果，或是凑几篇论文对付过去，或是请几个权威专家开个成果鉴定会，只要“表示”到位，评审专家一般都会给开“通行证”。这样，一些科研人员就在“科研成果”的幌子下面，轻易套取瓜分了国家宝贵的科研经费。详细内容

需要弱化项目审批和加强流程监管

    如何从源头上完善体制机制，遏制科研造假？唐安国说，政府应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一是切断政府官员和科研人员的利益联系，那是腐败的温床。

    唐安国介绍道，国外的科技拨款委员会是个松散的独立的中介机构，不属于政府，不是常设机构，里面更多的是鉴定专家，对申请项目实行匿名打分。专家是随机抽取的，谁的分值高给谁经费。专家信息是不公开的，所有的评审不留下姓名。工作人员是轮换制，不让他们在这个岗位上时间太长。工作人员一旦透露专家名单，就要受到法律制裁，属于犯罪范畴。

    二是加强流程的审计监管。

    大项目必须由独立的非政府机构公正审计。所有项目都要进行过程管理和过程监督。唐安国指出，不能让学校自己查自己。因为经费争来不容易，如果管得太多，研究者会将经费打到合作单位里，进来100万，我打出去80万，我在外面用，你学校财务管理不了。为了防止资金外流，学校只好放宽点要求，毕竟这是他争取来的科研经费，而且这是学校的“身外之财”，学校往往睁只眼闭只眼。

    三是政府应该冷静看科研热，不能以搞运动的方式搞科研。

    高校科研院所和政府部门要防止假的科研。在推动科研的同时，要紧紧把握实际，不能追求形式。如果是基础研究，研究成果应该由同行说了算，政府不能插手；如果是技术研究，政府可以设立制度鼓励其产业化，但效果应该让市场说了算，政府不要越位，更不能为了政绩而“逼”科研成果
 
徐冠华:取消院士制度不妥 严禁课题费提成现象 
 
来源：新京报

  科技部将监督科技财经制度执行，严禁课题费提成等现象。
    昨日，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回答本报问题时表示，取消院士制度不妥，但院士制度有必要完善。

    去年年底，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前后，学术界出现了一场关于“院士制度存废”的争议。昨日，徐冠华在列席全国人代会前接受媒体采访，表达了自己对争议的看法。他首先肯定了院士制度的作用，“院士制度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是一个很好发挥了学术作用的团体。”同时，他也没有回避院士制度存在弊端的现状，表示对改革持积极态度。他说，“我希望和其他院士一起来讨论，如何完善院士制度，这是很必要的。”学术打假也是近来备受关注的话题，徐冠华回应本报提问称，现在正在进一步修订科技评价和科技奖励办法，通过政策的调整来鼓励科学家在不同的领域，采取不同的机制进行学术研究。他举例称，如基础研究、前沿高技术研究，要鼓励科学家向国际高水平看；而面向市场的应用型开发，惟一的评价标准就是市场竞争力、市场效益。

    他称，以上方式是要“引导科学家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但他提出，与此同时要严格管理，对财经制度执行实行有效监督，严格禁止拿课题费提成等现象。（记者赖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