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造假”风波多棱镜

【字体: 时间:2008年01月29日 来源: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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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荣辱转瞬,对于有着“杂交水稻之母”声誉、现年66岁的谢华安而言,或许此刻最有体会。   2007年12月27日,就在其正式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当天,他所在的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的两名退休人员,致函著名的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矛头直指这位新晋院士存在严重的学术造假行为。

  与道德的荣辱相比,如何实现体制的良性转变,才是最重要的



谢华安之“病”

  所谓荣辱转瞬,对于有着“杂交水稻之母”声誉、现年66岁的谢华安而言,或许此刻最有体会。

  2007年12月27日,就在其正式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当天,他所在的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的两名退休人员,致函著名的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矛头直指这位新晋院士存在严重的学术造假行为。

  此后,这事件被《南方都市报》披露,并经网络广泛传播之后,几乎成为近期最具争议性事件之一。举报者称谢华安在撰写相关论文和书籍等学术行为中,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端行为。

  举报者称,在2005年年初出版的《汕优63选育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本来洋洋洒洒78万字的著作,是由该所20多名中青年科技人员执笔撰写,但最终的编著者一栏中,却仅有谢华安一人的名字。

  1997年,谢发表的《中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水稻良种——汕优63Ⅲ·光合特性与光能利用率》一文中,也在正文中未加注明的情况下,使用了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研究人员1989年发表在《江苏农业科学》上的多处关键数据。尽管谢在文末的参考文献中列出了江苏农科院研究人员的论文,但仍未说明究竟“参考”了哪些部分。

  无论按照欧美国家严格的学术规范,或者是国内相关条文,姑且不论举报者动机如何,谢的行为,都的确有学术造假嫌疑。从这个意义上,质疑其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公正性,也是应有之义。

  毕竟,作为中国学术界的至高终身荣誉之一,院士的头衔并不是中国科学院可以私相授予的。

  鉴于早在2007年10月份,中国科学院就曾经针对这些举报,委派包括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张启发教授在内的三位院士赴闽调查。那么,现在,中国科学院就有义务公布之前的调查结果,并对院士遴选流程的种种疑问做出解释。

  但遗憾的是,中国科学院却至今没有公布调查详情;而公众对于这一事件的讨论,也多徘徊在失衡的边缘。

  无论谢华安在书本或者论文中给出的答案如何,学术品德如何,他在稻田中给出的答案都是真实的:

  虽然对于公众而言,其名气远逊色于另外一位杂交水稻育种专家、“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但这个福建省龙岩市农业学校毕业的中专生,却一手催生出了“汕优63”这个造福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水稻品种。

  作为20世纪推广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品种,“汕优63”连续16年保持了产量第一。对于崇尚“以粮为纲”的中国而言,这一贡献无疑是不可磨灭的。

  有人甚至以为,在1994年,当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Lester  R  Brown)提出“谁来养活中国?”(“Who  will  feed  China?”)的拷问时,正是这样一批田野中的科学家给出了一个响亮的回答。



异化的荣誉

  当然,批判一个人学术道德败坏、学风恶劣,是非常简单的;但是,或许我们不要忘记,个人的堕落总是有极限的,但集体或者是制度却可能没有。

  1994年,当中国科学院将学术终身荣誉,从原来的学部委员正式转变为科学院院士的时候,也许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在此后的岁月中,这个称号会承载这么多、这么丰富的内涵。

  1995年,随着中国工程院的正式脱胎,“两院院士”的称号开始变得一纸风行。在2007年年底完成两年一届的增选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数量目前都已经突破了七百大关,可谓盛况空前。

  但和繁荣一并伴生的,则是异化。

  虽然院士制度本身源于欧美教育和学术理念,但在中国,却是在整个学术体系最初“苏联化”的土壤上结出来的“果实”。因此,土壤和果实的习性之间,一开始就注定存在天生的罅隙。关键或许在于:谁影响谁,谁改变谁。

  在很多人看来,这种结局也许是注定的,那就是“虚无”的学术荣誉,终究难抵真金白银的“体制性遗产”的诱惑。

  和欧美专业性学术体制不同,在中国的科研和教育界,骨子里还是行政化的学术体制。任何学术行政手段,由于其大多不是在专业内部通过同行评议达成共识,往往更需要寻找一个合法性的“支点”。

  这个“支点”,首先条件就是必须对这个体制内的操作者,具有足够的保护性。也就是说,这个“支点”,最起码在公开的语境中,是可以最大程度地消除决策者个人的主观“恶意”的,就像自然环境中的“拟色”一样。

  在“科教兴国”的大背景下,院士制度诞生之前,也有很多颇有些灰色意味的“支点”,比如出身名校、师从大家或者海归背景等,在决定各种奖项、职位以及课题时都举足轻重。但这些话语,毕竟用起来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不大上得了台面。

  现在好了,有了院士这个集“众家之长”并具备法理正统性的“金牌支点”,江湖可以鼎定了:一个世界是有院士背景或者血统的,另外一个则是没有的。

  把一个项目下放给院士或者利益相关者,同时也意味着行政化风险的释放:因为一旦成功,是领导和组织有力;一旦失败,则是国情使然,难免的学费。潜台词是:“连院士都不行,况竖子乎”,自然非行政之过也。

  正是因为这个“支点”有此奇效,故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之后,中国工程院院士也随即跟上;到了2006年中,就连一向被认为“文无第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启动了类似院士制度雏形的学部委员制度。



神坛还是祭坛?

  中国科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员,曾经对《财经》记者戏称,在行政和院士的双重“割据”之下,中国学术界已经少有“自由民”的生存空间。

  话虽有俚语之嫌,但其中的深意,对于决策者而言,却不可不查。

  正是因为一旦有了院士身份,就有“吸星大法”一样的效用。因此,在中国的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院士评选早已经从个人性质的、非盈利性质的自愿性行为,演变为规模宏大的有组织的、功利性的自觉行动。

  各个大学,无不以拥有的院士数量多寡来论短长,如同以拥有的博士点、重点学科或者实验室来论衡一样。

  当然,美国的大学也有类似的竞技行为,可目的相对单纯,只为招徕全球优秀才俊;而且,往往比的是诺贝尔奖得主或者数学上等量的菲尔茨奖。许多人都知道哈佛曾经出过43个诺贝尔奖得主,加州大学伯克利目前也拥有7位诺贝尔奖得主,但知道它们分别有多少院士似乎不多。

  更何况,即使对于美国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言,其所拥有的物质上的“优先权”,与中国院士相比,往往也是少得可怜的,更不会形成在学术界的某个领域事实“割据”的局面。

  没有人知道,像谢华安这样屡次申请,并转战于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之间的人,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心境。坚持这种选择的到底是胸有凌云志,或者是心有不甘?或者就象很多战争一样,一个人就可以轻松地发动它,却根本无法阻止它按照惯性继续下去?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谢华安有理由觉得委屈。在院士这一群体中,固然学术成就和品格令人尊敬的学者众多,但因出身名门得之者有之,先入仕后居高临下得之者亦有之;更可能有在实践上既无做出巨大贡献,在理论上也无重大突破,最后也稀里糊涂得之者。

  无论如何,在院士制度这面多棱镜面前,这种起于田亩之间的老人,都有着其悲情的一面;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使得网络上不乏为之鸣冤者。

  在过去的这些年中,院士制度已经饱受批评,谢华安学术造假风波,仅仅是一个最新的注脚而已。种种迹象显示,它没有太大的可能性,成为举足轻重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为现在的公众批判,往往仍然过于关注从神坛走向祭坛的个人;与道德的荣辱相比,或许,如何实现体制的良性转变,才是最重要的。

  哪怕仅仅是个开始,也总比把万千标枪投向一个被异化的对象,更加值得欣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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