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引用期刊聚焦中国医药

　　

《柳叶刀》杂志出版关于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系列文章
2008年10月20日，《柳叶刀》杂志、北京大学医学部和中华医学基金会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公布了一项关于中国和全球医药卫生的空前的科学合作。《柳叶刀》杂志的这组关于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文章由19篇约稿研究论文（7篇论文和12篇评论）组成，它们集合了关于中国面临的重大卫生挑战及其卫生战略以及中国的卫生未来的最新科学证据。该组文章是由63名科学家组成的一个团队撰写的，其中中国科学家占了作者数量的2/3，他们与来自10个不同国家的一个国际团队进行了合作。该组文章的目的是启动《柳叶刀》杂志与中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长期合作，其中包括至关重要的合作者，例如中国国内外的科学家。这一合作的目的是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医药卫生体制、它的成就和困境，并培育科学和制度上的联系，从而促进中国人民的健康。

下列人士将在发布会上进行主题演讲：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教授；卫生部长陈竺；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以及卫生部原副部长王陇德——他们也都是该系列文章中的科学论文的特约作者。其他演讲者包括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教授、中华医学基金会主席Lincoln Chen博士、《柳叶刀》杂志主编Richard Horton博士、美国医学科学院院长Harvey Fineberg博士，以及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韩卓升（Hans Troedsson）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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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

发布《柳叶刀》杂志系列文章的新闻发布会将于10月20日星期一上午11点（北京时间）在人民大会堂的重庆厅举行。欲参加发布会的人员必须联系[e-mail]从而获得邀请函和停车许可。否则他们将无法进入人民大会堂。
欲获取更多信息，请联系《柳叶刀》杂志的新闻官Tony Kirby，电话：[phone]，电子邮件：[e-mail]。

 

中国新的器官移植条例将满足国际标准
中国超过90%的移植器官是从被执行死刑的犯人身上获取的，而此前中国器官移植缺乏管制的增长为其他的器官捐献者提供了一种获取经济补偿的气氛。但是中国政府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通过设立严厉的处罚从而禁止了经济补偿，而且还引入了其他一些预防措施。该条例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赞扬。围绕中国器官移植的一些问题在《柳叶刀》杂志的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系列文章中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得到了讨论，它是由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及其同事撰写的。

新的条例引起了2007年的来自死亡捐献者的移植大量减少，而来自活体器官捐献者的移植数量增加超过一倍。过去3年移植数量的总体下降是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组作者说：“必须设立器官移植的组织体系，从而负责领导、贯彻和审计，并设定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必须开始利用强有力的数据收集方法对器官接受者进行登记。捐献、器官的使用和患者的选择目前是以医院为基础的，没有统一的标准，需要一个用于获取器官、公平分配器官和选择患者的透明系统。 ”

中国正在为这个新的器官移植阶段制定管理规定，它将主要遵从国际标准，并结合文化差异，例如，关于脑死亡的法律将会包含尊重家族意愿的文字，特别是当这些意愿建立在整个遗体需要土葬的宗教信仰之上的时候。这组作者总结说：“尽管死刑数量急剧减少，中国仍然存在死刑。社会发展的长期目标是废除死刑，但是在那之前，管理规定需要保护犯人的权利和愿望，并把器官移植项目和监狱系统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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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洁夫，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电话：[phone]，电子邮件：[e-mail]

评论全文： http://press.thelancet.com/chinaorgan.pdf

中药的未来：以疗效为先导的方法？
中药的未来可能经历研究转向一种以疗效为先导的方法。但是许多穷人（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其他国家的人）依靠草药用于基本卫生保健，而且这些疗法缺乏疗效的可靠证据，这可能会加重穷人在获取有效卫生保健方面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性。这些问题在《柳叶刀》杂志的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系列文章中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得到了讨论，它是由中国香港中文大学的唐金陵博士及其同事撰写的。

尽管随机化试验表明了一些中药疗法的疗效，大多数接受评估的中药疗法的疗效仍不确定，这常常是由于试验的方法学质量低造成的。这些试验用中文发表，西方医生无法获取它们，而且常常没有包括系统评价。这组作者说，通过采用临床试验报告统一标准(CONSORT)指导方针的减少偏差的原则可以改善中药试验，同时，患者、干预手段、对照和结果必须仔细加以选择，从而保证结果的临床价值。在对照问题上，这组作者指出：“重要的是把中药和安慰剂或已经证明有效的干预手段进行比较。”他们还说：“一个现实的挑战在于如何解释和归纳用传统方式给药的中药试验的发现，在这种方式中，同样的患者随时间的推移而接受不同的治疗。”

这组作者说中医从业者或西方医学从业者之间的国际合作和对话对于进一步改善中药试验的质量和显著性具有重要意义。他们还指出中药有一些不良反应，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污染和不正确的使用，而不是草药本身固有的风险”。他们提到的一个例子是服用原始的或未经处理的附子，它对心脏有毒，而且可以导致严重心律不齐。这组作者说：“在一个怀疑的环境中，因为不良反应而不是收益-害处的比例而拒绝有效的疗法，这将是一个错误。”

他们总结说：“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超过80%的人口依靠草药用于基本医疗保健。这些疗法疗效的缺乏很可能会加重穷人在获取有效卫生保健方面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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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金陵博士，中国香港中文大学。电话：[phone]，电子邮件：[e-mail]

评论全文： http://press.thelancet.com/chinatradmedicine.pdf

中国改善了母婴健康，但是未来必须解决卫生可负担性的问题
中国在提供母婴保健服务方面做得很好，但是在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和制止吸烟方面做得不好。中国的卫生体系还必须解决数量众多的家庭因为就医而在财政上陷入困境的问题。这是《柳叶刀》杂志的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论文的作者得出的结论的一部分，该论文是由美国马萨诸赛州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刘远立博士及其同事撰写的。

在这项衡量中国的医药卫生体制绩效的全面研究中，这组作者使用了两个主要的指标：卫生服务的覆盖率（即需要某种服务的人们在何种程度上确实得到了该服务）；以及卫生服务的可负担性（即家庭大病医疗支出和由于无力支付而放弃医疗的发生率）。该研究的主要发现包括：

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女性的住院分娩率从1993年的20%上升到了2003年的62%；然而2004年高血压治疗的有效覆盖率对于城市人口只有12%，对于农村居民是7%。尽管在2003年45%的城市男性和50%的农村男性是规律吸烟者，其中只有5%-6%试图戒烟。至于卫生保健对家庭财政预算的影响，14%的城市家庭和16%的农村家庭在2003年出现了“大病”医疗支出；15%的城市家庭和22%的农村居民在获取卫生保健方面面临可负担性的困难。

这组作者说，尽管在1993年到2003年间，医疗保险覆盖率在城市和农村都增加了，“根据2003年居民自述放弃治疗或由于担心费用而提前出院的比例，我们可以推断出2003年有4.38亿中国人面临可负担性的困难……可负担性的困难在农村地区更加恶化。此外，在卫生系统覆盖率和卫生保健可负担性措施方面，各地区之间和地区之内都存在很大的不平等。低收入的人们不仅比高收入的人们得到的卫生系统覆盖更低，而且在生病时不使用卫生保健服务或面临大病医疗开支的可能性也更高。需要对中国目前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举措对绩效指标的直接效果进行评估，这些指标还存在显著的数据缺口”。

他们总结说：“我们证明了中国急需构建一个更加全面的在全国和地方具有代表性的数据集（不论是一个群体还是重复截面）从而正确地监测和评估卫生政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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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立博士，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美国马萨诸赛州波士顿。电话：[phone] (美国波士顿); [phone] (中国)，电子邮件： [e-mail]

论文全文：http://press.thelancet.com/china7.pdf

中国实现其卫生目标必须解决自费支出和保险问题
高额的自费医疗支出、不断增加的费用和为所有人提供充足的医疗保险的进程停顿已经阻碍了中国实现其卫生目标。但是政府决心解决这些问题——它已经显著增加了卫生开支，而且正在承诺到2010年实现100%医疗保险覆盖率。《柳叶刀》杂志的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系列文章的第六篇论文涉及了这些问题。该论文是由美国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的David de Ferranti博士及其同事撰写的。

自费支付的开支占全部医疗开支的比例从1980年的20%上升到了2000年的59%，之后下降到了2006年的49%。这高于和中国相比较的几个国家的水平：韩国（45%）、瑞典（16%）、日本（15%）和法国（11%）。一次入院的平均费用如今相当于中国的人均年收入，而且是中国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年平均收入的2倍以上。35%的城市家庭和43%的农村家庭在承担卫生保健方面面临困难，而且常常不使用卫生保健服务。这组作者说：“需要做出重大变革从而减少医疗服务机构对患者付款的依赖，并将其用预付费保险范围取而代之，然而这种变革尚未蓄势待发。目前迫切需要在这方面优先推进，并且承认，正如其他国家所认识到的，完成这种艰难的转变是一个长期而有时面临困难的过程。”

改善医疗保险覆盖率与平等和降低自费支出是携手进行的。政府保险制度在近年来已经扩展，然而许多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提供的保险在所涵盖的服务和费用比例方面比中国更广泛；另外，中国人口中卫生保健支出相对于其可支配年收入过高的人口比例比经合组织成员国高得多。这组作者说这些差异需要进一步研究。

中国必须有力地解决不断上升的费用以及资金的分配问题。这组作者说：“只要继续按照当前的按服务项目一次一付的医疗费（fee-for-service）原则向中国的卫生保健提供者支付报酬，不断攀升的费用甚至将破坏设计得最好的改革。”目前的安排意味着卫生保健提供者可以开出不适当的药物或者安排手术从而追逐利润；这组作者审视了几个国家使用的按患者每次发病（per-patient-episode）的体系，采用该体系的韩国减少了14%的费用和6%的住院天数。由于目前的体系侧重于城市医院（它们得到了超过半数的卫生资助），而乡村卫生诊所和社区卫生中心得到的资助不成比例地少，资金如何分配亟需加以关注。泰国等国家把更多的资源转向了诊所，它们展示出了令人鼓舞的结果。这组作者说中国可以注意哥伦比亚、泰国和墨西哥的例子，这些国家尽管面临困难，但是都成功地显著增加了覆盖率。

这组作者总结说：“挑战令人生畏，但是中国拥有巨大的力量可供运用……一旦中国的领导阶层对改变方向提供全面支持，中国的设计、制定和贯彻实施新政策和新项目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而且远远超过了许多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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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de Ferranti博士，美国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电话[phone]，电子邮件： [e-mail] / [e-mail]

论文全文： http://press.thelancet.com/china6.pdf

改善医生和护士的分布以及吸收医学毕业生进入卫生工作者队伍
……是中国的优先事项
解决医生和护士分布不均和确保医学毕业生进入卫生工作者队伍的政策是中国寻求到2020年实现“健康中国”目标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优先事项。这是《柳叶刀》杂志的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系列文章的第五篇论文的结论。该论文是由英国牛津大学的Sudhir Anand教授及其同事撰写的。

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不同，中国拥有的医生数量比护士多。来自2005年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有190万执业医生和140万执业护士。中国的大多数医生（67.2%）和护士（97.5%）最多仅仅接受过大学专科或中学水平的教育，而城市地区的医生密度是农村地区的2倍以上，对于护士，这个差别是3倍。分析显示，让医务工作者的密度增加1%可以导致新生儿死亡率下降0.133%。这组作者说：“只有通过国家或省级政策建立有效的激励政策从而让医务工作者特别是医生留在农村卫生服务站工作，才能纠正这种分布不均。”

接受医务工作者训练但是没有作为医务工作者被雇佣的人数明显过剩。这组作者估计，在2000年-2005年期间，医学和与卫生相关的教育项目培养的毕业生中有将近100万人没有进入医务工作者队伍。其中许多人可能转而进入了制药或生物技术产业。这组作者说：“这种不匹配提示了中国对教育投资的分配不够理想；它还提示需要改善卫生部和教育部之间的协调。”

最后，为了最好地满足其人民的需求，中国面临着教育项目多样性和技能组合方面的挑战，例如，一位医生可能不需要8年的训练用于服务农村人口的基本卫生需求，然而这种训练对于在大城市医院成为一名专科外科医生是必须的。这组作者说：“在这场关于为医生训练和资格设立统一的国家标准的辩论中没有清晰的答案。”

他们总结说：“尽管近年来医生和护士的毕业人数有了很大的提高，严重的分布问题仍然存在。随着政府寻求到2020年实现其‘健康中国’的目标，它的医药卫生改革的目标应该是促进平等和普遍获取基本卫生服务。这就要求每一个中国家庭——生活在贫困县或富裕县、生活在农村或城市地区的家庭——都能够获取经过适当训练和支持的卫生工作者的服务。”

由北京大学的张大庆博士和德国柏林Charite医学院的Paul Unschuld撰写的一篇陪同的评论文章讨论了中国自1968年以来的赤脚医生项目，它有效地降低了成本，并为农村人口提供了及时的治疗。他们总结说：“新型合作医疗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赤脚医生项目的实验，它将担负起中国农村农民卫生保健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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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hir Anand教授，英国牛津大学。电话：[phone]，电子邮件： [e-mail]

张大庆博士，中国北京大学。电话：[phone]，电子邮件： [e-mail]

论文全文： http://press.thelancet.com/china5.pdf

执行交通法、限制杀虫剂获取和教儿童游泳
……都可以减少中国的因伤死亡
2008年5月的汶川地震引起了人们对于中国的一个重要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未受重视的与伤害有关的死亡和疾病问题的关注。最有可能大量减少伤害死亡率的低成本预防措施是执行关于禁止酒后驾车以及使用安全带和头盔的法律、限制强效杀虫剂，并教儿童游泳。这是《柳叶刀》杂志的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系列文章的第四篇论文的结论。该论文是由中国北京回龙观医院兼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费立鹏（Michael Phillips）教授及其同事撰写的。

伤害导致了中国所有死亡的10%以上和所有因早死而造成的潜在生产力损失年数的30%以上。和交通有关的伤害（主要是骑自行车的人和行人）、自杀、溺水和跌落占了所有伤害死亡的79%。农村伤害死亡率是城市的2倍，而男性的伤害死亡率是女性的2倍。尽管从1987年到2006年与交通有关的死亡率增加了81%，总体伤害死亡率却下降了17%，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这个时期令人惊奇却无法解释的自杀率下降57%。自杀率下降的可能原因包括该国穷人的财政前景改善以及减少了对剧毒杀虫剂的获取。服用杀虫剂是自杀的最常见手段，但是由于迅速的城市化以及大批人从农村前往城市务工，与杀虫剂有关的自杀行为的自杀率和病死率可能下降了。女性自杀率相对较高的可能原因是，如果自杀使用的方法是服用杀虫剂，打算死去的意图不高——这在女性中间更常见——的个体的自杀行为常常导致死亡。

中国的多数人口靠近河道，再加上很少一部分人知道如何游泳，这导致了许多人溺水而死。在15岁以下儿童中，54%的伤害死亡是由于溺水。农村的溺水率是城市地区的3倍。

这组作者总结说：“中国拥有财政资源、组织基础设施和公共支持，用于迅速应用来自高收入国家的经验从而实现防控伤害的国际最佳实践标准，并成为面临类似困难的其它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一个模范……最有可能大量减少伤害死亡率的低成本预防措施是执行关于酒后禁止驾车以及使用安全带和头盔的法律、限制最强效杀虫剂的获取，并教儿童游泳。中国需要改善对致命和非致命伤害的监测，促进跨部门合作，建立制度能力，而且最重要的是动员社会支持和政治意愿从而对预防措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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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立鹏教授，中国北京回龙观医院兼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电话：[phone]，电子邮件：[e-mail]

论文全文：http://press.thelancet.com/china4.pdf

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吸烟者是中国男性：这只是中国与慢性病斗争的一部分
如果中国要停止与慢性病有关的卫生和经济的定时炸弹，预防措施必须位于中国与慢性病斗争的中心位置。必须针对饮食中的脂肪和食盐的摄入、吸烟和缺乏体育锻炼采取措施。这是《柳叶刀》杂志的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系列文章的第三篇论文的作者的结论，该论文是由位于中国北京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杨功焕教授及其同事撰写的。

在1950年-1990年期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迅速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传染病的控制；但是自从1990年以来，预期寿命稳定了下来，这是由于慢性病的出现。心脑血管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炎（COPD）和癌症造成的死亡占所有死亡的比例已经从1973年的47.1%增加到了2005年的74.1%。这种变化背后有两大力量——首先是上述预期寿命的迅速增长让中国拥有了一个老龄化的人口，其次是几个高危行为的更加猛烈的增长。

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体现在从1982年到2002年间中国城市人口每天的饮食脂肪水平增加了25%、农村人口每天的饮食脂肪水平增加了将近100%，这增加了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风险；在同一时期，随着饮食中的粮食水平下降，肉类消费也增加了。大约1.77亿成年中国人以及18%的成年男性有高血压，每天食盐摄入量高（许多人超过12克）被认为是一个原因。尽管在1982年-2002年间每天的总体热量摄入大体保持稳定，这段时期里中国人超重和肥胖人数的增加导致了一个结论，即体育锻炼水平一定减少了。最后，烟草仍然是中国人健康的一个灾害——全世界1/3的吸烟者是中国男性，在男性人群中的吸烟率是60%。由于女性吸烟者面临的社会禁忌，女性吸烟率更低，大约是5%。

慢性病负担带来的成本很可能是巨大的，而且将包括诸如医院和医疗费用以及和护理相关的旅行的直接负担；还包括诸如更低的生产力和过早死亡带来的间接成本。这组作者说，除了能减少自费开支以及确保护理以一种在财政上最有效的方式供给，“预防优先对中国是最好、最重要和最合适的格言以及恰当的策略……卫生部必须培育比生物医学科学更广泛的技巧和能力。例如，高血压和烟草可以被定为卫生的优先事项目标。减少食盐摄入应该成为一项全国运动。”

这组作者呼吁把中国已经加入的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转化成政策。他们总结说：“正如中国有能力比其它国家用更短的时间控制传染病，今天它也有机会减少慢性病对该国造成高昂的卫生和经济影响的时间……预防和控制慢性病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任务，但是并不比中国的悠久历史上、特别是过去50年中面临的许多挑战更加巨大而复杂。”

在一篇陪同的评论文章中，中国长沙中南大学的肖水源博士和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的Matthew Korman博士讨论了中国的吸烟行为，并指出中国只有3%的女性每天吸香烟，相比之下男性每天吸烟的比例将近60%。他们说：“如果目前吸烟的趋势继续下去，1亿中国男性将在2000年到2050年之间[因为和吸烟有关的病因]死亡，其中许多人的家庭成员大量花费终生积蓄拼命试图为他们治疗。”他们相信人类学研究对于开发创新的干预手段从而减少中国吸烟流行并减少其它不健康原因有着实用价值。他们总结说：“人们恰如其分地对北京举办了一届无烟奥运会给出了一连串赞扬。如今是有远见的男性和女性迎接一个无烟的中国的时候了。”

在即将举行的第三届《柳叶刀》亚洲医学论坛*上将就中国的慢性病挑战进行进一步的集中讨论，该论坛将在2008年11月14日至16日在北京召开。论坛将把焦点放在中国的首位死亡原因中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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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功焕教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北京。电话：[phone]，电子邮件：[e-mail]

肖水源博士，中国长沙中南大学。电话：[phone]，电子邮件：[e-mail]

中国的早期监测系统可能在预警世界禽流感大流行方面起关键作用
中国的传染病早期预警系统可以实时发现人类禽流感群发，因此可以向政府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提供禽流感大流行开始的早期预警。这是《柳叶刀》杂志的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系列文章的第二篇论文得出的结论中的一部分，该论文是由中国卫生部的王陇德教授、位于中国北京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吴尊友教授及其同事撰写的。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立以来，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从建国之初的35岁增长到了2000年-2005年的72岁。同期的新生儿死亡率从200例/1000活产新生儿降低到了23例/1000活产新生儿。这组作者说：“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可能是由于传染病发病率的显著减少。”中国政府拥有针对27种传染病的报告系统，自从2003年起已经使用了基于网络的报告方式，而且涵盖了所有主要的传染病，诸如艾滋病、梅毒、脑膜炎和肝炎等传染病。2006年，结核病、乙型肝炎、痢疾、梅毒和淋病占了这27种疾病的超过450万报告病例的86%；而结核病、狂犬病、艾滋病、肝炎和流行性乙型脑炎占了因为这27种疾病而死亡的10726个病例中的9439个病例（88%）。

被证明有效的策略，诸如改善水供应和卫生设施、改善采血和改善对苍蝇、螨类和啮齿类动物的控制都对中国政府减少传染病影响的工作有帮助。特别成功的例子包括结核病的预算在2000年-2005年间增长到了2000年的7倍，结核病的检出率增长到了80%，这些病例的92%得到了成功的治疗，超过了2005年的世界卫生组织的目标。中国是结核病负担严重的四个国家中唯一一个实现该目标的国家。

中国政府从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的流行中学到了很多，并改善了针对不明原因肺炎的报告系统。它用一个即时的、实时的网络报告系统取代了从地方疾控中心到政府的冗长的“链条”报告系统，前者要求每一个不明原因肺炎病例需要在24小时之内上报，如果必要的话还要加以隔离。这个监测系统在2005年-2006年期间从236例不明原因肺炎中发现了21例人类禽流感病例。

这组作者总结说：“为一场大流行做准备将需要所有国家的各部和各机构之间的高度协调，还需要国际社会的财政和技术支持。中国可以领导监测和响应系统的开发，为其它发展中国家树立一个榜样。”

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的张孔来博士及其同事撰写一篇陪同的评论文章把重点放在了中国的艾滋病流行上，由于“在性观念和性行为上的显著变化，以及在过去20年中性产业的迅速增长”，艾滋病流行的势头已经增长。他们总结说：“中国在对抗艾滋病的时候也需要动员和让民间团体参与，而且还要鼓励艾滋病研究、治疗、护理和预防的跨学科方法。”

还有一篇评论文章讨论了血吸虫病的衰落，这是一种慢性的使人衰弱的疾病，在中国的热带地区地方流行，而且主要影响贫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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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尊友教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北京。电话：（办公室）[phone]，（手机）[phone]，电子邮件：[e-mail]

张孔来博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北京。电话：[phone]，电子邮件：[e-mail]

论文全文： http://press.thelancet.com/china2.pdf

中国面临卫生平等问题的令人生畏的挑战
但是中国有办法扭转这些问题
近几十年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同时，中国也因为卫生下滑以及贫富之间卫生鸿沟的不断加大而闻名。然而这种经济繁荣意味着中国比其他国家处于一个克服卫生不平等的更有利的地位上，因为它应该有能力承受医药卫生体制的重大改革。这是《柳叶刀》杂志的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系列文章的首篇论文的作者得出的结论中的一部分。该论文是由位于美国马萨诸赛州坎布里奇的中华医学基金会的主席Lincoln Chen博士、英国利物浦大学的Margaret Whitehead教授及其同事撰写的。

中国存在一些和卫生相关的不平等，例如，农村最贫困社区的新生儿死亡率几乎是最富裕社区的5倍——分别是123例/1000活产新生儿和26例/1000活产新生儿。而尽管在上海这样的富裕城市的期望寿命在1981年-2000年期间已经增加了5.2岁（从72.9岁到78.1岁），在最贫穷的省份之一的甘肃从66.1岁增加到了67.5岁，仅仅增加了1.4岁。

这组作者说中国正在面临着令人生畏的平等问题的挑战：这是一个三种强化力量相互令对方恶化的恶性循环。首先是市场失灵和政府管理不足——诸如医生利用他们的知识开出不合适却可获利的手术和药物；政府投资不足，因此需要自费支付的卫生保健费用增加，这让最贫困的人群受到的冲击最严重；以及政府医疗保险制度的失败。第二是卫生的社会因素在分布上有很大的不平等。中国最富裕的县的政府开支是最贫穷县的48倍。大城市96%的人可以获得安全的饮用水，但是在贫困地区只有不到30%。从农村到城市地区的移民得到的卫生保健非常不足，大城市的移民妇女的孕产妇死亡率和城市常住居民的孕产妇死亡率有很大的差异。最后，中国政府需要解决公众关于公平和信任的观念问题。随着经济的繁荣，公众对财富和卫生服务的分配不公的不满也在加剧，特别是公众担心不断增加的自费支出。

这组作者说中国政府正在建立起一个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和两个城市医疗保险制度，而且已经承诺提供更强的公共财政支持；他们还说必须不能鼓励公立机构寻求利润从而保持活力。他们总结说：“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能力正在迅速增长，因此它应该有能力承受重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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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aret Whitehead教授，英国利物浦大学，电话：[phone] 或 [phone]，电子邮件： [e-mail]

论文全文： http://press.thelancet.com/china1.pdf

报告帮助促进中国未来的卫生进步
《柳叶刀》杂志关于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是由《柳叶刀》杂志主编Richard Horton博士、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教授、世界卫生组织的Tim Evans以及位于美国马萨诸赛州坎布里奇的中华医学基金会的主席Lincoln Chen博士联合撰写的一篇评论。

这篇评论文章把该系列文章的所有主题贯穿在了一起，并总结说：“该报告的目的是启动《柳叶刀》杂志与中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长期合作，其中包括至关重要的合作者，例如对于与中国同行合作有强烈兴趣的中国之外的科学家。这一合作的目的是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卫生体制、它的成就和困境，并培育科学和制度上的联系，从而促进中国人民的健康，并改善对中国人民的健康不利的社会和环境因素。我们正处于这个关系的起步阶段。我们希望我们的报告有潜力促进改善中国的人类健康和福利的进程。”

由中国卫生部长陈竺撰写的第二篇评论文章审视了中国对生物医学科学技术的投资，还讨论了临床试验对于检验中药效果的重要性。他总结说：“通过将中国的临床资源和研究力量结合起来，同时建立一个考虑到伦理、法律和社会投入的环境，中国的转化研究能力将得到改善。在鼓励本土创新的同时，中国需要通过人员交流和联合项目进一步扩展国际合作。我们相信所有这些因素将对21世纪公共卫生的改善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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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coln Chen博士，中华医学基金会，美国马萨诸赛州坎布里奇。电子邮件：[e-mail]

陈竺，中国卫生部部长，中国北京，以及中国上海的瑞金医院，。电话：[phone]，电子邮件：[e-mail] / [e-mail]

《柳叶刀》新闻办公室 电话：[phone] ，电子邮件：[e-mail]

评论文章的全文： http://press.thelancet.com/chinaintro.pdf

整个评论部分的文章：http://press.thelancet.com/chinacomment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