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关博士生导师遴选有两则消息：一则是郑州大学副教授也可以当博导，包括《中国教育报》在内的诸多媒体多有报道；另一则是四川大学一教授因几次与博导擦肩而过愤而罢教，网络上也传得纷纷扬扬。

 

副教授也可以当博导的改革举措，其实在国内已不是第一次，此前北大等高校甚至提出讲师也可以当博导。笔者更关心的是，为什么博导遴选会如此广受社会关注。

 

其实严格说来，博士生导师既不是一个行政职务或技术职务（如院长、教授），也不是一种学历或学位（如博士），只是一个承担培养博士生的岗位而已。据说博导一词在国外同行中并不被认可，人家看重的往往是博士或教授的身份。目前国内院校在博导遴选方面的改革，实际上也是在与国际接轨。

 

造成国内外这种理解上的不同的原因在于，过去我们更多地把博导看成一种荣誉：因为他们都是从有一定造诣的教授中遴选出来，博导也就成了所谓的“教授之上的教授”了。并且，伴随着这一荣誉的，还有工资住房福利等方面的差别。这也是一些教授即使没有科研项目和经费，也要想方设法评上博导的原因。由此看来，打破身份界限遴选博导的做法，无疑是对博导岗位属性的一种回归。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一些院校所采取的改革举措，想解决的是“有些博导没有项目和经费也招生，另外一些有科研项目和经费的教师却无法招博士生”的矛盾。但打破身份界限遴选博导的做法，解决的仅仅是“进口”问题。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提高，更多的应该是关注“出口”，即能不能培养出一个货真价实的博士来。也就是说，博导遴选之前，如何确保导师水平的货真价实，如何保证科研课题的价值取向，如何明确导师的指导职责，如何鼓励研究生科研创新等都应该是值得关注的。否则，聘任一位副教授为博导，与先破格提拔为教授再聘为博导，其区别又在哪里？

 

换句话说，打破身份界限遴选博导，只是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一个小前奏。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科学的评价机制，这些评上博导的副教授也未必不会养尊处优，甚至会带来新的矛盾。况且，对一个有浓厚兴趣和责任心的研究人员来说，对能否聘上博导都有一个理性的认识。没有当选中科院院士的袁隆平就曾说过：“我努力又不是为了当院士。”

 

顺便说一句，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学术研究的快乐远在物质追求之上。笔者并不反对提高博导的生活待遇，博导们的生活待遇也确有提高的必要。但将博导人为地定义为“教授之上的教授”，却无异于舍本逐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