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的评审、答辩及博士学位授予的见闻与变迁

　　

 李永丹的博客
1989年3月，在天津大学化工系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答辩时并没有获得学位证书，学位是在当年的9月份授予的，记得还开了会议，正式穿了黑袍子，那是天津大学第一次正式着装授予博士学位，吴咏诗校长还给拨了帽穗。那次授学位，实际上是两届博士生一起，但也只有20余人，在九楼大会议室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并不显得拥挤。记得获得的博士学位证书是024号。

答辩之前的学位论文评审，记忆深刻，研究生院要求寄出30份由同行评议，其中主审3份，要求所有评审意见都回来，才能答辩。这30份评审，几乎寄给了国内所有活跃的同行，当然名单是和导师张鎏先生共同拟定的，广泛评议的，是给的小同行，倒是三个主审，记得给的是大同行，研究生院有一个指导性意见，主审应该请博士生导师。那时博士生导师还不多。就难于都请到小同行了。记得好像这30份寄出以后不久，研究生院就发通知，减少到15份，大概发现30份收回来不易，所以虽然和梁斌师弟答辩时间相同，他送审的是15份。那时打电话还不便，不能事先预约，评审时间很长。过了几个月，30份倒是收回来了，也绝大部分通过，评价很高。也有的前辈先生回信说，你们做催化剂机械强度，跟催化原理不相干，我不想学习新领域了，故不参加评审了，只好中间换一个评审。其中一个主审意见认为论文不够科学，不通过，于是又增加了两个主审，这样得到审稿意见，几个月就过去了，所以就和师弟一起答辩了。

当时准备答辩，如临大敌，因为请了持否定意见的主审前辈做答辩委员，但是准备的交锋并没有发生，曾经否定论文的老前辈说，听了讲解，感觉好多了，还是有新观点和立论，博士论文成立。当然，答辩还是讨论激烈，充分体现了Defense的概念。7位老先生毫不留情，出言如矢。回答也言辞激烈，捍卫观点。7位答辩委员中，有导师张鎏先生。

90年去了荷兰，到Twente大学Julian Ross教授的实验室临时工作，参加了几次博士论文答辩，虽然答辩用的语言是荷兰语，听不懂，但有朋友在旁边翻译，也有好朋友答辩，参与了准备工作，还是了解了总的过程。

到Twente最先接触和感觉不同的，是那里的博士论文，所有博士论文都印刷精美，都有书号，是正式出版物，这和当时国内不同，我们的论文是好不容易找到的打字点做的胶印本，更谈不上书号，这个至今还没有。那里的论文除了正式的一本完整论文以外，还附送两个(几个）印刷精美的附页，一个是答辩的时间地点和邀请，另一个是很特别的，是新博士对感兴趣的事物的评论，一般是针对不同事情的几句话，不超过一张纸的正反面，但一般很有思想，很震撼，据说是给Ph.D.(哲学博士)的依据。当然还有其他附页，比如答辩晚上的宴会安排等等。最不同的，是我们的博士论文上写导师为Supervisor(督导者)，Twente的论文上，导师被称作Promoter(提拔者)

博士生的答辩，和国内的一个人讲演和回答，几个评委提问，一些人听不一样。那里的答辩完全是一个晋升(Promotion)的仪式，丝毫没有Defense的味道。这个仪式，值得详细描述。

开始前，获得邀请的亲朋好友和同学同事在台下聚集，参加的什么人都有，甚至有怀抱中的小孩，答辩者穿燕尾服，两个俊男(美女)好友，也着燕尾礼服，作为侍应帮助整理投影片、幻灯机等。记得有的更正式，还带发套。到正点，一般是下午4点，会听得大厅右后方大门内，咚咚咚三响，回头看到，一黑袍镶红边正装老者，手持权杖，引导一队或5名或7名着黑袍正装教授(答辩委员),缓缓走向讲台，老者在上台前止步，离开大厅，一队教授走到台上呈扇形正襟危坐。答辩者在讲台正中开始演讲，演讲完成后，教授分别发言，至正点，老者再次进入大厅，在台下用权杖点地，咚咚咚三响，台上的教授起立，顺序下台，演讲者和侍应生亦尾随走下讲台。一队教授在老者的引导下离开大厅。约1刻钟后，咚咚咚三响，老者和教授再次出现，这时新博士跟在队尾，走到讲台，导师将学位证书颁发给新博士，仪式结束，联欢开始，一般时间不长，常常是同学和师兄弟一起，献上一首合唱颂歌。然后按顺序离开大厅，在侧厅是准备好的小吃和美酒，一起品尝聊天，一直到下午6点左右。晚间的宴会则是只有特别邀请的才去参加，参加者一般要自负餐费。

特别有趣的是，荷兰教授的黑袍子礼服，有很多讲究，没有教授职位的，可以做晋升委员会成员，但没有黑袍子穿，教授的袍子，有不同颜色的花边。直到四年前去荷兰，在Delft大学参加一个礼仪活动，穿了黑袍子，才有机会问朋友，不同的花边，有什么意义。原来这花边的形状和颜色，代表不同的学院，不同的系，还有专给客人穿的。记得那一次，和一个瑞士教授穿的袍子一样，因为都是客人。瑞士教授是荷兰人，摇摇脑袋，说“We are now a member of the Dutch Gang”。在催化界， “Dutch Gang”很有名，特指在世界各地工作的有成就的荷兰人教授和在荷兰工作过的教授，原来出处在此。一群穿黑袍子的黑帮。

在Twente参加的答辩次数多了，听出了点门道，原来教授们的提问，没有一点质疑的味道，都是赞誉之词，最后提出一个引导性观点请新博士评论。这那里是答辩，分明就是晋升仪式。说起这事来，Julian还吃了一惊，他说当然了，有什么奇怪，我们就是Promotion的仪式吗。弄的自己到惶惑了。原来受答辩(Defense)的概念影响太深。实际上人家根本不把这活动叫答辩。1997年回国后带的第一个博士生答辩，邀请Julian来参加，老先生兴冲冲的从爱尔兰赶来，参加了一次我们的真正的答辩，看老先生够扫兴的。聊起天来，老先生说，欧洲的博士答辩，基本上是一个仪式，评审已经是提问质疑的过程了。

后来到了法国，再后来到瑞士的法语区，都参加过答辩，程序稍微复杂一些，要有审稿，和会考(是有一个委员会的面对面质疑和考试)，但这会考是不公开的，公开的叫公开报告(Public Presentation)。有点像荷兰的仪式，但不着正装(西装还是要穿的)，报告以后，导师直接把学位证书授给新博士，参加者都是新博士的亲朋好友，授完以后，就是酒会和狂欢。法语区的仪式不像荷兰那面正式，但后面的酒会和狂欢要内容丰富的多。

回国做了教授以后，从97年后开始有博士生毕业(开始不是正式的博士生导师，学生是以先师张鎏先生的名义招的)。记得这时论文的评审人减少到了8个，但来源做了更具体的规定，要求8个人要来自于8个不同的单位。其中3个主审，要两个以上肯定意见。答辩委员会仍然和原来一样，是5或7位专家，导师一定是答辩委员。

大约在2000年以后，一个重大改革，导师不准做答辩委员会的委员了。开始很不习惯，坐在后面，又不能缺席，挺别扭的。到2005年左右，又一个重大改革，博士论文要盲审，也就是导师不能知道审稿人是谁，这是新的经历。据说是为了保证审稿人畅所欲言，公正评审。好在开始几年，送审的人数还较多，好像是6个，偶尔遇到一个不知所云的评审意见，也没怎么在意。谁想到，今年又有改革，评审人减少到了3个，几个博士评审意见回来，认真一看，有麻烦了。比如一个自己认为很优秀的博士生，一个评审人给了不及格。评审意见表上，对创新性一栏最有意见，扣分最多。这是怎么也想不到的。那么这个学生的论文创新性如何，他发表论文时的审稿意见都说明确创新。在送审博士论文的时侯，他的已经发表出来的论文如下：

1.        Qinghua Liu, Alice E.S. Sleightholme, Aaron A. Shinkle, Yongdan Li and Levi T. Thompson, Non-aqueous vanadium acetylacetonate electrolyte for redox flow batteries, Electrochemistry Communications, 2009, 11, 2312-2315

2.        Qinghua  Liu; Ye  Tian; Chun  Xia; Levi  Thompson; Bin  Liang; Yongdan Li,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 a single direct carbon fuel cell, J Power Sources, 2008, 185, 1022-1029

3.      Hongjiao Li, Qinghua Liu, Yongdan Li, A carbon in molten carbonate anode model for a direct carbon fuel cell, Electrochimica Acta, doi:10.1016/j.electacta.2009.11.015

回想起来，很是郁闷。我们的体制，为什么就不能够信任教授和新博士呢。博士论文盲审由行政人员定评审人，和由导师提名同领域值得信任的专家，那个更合适呢？导师参加答辩委员会有什么不利的呢？为什么不能答辩的当场把学位证书颁发给新博士呢？为什么我们不让新博士充满信心、斗志昂扬的离开学校呢？博士是大学给的最高学衔，要把新博士整得遍体鳞伤才是最高境界吗？

2009年12月17日于天南大联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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