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竺院士最新PNAS文章

　　

生物通报道：来自中科院上海生科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瑞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等处的研究人员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有关白血病疗法的最新发现，相关文章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杂志在线版上。

文章的通讯作者是中科院上海生科院陈竺教授，其1981年获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硕士学位，1989年获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博士学位。现任国家卫生部部长，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国家“973”计划首席科学家，国家“863”计划生物与现代农业技术领域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意大利热那亚大学名誉教授，国际血友病联盟成员，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HUGO）顾问委员会成员。

2008年陈竺教授与诸江教授等人在缺少活性病毒感染的一个生物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RIG-I诱导，并且通过实验证明这个重要的Rig-I诱导也在正常的髓细胞生成（myelopoiesis）过程中出现，并且小鼠中RIG-I基因的降解会引起进程性骨髓增生性失序（myeloproliferative disorder），而骨髓增生性失序最初主要是由于Rig-I −/− 髓样细胞（myeloid cells）这一本身的缺陷造成的。因此这一研究成果揭示了Rig-I在调控粒细胞的产生以及分化过程中的关键调控作用，为进一步研究维甲酸调控基因，以及白血病的治疗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这篇最新的文章中，研究人员发现，用砷和一种维生素A的组合治疗一种白血病可以治愈大多数患者达5年或更长时间。这些结果提示这种疗法可以提升为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的一线治疗方法。APL是骨髓白血病的一种亚型，白血病能影响白细胞。

在超过5年的时间里，陈竺及其同事对服用了全反式维甲酸和三氧化二砷的组合的85位患者进行了随访。这组科学家报告说 80%的患者在研究结束的时候得到了完全缓解。此前的研究证明了维生素A衍生物疗法的短期效果，但是这种疗法此前还没有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上进行研究。这组科学家没有发现患者的心脏或肺有任何相关的长期问题，也没有发现继发的癌症。治疗之后的2年，患者的血液和尿液砷含量远远低于安全限度，只是稍微高于对照组。这种疗法对于不同亚群的APL有效，而且比两种药物各自服用的效果更好。这组作者说它的高效低毒提示这种联合疗法可能被提升为APL患者的一线疗法。

（生物通：万纹）

原文摘要：

Long-term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ll-trans retinoic acid/arsenic trioxide based therapy in newly diagnosed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Jiong Hu, Yuan-Fang Liu, Chuan-Feng Wu, Fang Xu, Zhi-Xiang Shen, Yong-Mei Zhu, Jun-Min Li, Wei Tang, Wei-Li Zhao, Wen Wu, et al.

附：

我和丈夫陈竺的爱情

我和丈夫陈竺的爱情缘自实验室，准确地说，缘于我们的导师王振义教授的一句话。王教授曾经预言：“赛娟不逊于陈竺，不远的将来，好肯定也会成为一名院士。”

当时我和陈竺都是王教授带的研究生。陈竺是男子汉，对王教授的预言嘴上没说什么，心里想：看谁比谁强，走着瞧！

其实我的基础并不好。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从小喜欢看书的我初中没毕业就成纺织女工，直到1972年才有机会到大学读书，毕业后分到上海瑞金医院当医生。1978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刚恢复，我以第二名的成绩成了著名血液病专家王振义教授的研究生。后来才知道，所谓“第二名”其实就是最后一名，因一向要求严格的王教授只招两名研究生，另一个研究生——那个第一名，就是陈竺。

我和陈竺当时的全部想法，就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和资源来学习。陈竺长得挺不错，但话不多，挺深沉的。工作之余我有时想和他聊聊天，可他只知道埋头做实验，闲下来就看书，没有主动和我说话的意思。日子一久，我觉得我可是女孩子，你要不说话我也懒的开口，但并不代表我这个第二名应该向你认输。

后来和陈竺相处久了，我们之间的话也慢慢多起来，原来他是个挺风趣的人。永远留在我记忆里的是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我们工作完，教授因事离开后，我和陈竺坐在实验室门前的小院子里乘凉，喝着清茶，各自说着自己的过去。

那是我们工作外的第一次长谈。陈竺告诉我，他的起点也不高，条件甚至比我还差。他是69届的初中生，事实上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后来在插队落户时通过自学，也才得个中专文凭……

朴实、坦诚、勤奋……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发现我和他有着许多相同的特质，并被对方深深吸引，产生了难以言传的好感。渐渐地，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繁忙的工作和实验之余，陈竺管不住自己的眼睛了，有事没事都往我这边瞅，就连王教授都看出点名堂，常常轻咳一声，要他专注于实验，闹得我一个大红脸。

捅破了这层纸，陈竺胆子越发大起来，只要有时间和机会，他一定拉我去听音乐会，或到外滩散步。我没法拒绝，也不想拒绝……硕士研究生毕业那年，在收获学业成果的同时，我和陈竺的爱情也瓜熟蒂落，顺理成章地结婚了。

婚后，我与陈竺的父母、著名内分泌专家陈家伦和许曼音教授相处得非常好，关系一直很融洽，置身于大家庭浓浓的科研学术氛围里，非常温馨。记得当时，我们家形成一个习惯，白天上班，晚饭前后全家围在一起看电视新闻，边看边聊天，其乐融融；9点钟声一响，电视应声关闭，我们全家人个个忙碌起来，各自趴在一盏小台灯下，有的看书，有的写文章或备课，直到深夜……

我们家好几次被评为上海市卢湾区“读书乐之家”、“五好家庭”。

在多年的共同追求和生活中，我们夫妇间有争执，更有彼此深深的理解和支持。

有一次，陈竺因实验操作不慎，导致一个数据出现错误。事先陈竺并不清楚，兴奋之余他向外界通报了所谓的重要发现。事后陈竺非常痛苦，并想用辞职来处罚自己。当天晚上，我发现他的辞职报告后，真是心疼极了，因为只有我才清楚地知道，丈夫是多么爱自己的工作，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多么痛苦！

于是我和他聊了整整一个晚上。我们共同回忆起读书时的美好憧憬、研究开始时的艰苦岁月，实验失败时的痛苦反思，吸取教训后的振作重来……终于，陈竺解开了心结，撕掉了辞职报告。真的，一个坚强的科学追求者，有时候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那样无助；但丈夫更懂得，真正的好孩子更加知道如何改正错误，而不是逃避！

从此他以更加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投入到科学实验之中，不断涌现出新成果，再也没有出错——那块绊倒他一次的石头，没能将他第二次绊倒。

因为忙，在生活上我不能像许多贤惠勤劳的妻子那样体贴入微地照顾丈夫，这一直让我感到内疚。陈竺有高血压，身体一直不太好，特别是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后，工作更忙了，压力也更大，我们分开的时间也更多了。作为妻子，我最担心的是丈夫的健康，他太忙了，一个人在北京，生活上不能照顾自己。陈竺却总是安慰我：“上山下乡都去了，还有什么苦不能吃？没关系的。”

2004年初，我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丈夫那天一定也得知这个消息，我期待着第一封电子贺卡是丈夫发来的，因为当年教授预言我会成为院士，现在预言成真。丈夫的电子邮件果然如期而至，一句“祝贺你，你行！”让我满脸泪水。

我们实验室的爱情有了丰厚的回报，事业、家庭、理想……每一样都在朝更好的方向发展。在深感幸运的同时，我地更努力地工作，也会更热情地拥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