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益新院士新文章发现新标记

　　生物通报道：来自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肿瘤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发现了鼻咽癌血清诊断的一种新标记，这对于鼻咽癌的诊断和治疗具有积极意义。这一研究成果公布在《Journal of General Virology》杂志上。

文章的通讯作者是中山大学的曾益新院士，其1990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获博士学位。1992年－1997年留学日本、美国，1997年2月回国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原中山医科大学肿廇防治中心）从事肿瘤学研究工作。主要工作围绕恶性肿瘤的发病机理进行，在鼻咽癌的遗传易感性及抑癌基因的信号传导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为阐明恶性肿瘤的发病机理提供了新的认识。同时，他在抗癌药物研究也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在国际肿瘤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并获得国际专利。

长期以来，Epstein–Barr 病毒（简称EB病毒）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某些严重疾病以及肿瘤的致病因子，它与许多疾病的发生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因而一直倍受关注。

之前的研究显示，IgA 和（或）IgG对几种不同的EB病毒的不同反应有利于鼻咽癌NPC的诊断，但是不同抗体对gp78的作用至今并未进行相关研究。

在这篇文章中，研究人员利用Luminex的multi-analyte profiling (xMAP)技术，分析抗体对gp78合成多肽的反应（样品包括95位鼻咽癌病患样品和91个阴性对照），结果研究人员发现NPC针对的IgA-gp78特异性是71％，而IgG-gp78则是73％。

之后研究人员还通过一系列组合方式进行研究，最后确定针对EB病毒的gp78的抗体是一种对于鼻咽癌xMAP技术检测血清诊断的新标记，这对于鼻咽癌的诊断和治疗具有积极意义。

（生物通：万纹）

附：

中科院院士曾益新谈博士后制度改革

1983年3月和1984年5月李政道博士两次给邓小平写信，建议在中国实行博士后制度，以吸引留学人才回国。1985年7月国务院正式发文批准实施博士后制度。

此后23年间，中国先后招收了四万多名博士后，这些顶尖人才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贡献。但随着中国科技体制的进步，现行的博士后管理模式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已到了需要彻底改革的时刻。

从2006年起，中国科学院就立项研究博士后管理制度改革，北京大学童坦君、方精云和中山大学曾益新等三位院士承担了此课题。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三位院士向中科院提交了研究报告。

南方周末记者就此专访了调研报告主要起草人曾益新院士。

南方周末：我国博士后制度与欧美等国有何区别？

曾益新：欧美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博士后制度大体差不多，以美国的博士后队伍最为庞大、制度最为完善、创新能力最强，它并非产生于本土，而是借鉴了英国研究员制度和德国无薪俸讲师制度。但是它很快融入美国教育制度和社会文化，并彻底改变了大学的职能与角色。

美国无论科学家还是政治家都意识到博士后队伍是国家的一笔重要财富，保留住最强的博士后队伍能进一步推动国家的科学发展，保持其在国际上的科技领先地位。

美国每个大学平均拥有272位国际博士后，主要来自亚洲、俄罗斯和西欧。亚洲国家又以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为多。这些博士后，为美国科研做出了巨大贡献，已经成为科研的主力军。

中国1985年虽然也建立了博士后管理制度，但这套制度是计划经济背景下的产物，程序繁琐，限制很多，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实施的新时期，已经不能适应科技创新的需要。

南方周末：这些不适应目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曾益新：博士后队伍规模太小，我国虽然有四万多人经过博士后训练，但总体人数太少。美国2004年在岗的博士后总数就达五万多人，比我国二十多年来招收的总数还多。

美国在生物化学领域，80%的博士拿到学位后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2004年我国在读博士生为165600人，从事博士后研究人数仅为博士生的7.4%。

我国很多大学和研究所在招聘人员时并不看重有无博士后的经历，研究生毕业就可以正式就业，自然就不会去申请博士后训练了。其次，现在我们招收博士后的单位必须经过审批成为博士后流动站，而且只有博导才能招收博士后，其中审批手续比较复杂，招收的时间不灵活，合作导师的自主权不大，经费来源不充足，结果许多科研项目往往招不到合适的博士后。

对博士后而言，由于待遇与平时工作表现并不挂钩，结果许多人把进博士后工作站作为跳板，并不是安心搞研究。去年，我们在北京召开论证会的时候，许多教授在会上就表示不愿意招博士后。

博士后的待遇也是一个问题，加上家属工作安排、子女上学等麻烦，也导致优秀博士毕业生不愿意留在国内做博士后。

这些弊端极大地阻碍了博士后队伍的发展，使得中国高校科研一线主力是硕士生和博士生，这实际是用新兵和别人的老兵较量。较量的结果可想而知。

南方周末：美国对博士后的定位是不是和中国不太一样？

曾益新：在美国，研究人员想获得副教授或相应的职位，通常需要博士后训练外加数年工作并取得较好业绩，一般要在获得博士学位8年以上，而我国由于博士后训练还没有常规化，通常是博士毕业两年就可以申报副高级职称，导致许多单位人才结构呈高级职称人员多于中级职称人员、中级职称人员又多于初级职称人员的所谓倒金字塔这样不合理的结构。

现在社会普遍对博士后的定位认识模糊。部分单位和人员依然把博士后看作新的“学位”或“准学位”，这是不对的。

我们必须意识到博士后制度要起到筛选、培训优秀的高校师资和研究人员的作用。博士后与研究生培养方式不同，研究生制度以学习和培养为主，博士后制度却是培养与使用相结合，注重在使用中培养。

南方周末：你觉得该从何处入手调整这项制度？

曾益新：最基本的还是意识问题。一定要明确我国博士后队伍作为科研骨干和生力军的地位，“从学生到独立”和“培养加使用”的性质，大力倡导大学和研究所在招聘正式工作人员时优先考虑具有博士后经历者。

在此之上，国家要增加投入，营造更好的环境和氛围，吸引更多的国内和国外优秀博士毕业生进入博士后队伍，扩大我国博士后队伍的规模。

南方周末：据我们了解，许多教授对博士后管理制度中的审批制有争议，你如何看待？

曾益新：我们建议主管部门要放权，把招收博士后的权力下放给各种科研项目的负责人。取消博士后流动站的评审。

博士后招收工作应该坚持“项目为基础，合作导师为核心”的基本原则。“项目为基础”是指博士后进站应依托重要科学研究项目。

“合作导师为核心”就是说，只要是大学或科研单位，包含企业的研发机构在内，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并承担科研项目的研究人员，根据需要，经所在单位批准，就可成为合作导师，自主招收博士后，并对待遇、聘期等具有决定权。

南方周末：主管部门对资金投入又该如何配合？

曾益新：经费来源多元化与投资主体多元化是博士后管理制度改革的必经之路。

美国博士后的费用，主要是来源于基金会直接拨付的科研项目经费，所以美国的科研项目申请书中都会有博士后人员费用的预算。也有各种渠道设立的博士后基金，供全世界的博士毕业生申请，以吸引优秀人才。

目前，国家及地方政府设立的各类科研项目基金中，应增加与之配套的博士后人员经费预算，用于项目负责人招聘博士后的津贴及其他福利支出。用于含博士后在内的人头费用一般不超过总项目经费的30%。在目前科研项目经费支持力度普遍较小的情况下，鼓励各招聘单位用各种方式与合作导师分担费用，为博士后提供经费、住房、购买保险等。

我们还建议各级政府增加对博士后经费的投入，将新增加的经费和原来用于博士后的经费转为设立博士后基金，主要用于博士后津贴，而非研究经费，面向全世界公开招聘博士后到中国从事博士后研究。申请人可以先行联系好合作导师，也可以在获得基金资助后再联系合作导师。

此外，还要鼓励企业独立或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根据研究需要，招聘博士后开展研究工作。鼓励企业、慈善团体和各种民间机构用各种方式设立博士后基金。

南方周末：对于提高博士后待遇，你的具体建议是什么？

曾益新：在美国，关于博士后待遇没有统一规定，差异较大。但一定有基本的社会和医疗保险，大多数学校则规定了博士后最低工资标准，具体起薪由教授与博士后商定，然后再根据工作情况，每年有不同程度上调。基本上博士后研究人员都能得到较好的报酬，一般2万－4万美元年薪，以维持一家人在美国的生活，但比正式就业人员如助理教授低一些。

我们建议国内博士后最低津贴每月为5000元，各地可根据实际消费水平适当调整，原则上应略高于当地讲师或助理研究员的薪酬。

博士后的津贴应包括房租等生活费用。所在单位如有条件，可以提供廉租房源；国家也可投入经费建设博士后专用公寓。

原文摘要：

Antibodies against Epstein–Barr virus gp78 antigen: a novel marker for serological diagnosis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detected by xMAP technology

Immunoglobulin (Ig) A and/or IgG reactivities to several Epstein–Barr virus (EBV) antigens have been used to facilitate diagnosis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However, antibodies against gp78, an EBV membrane glycoprotein, have not been examined to this day. In this study, we utilized Luminex multi-analyte profiling (xMAP) technology to analyse antibody responses to a synthetic peptide of gp78 in sera samples from 95 NPC patients and 91 healthy controls. Our results showed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IgA-gp78 for NPC diagnosis were 79 and 71 %, respectively, while those of IgG-gp78 were 74 and 73 %, respectively. The IgA and IgG responses to different EBV antigens were not identical within an individual and IgA-gp78 and IgG-gp78 could be complementary to antibodies against viral capsid antigen (VCA), the diffused early antigen (EA-D) and the nuclear antigen EBNA1 for NPC diagnosis. When the six EBV parameters for NPC prediction, i.e. IgA-gp78, IgG-gp78, IgA-VCA, IgA-EBNA1, IgA-EA-D and IgG-EA-D, are combined, the combined predictors were able to reach overall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91 and 95 %, respectively. Thus, simultaneous detection of these EBV serological markers could improve the predictive values of NPC using xMAP techn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