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篇文章挑战权威 修正理论

　　

生物通报道：所谓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原有理论的一种挑战，这种挑战有利于科学研究的持续发展，近期有两项研究就修正了原来权威理论。

第一篇文章来自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分子生态学和进化研究组的研究人员运用分子生态学的研究手段，从多个独立微卫星DNA位点对覆盖飞蝗中国分布区的25个样点的1300多个标本进行了综合分析。这项研究成果一方面验证了飞蝗经典分类的一些结论，另一方面则指出了对由Boris Petrovitch Uvarov (1889-1970)（被学界誉为“蝗虫之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建立的关于东亚飞蝗的有关权威观点进行修正的必要性。

飞蝗是一种重要农业害虫，具有很强的迁飞能力，其分布区比任何其他蝗虫都更广阔，几乎覆盖了东半球的整个温、热带地区。然而，基于生物学或形态学差异，飞蝗仅在中国就鉴定出了三个亚种，而在世界范围内则存在至少九个亚种——这跟其迁飞能力是相矛盾的，学术界对此也一直存留争议。

张德兴教授的研究团队运用分子生态学的研究手段，从多个独立微卫星DNA位点对覆盖飞蝗中国分布区的25个样点的1300多个标本进行了综合分析。他们发现，尽管飞蝗具有很强的迁飞扩散能力，中国的飞蝗确实分为北方种群、南方种群和西藏种群三个具有显著遗传差别的种群，但是与传统认识不同的是，广布于中国中、东部的飞蝗并非东亚飞蝗，而是应隶属于亚洲飞蝗亚种。他们的研究成果一方面验证了飞蝗经典分类的一些结论，另一方面则指出了对由Boris Petrovitch Uvarov (1889-1970)（被学界誉为“蝗虫之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建立的关于东亚飞蝗的有关权威观点进行修正的必要性。

该研究团队还进一步分析了飞蝗在中国形成和维持三个具有显著遗传差别的种群的原因，指出：历史生物地理学因素可能是导致形成这三个地理种群的关键原因，特别是更新世冰期-间冰期旋回事件，使得飞蝗种群退缩到不同的避难地并发生适应性分化，现今的种群是气候和生态条件恢复后重新建群的结果；而飞蝗中国北方种群很可能是在末次冰期后由中亚的避难地扩散而来。他们还指出，尽管飞蝗的迁飞扩散能力非常强，但适应性差异使得三个飞蝗种群能够维持它们目前的分布格局。这些关于中国飞蝗的研究结果无论对于飞蝗研究还是对中国的动植物群体的谱系生物地理演化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它揭示出生物的演化历史对于塑造具有很强扩散能力的物种的种群分化和分布模式的重要性；又如，鉴于我国东部地区的飞蝗和蒙新高原及东北的飞蝗共同组成北方种群，因而共同构成了一个地区间可进行广泛基因交流的遗传群，在全球变化气候逐渐变暖的趋势下，飞蝗有逐渐向北扩散的可能，东北地区将会逐步具有飞蝗大发生的所需要的必要气候条件；而相比之下，南方种群（如海南的飞蝗）对于华北地区的影响则可能较小。

另外一篇发表于Nature的文章中针对了之前的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模型：一旦一个信使RNA（mRNA）完成其工作，一旦其遗传信息被核糖体转变成一种多肽，它就会经历一个降解过程。关于这一过程的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模型认为，“耗尽的” mRNA首先在3\'-端被脱去腺苷，然后5\'-端的“盖子”被去掉，使得该聚合物易受一个从5\'-端到3\'-端的核酸外切酶的影响。

重要的是，过去人们认为，这一mRNA不再与核糖体相关，而是存在于所谓的“细胞质处理小体”（ P bodies）中，即细胞质中含有高浓度RNA处理酶的区域中。一项新的研究表明，这一观点是不准确的。相反，降解是当mRNA仍然与积极进行翻译活动的核糖体相联系时发生的，而且被束缚在一个不含核糖体的状态并不是mRNA开始降解的一个先决条件。这种“共翻译降解”可以实现高效解体，同时让最终的翻译核糖体完成其合成工作。